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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更没有把握地说）这些人将会被处决！命令里甚至号召囚犯们起来谴责匪徒们并同他们进行斗争！……
囚犯听完传达之后，各自暗笑着散去。“劳改营军官们不敢把政治性的东西称为政治性的（虽然三十年来一向是不管侦查什么案件都任意扣上“政治”帽子的）。这使我们感到了他们的虚弱。
这确实是虚弱！把运动称为匪徒行为，这实际上是他们的一个诡计。这样一说，劳改营当局就没有责任了。否则，它怎么竟然使得劳改营里发生了政治运动呢！？这样说的好处和必要性是大家都能理解的，因而上面也开始使用这种提法了：从州内务局和劳改营管理局到劳改营管理总局和内务部本身都是这么说。一个非常害怕公开报道消息的制度必然会喜欢同样地欺骗自己。如果被杀死的是看守或军官，那他们就无法回避适用第五十八条第8分条《恐怖行动》，不过，那他们也就可以很容易地判处枪决了。现在，他们看到另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可以把特种劳改营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描绘成“狗咬狗的战争”（“母狗战争”），这是震撼过整个普通劳改营的，也是由古拉格群岛的领导当局自己发动起来的战争。
“狗咬狗的战争”值得在本书中单独写一章，但为此还需要收集许多材料。我只好请读者去阅读瓦尔拉姆·沙拉莫夫的研究报告《罪恶世界随笔》，虽然那里面写得也不够全面。
简单地谈谈吧。“狗咬狗的战争”（“母狗战争”）大约爆发于一九四九年（经常发生的小偷与“母狗”〔狗腿子〕之间个别人的互相残杀又当别论）．一九五———一九五二年间曾大打特打。那时，盗贼世界分化为各色人物的小集团：除了纯粹的小偷和“狗腿子”之外，还有：不择手段派（“不择手段的窃贼”）、所谓“马赫诺分子”、大捞派、酿酒派、“小红帽”、魔手派、带棍派以及其他种种。
到了五十年代那个时期，劳改营的领导苏门已经不大相信那绝对正确的理论所教导的改造刑事犯的办法了。因此，它似乎下决心要摆脱这一负担，于是它便开始玩弄“分而治之”的手段：忽而支持这一派，忽而支持另一派，利用受支持的派别的刀子去干掉另外一些人。这种屠杀曾公开地、大规模地进行。
后来刑事惯犯中的凶手们也学会了对付办法：他们或者借他人之手杀人，或者亲自出马，事后强迫别人承担罪责．一些年轻的普通犯人和当过兵或者当过军官的人，在可能被杀的威胁下，不得不把别人的杀人罪承担下来，从而按第五十九条第3分条“匪徒行凶罪”被判二十五年徒刑。而那些盗贼团伙的头头们却在一九五三年依据“伏罗希洛夫”大赦令像没事人一样释放了。（不过我们也不必进住：后来他们又一次次地进了监狱．）
当我们的报刊上又掀起一阵风，并且刊登一些奢谈改造的多情故事时，字里行间偶尔也会透露一些关于劳改营残杀事件的消息（当然是十分模糊不清而且不真实的）。这些消息中往往故意地（为了对历史进行隐瞒）把“狗战”和特种劳改营里的“屠宰”以及其它一些原因不明的杀人混为一谈。劳改营题材是大家所感兴趣的，人们都贪婪地阅读这类文章，但是从这些文章里却什么也弄不懂（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写这些文章的）。例如，一九五九年七月《消息报》上就发表过一篇疑点百出的所谓记实性中篇小说，出自记者加利奇之手。里面说，主人翁科西赫从劳改营里写了一封长达八十页打字纸的申诉信，感动了最高苏维埃。（第一，请问，科西赫哪里来的打字机？是从行动人员那里借来的吗？第二，谁会去读这长达八十页的东西？还没有看完第一页就该打呵欠了。）并且说这个科西赫曾被判刑二十五年，是由于在劳改营里的案件被第二次加刑的、那么究竟是由于劳改营里的什么案件？为了什么增加刑期的？说到这里时作者加利奇表现了我国新闻记者的一般特点：含糊其辞，叫人摸不着头脑。读者不明白：科西赫究竟是在狗咬狗的斗争中杀了人，还是犯了杀死眼线的政治性杀人？但是，问题也就发生在这里了：如今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人们把一切杀人都混为一谈，统统称之为匪徒行为。请看这家中央报刊是如何科学地解释这一点的吧：“贝利亚的走狗们（是啊，一切都往“大灰狼”身上推吧，总不会错，大灰狼什么都能承担下来！）当时在劳改营里掌握着权力。（当时？那么在这之前呢？现在呢？）那些本来应该认真执法的人却用自己的肆意妄为代替了严明的法律。（怎么回事？违背唯一的指令？谁敢这样做？）他们千方百计地在囚犯之间排技山间，制造仇恨（着重点是我加的，这句话倒是实话。———作者注）（利用眼线的办法当然也包括在这个提法之内了）。那是一种畸蛮的、无情的、人为地煽动起来的仇恨。”
想用判刑二十五年的办法来制止劳改营里的杀人事件，自然是办不到的，因为杀人者本来就已经被判二十五年了。于是，－九六一年又颁布了新命令：在劳改营里杀人者处死刑，当然也包括杀死眼线的人在内。赫鲁晓夫发布的这条命令倒是斯大林时期的特种劳改营所需要的。
他们就是这样给自己涂脂抹粉的，但是因此也就失去了枪毙劳改营内的凶手的权利，也就是说，不可能采取有效的对应措施了。他们无法制止这场越演越烈的运动。
发布的命令没有奏效。囚犯们并没有代替自己的主人去进行谴责和斗争。因而劳改营当局便采取了第二项措施：对整个劳改营实行惩戒管理制度！这意味着，所有日常的自由时间，即除开劳动之外的全部时间，包括星期天，我们都必须像在监狱里一样被镇在屋里，必要时使用马桶，饭也在工棚里吃。人们用大桶把粥和烂菜汤送到工棚里来，食堂里空无一人。
这个办法使人很难忍受，不过，它没有继续多久。我们在工地上完全变得做做散散了。不久，煤炭托拉斯叫了起来。更主要的是这给看守们增加了一项额外负担：他们现在不得不经常在劳改营里拿着钥匙从这头跑到那一头，一会儿要给倒马桶的卫生值日开门关门，一会儿要开饭，一会儿又要把病人押送到卫生所去，再从卫生所押回来……
劳改营当局原来指望我们受不住这种严格的制度，因而会恨那些杀人者，把他们招供出来。但是我们大家都有精神准备，认为忍受一下还是值得的。当局的另一目的是：现在每个工棚总是关着，这样就可以防止囚犯跑到别的工棚去杀人，而本工棚里的人总是容易找到的。可是，又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又是一个凶手也没有找到，大家还是都“没看见”，“不知道”。接着又在工地上把一个人的脑袋打了个窟窿。这就更是关闭工棚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了。
惩戒制度废除了。又想出另一个办法：修建一道“万里长城”——一道大墙。这道墙的厚度是两块土坯长，高四米，就修在劳改营区中部，用它把营区分割为两部分，但暂时先留下一个豁口。（这个计划适用于全部特种劳改营。其他许多营已经把整个营区部分割成若干小区了。）这道墙对于外部的村庄毫无防护意义，因而托拉斯不会支付这笔建筑费用，所以整个建筑的担子全落在我们这些囚犯身上：制作土坯．翻晒土坯，搬运、糊墙等全部工作都要我们在星期天和下工回来之后的时间（夏天天长）完成。我们十分讨厌这道墙，明知当局叉在准备某种卑鄙勾当，可是不能不干。我们得到解放的程度还很小啊，只是头脑和嘴巴解放了，从肩膀直到月间整个身手仍旧和从前一样陷在奴隶的泥潭中。
发布恐吓命令、实行惩戒室制度、修境——这都是一些粗暴措施，完全符合监狱里的思维方式。可是，突然，怎么啦？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想到的事：开始把一个又一个作业税则到摄影室去，给每个人拍照片，态度客气，而且不是让你戴着那个狗脖套一般的号码拍照，不要求你一定把头摆成固定的角度，而是请你随便坐下，随便摆个什么姿势，愿意怎么照就怎么照。那些爱劳动的人们还听到了文化教育科长“不小心”据出来的一句话：照像是“为了办理证件”。
办理什么证件？囚犯需要什么证件？……一种兴奋的心情在囚犯们中间传开了：会不会是为了解除看管在准备出入证？会不会是……？也许……？
有一个回家度假的看守回营了。他（当着凶犯们的两）大声对别的看守说，旅途中他看见过好几列火车，满载着释放回家的人，被释放的人们用标语和绿树枝把列车装饰起来，高高兴兴回去了。
天啊！心脏在激烈地跳动！是自，早该如此嘛！战争结束后本来应该先从这件事做起的！莫非终于开始做了吗？
还听说有人收到了家信，说他的邻居已被释放，现已回到家里！
忽然，有一个已经拍过照片的班被某个委员会传去谈话。要求一个人一个人地进去谈。斯大林的照片下面摆着铺了红布的桌子，桌旁坐着几位劳改营军官。但不仅是他们，另外还有两个在劳改营从未见过的陌生入，一个哈萨克人，一个俄罗斯人。这些人庄重地坐在桌旁，面带微笑，在填写着什么表格：姓、名、父名、一出生年月、’出生地，接下去不是囚犯已经习惯回答的触犯刑法多少条、判刑多少年和刑满日期，而是详细的家庭状况。妻子、父母、有无子女、子女的年龄、现住何处、住在一起还是分居。所有这些全都记下来了！……（委员会的成员还时而提醒记录人员：把这点记下来！把这个情况也写下来！）、讯问的问题很奇怪，触及人的痛处，但又令人愉快！听到这些问题，连那些已变成铁石心肠的人也很不得大哭一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听到的一直是那不连贯的嚎叫声：犯哪一条？利期？判决机关！？突然，这么一些和颜悦色、严肃认真、通情达理的军官坐在你面前，慢条斯理地、以同情的口吻（是的，正是以同情的口吻！）询问你隐藏在心灵深处的东西，而这些东西连自己都不敢去触动它，有时躺在床上和邻床的人说上一，两句，或者一两句也不敢说，……这些军官（对呀，去年十月革命节前夕不就是这个军官把你的全家照片没收掉，给你撕得粉碎吗！你忘了？现在原谅他了？），这些军官现在听到你说妻子已经改嫁，父亲已经衰老，已不指望今生能看到儿子时，对你深表同情地叹着嘴，他们互相交换一下眼色，摇摇头。
是啊，这些军官不是坏人，他们也是人，只是因为他们担负的这种狗差事才……各个项目都已填完，最后对每个人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嗯，那么你B已希望住在什么地方呢？是你父母住的地方，还是你从前住的地方？……”
“什么？我……就住在第七号工棚呀……”囚犯睁大眼睛回答说。
“这我们当然知道！”军官们笑了。“我们是问。你希望住在什么地方？比方说吧，假如把你释放了，那么给你的证件上该填你要在哪儿落户呢？”
囚犯感到天旋地转，眼前是阳光、彩霞……他的头脑懂得，这是梦，是童话，这不可能，他的刑期是十年或二十五年，什么也没有改变，他满身泥土，明天还要被赶到工地去劳动。但是几个军官，包括两名少校，却明明坐在面前不慌不忙地、深表同情地继续在问：
“你到底想上哪儿去，上哪儿？你倒说一个地方呀。”
囚犯的心脏跳得更快了，一种感激的暖流流遍周身。于是他就像个羞红了脸的男孩要说出自己心爱姑娘的名字似的，说出了内心中的秘密，说出了如果他不再是身带四块号码的、可诅咒的囚犯的话，他希望在什么地方度过自己的余年。
军官们把这个地点也记下来了！命令叫下一个人进来。而头一个人便疯人似地跑到走廊里，急不可待地把刚才的事情讲给同伴们听。
队里的人一个接一个被叫进屋里，回答友善的军官们提出的问题。五十个人中间只有一两个人苦笑了一下，回答说：
“呆在这个西伯利亚一切都很好，只是气候热些。能不能把我送到北极圈内去？”
或者说：
“请您这样写上：我生在劳改营，也要死在劳改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地方。”
军官们就这样同两三个班谈了话（全劳改营共有二百个作业班）。劳改营的囚犯兴奋了好几天：他们有的还争论呢！尽管一半人从未相信这一套。这种时候过去了！委员会后来再也没有找人谈话。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