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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中召集来的新兵——巴什基尔人、布里亚特人、亚库特人。但大多数士兵则是些漠不关心的人。他们只是默默地服从，执行自己的任务，他们最喜欢的是撕月份牌，最盼望的是邮递员送邮件来的时刻。最后，也有一些好小伙子，他们同情囚犯，认为他们是遭到不幸的人。而且，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我们的职务在人民群众中是不受欢迎的，所以回家度假时一般都不穿制服。”
弗拉季连还用自己的经历来说明了他的这些想法。这是他做得最成功的地方，尽管像他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其实，弗拉季连之所以被分配到警卫部队，是由于懒惰的特别处的疏忽。他的继父沃伊尼诺原是个老干部，从事工会工作多年，一九三七年被捕。他母亲因此被开除了党籍。他的生父当时是全俄肃反委员会属下的一个旅长、一九一七年入党的党员，这时他便急忙宣布和前妻以及儿子完全断绝关系（这样他总算勉强保住了党票，但还是丢掉了内务部部队的将军军衔）。弗拉季连的母亲为了洗刷自己的污点，在战争期间自愿成为供血站的供血者；（没关系，她的血不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可以输用！）弗拉季连本人“从儿童时期就憎恨戴蓝滚边帽子的内务部军人，可是现在这蓝滚边帽子却戴到自己头上了……在我的幼小的心灵上深深印下了那个可怕的夜晚的情景——一些穿着和父亲一样制服的人们粗暴地在我的小床上乱翻乱扔的情景。”他在信中还说：
“我不是个好警卫战士：我同囚犯们讲话，也替他们办事。我有时就把枪放在他们的烤火堆旁，替他们到小卖部去买东西或替他们把信投入邮筒。我想，在独立劳改点里，在普罗梅朱托契娜娅、梅萨柯尔特、帕尔玛等处，人们一定还会记得我弗拉季连这个卫兵的。囚犯作业班班长有一次对我说；‘请你留心观察人们，倾听一下他们的苦衷吧，那你就会明白……而我本来就是把这些政治犯当作自己的爷爷、叔叔和阿姨看待的……我实在厌恶那些军官们。我发牢骚，生气，我对射手们说：‘他们才是人民的真正敌人呢！’因为这些事，因为我不服从命令（“怠工”），因为我同囚犯什1讲话，他们就开始审查我了……那个细高个子中尉萨穆京……打我嘴巴，因为我不肯签署关于囚犯信件问题的供词，他就用石制吸墨器砸我的手指。我可是个二级拳击手呀，我能玩三十公斤的哑铃！假如这个瘦猴在拳击场上遇到我的话，哼！……但是，当时有两名看守按住了我的胳臂……不过，这个时候审查我的人已经顾不得我了：那正是一九五三年内务部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时候。最后，没有给我判刑，但却给我发了一张无法找到工作的‘黑籍证’——上面写明我是根据第四十七条丁项被革职的：‘由于极端的无纪律性以及粗暴地破坏内务部条例，被内务部机关革职。’这样，我在警戒营的禁闭室里挨冻和遭受毒打之后，被抛上回家的路……一路上多亏一位获释的作业队长阿尔森照料了我。”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警卫队里的一个军官要想对囚犯们表示一点点宽容的话，他会怎么样？他只能当着士兵的面或者通过士兵才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他要在别人都怀有仇恨的情况下这样做。这自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他自己也会觉得“不好意思”。何况，即使他这样做了，也会有人马上去告密。
制度就是这样的！
北极星书库（ebook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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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营区的土地在燃烧
不，令人惊奇的不是劳改营里没有发生过骚乱和暴动，而是骚乱和暴动毕竟还是发生过。
这些骚乱和暴动，也像我们历史上一切不合人心意的东西那样，也就是说，像占全部历史真实事件的四分之三的事件那样，已经被人们仔细而巧妙地阉割、缝合、修饰、加工过了；骚乱的参加者早已被消灭，聪明的见证人们都吓破了胆，而镇压者写给上级的报告也已被焚毁或隐藏在二十层的保险柜里了。因此，发生在十年或十五年前的这些暴动如今已经变成了神话。（人们说：根本没有存在过什么耶稣、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这种说法难道还令人奇怪吗？那已经是几千年前的事了嘛！……）
等到这些事件已经不再会使任何一个活人激动的时候，就有可能允许历史学家们去研究那剩下来的一点点文件了；于是，考古学家们在某个地方用铁锹挖两下，在化验室里烧一点什么东西，到那时，这些暴动的日期、地点、经过概况及其领导人的姓名就会渐渐地清楚了。
那里面也会包括最早爆发的事件、例如，一九四二年一月在乌斯特乌萨附近的奥施库里耶施工场地发生的雷丘宁事件。据说，雷丘宁原是个自由雇佣人员，还是这个施工场地的主要负责人。他向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和犯第七条35款的社会异己分子们发出号召，召集起二百名左右志愿者，解除了由自卫队员组成的警卫队的武装，夺取了一些马匹，逃进森林去打游击。后来他们逐渐被消灭。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天当局还在借口与“雷丘宁事件”有牵连而逮捕一些毫不相干的人。
也许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不，那时已经不是我们了！）会了解一九四八年在五0一工程（修建西瓦亚玛斯卡—萨列哈尔德铁路的工程）工地上发生的神话般的暴动。那次暴动之所以像神话，是因为各个劳改营的人暗地里都谈论它，可谁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另外，还因为它不是发生在有这种群众基础和情绪的特种劳改营，而是发生在普通劳改营，那里的人是被眼线们所离间、被刑事犯们压倒了的，连他们作为政治犯的权利都受到唾弃，他们甚至不相信囚犯还可能暴动。
据传说，整个事件都是原来的（不久前的）军人发动的。按理，也只能是这样。如果没有这批人，全部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就等于一群没有血肉、没有信念的乌合之众，而这批年轻人（几乎全不到三十岁）是些什么人呢？他时曾是苏军野战部队的军官和士兵；被敌人俘虏过的军官和士兵；以及在弗拉索夫部队、克拉斯诺夫部队或其他民族部队里干过的原被俘人员；当年这些人曾在战壕的两边对峙，互相作战，而今，在这劳改营里，他们被共同遭受的压迫联结在一起。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转战于各条战线的青年人能够很好地运用现代步兵战术，懂得怎样掩蔽和消灭巡逻队，他们到劳改营后还没有被分散开，而且在一九四八年当时他们仍然处在战争的全部惯性支配下，并且保持着自信心。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为什么像他们这样一些年轻人应该整营整营地驯顺地死去？甚至逃跑在他们眼里也是一种不彻底的妥协办法，有点像单个人的开小差。他们认为应该共同斗争．
一切都考虑好了。由某一个囚犯作业队首先开始了行动。据说为首的叫沃罗宁，他从前是个上校，只有一只眼睛（也有人说他刚沃罗诺夫）。人们还提到一个叫萨库连科的坦克兵上尉。他们打死了警卫人员（当时的警卫人员和现在的恰恰相反，他们不是正规部队士兵，而是后备队，预备兵）。接着便去解放其他几个囚犯作业队。他们攻占了警卫部队驻扎的小村庄，从外部向本劳改营营区发起攻击，解除了了望塔卫兵的武装，打开了整个隔离区的大门。（这时立即发生了必然的分裂：隔离区的大门全打开了，但大部囚犯并不向门外跑。囚犯中有些人刑期不长，他们根本没有打算暴动；也有根据所谓“八七”法令和“六四”法令被判十年至十五年的，但他们也不想受到适用第五十八条的判处。囚犯中也有犯第五十八条的，但有些人宁愿忠心耿耿地跪着死去。也不想站起来救人。而那些冲出大门的人也不全是想帮助起义者的；还有一些刑事惯犯，他们立即高高兴兴地跑到自由工人村庄抢劫用物去了。）
起义者们用自卫人员的武器武装了自己（被消灭的警卫人员后来全埋葬在科契马斯基地），他们又攻占了邻近的一个劳改点。然后决定联合起来去攻打相距只有六十公里的沃尔库塔市。但是，谈何容易！空降伞兵部队切断了去沃尔库塔的道路，超低空飞行的强击机向起义者猛烈扫射，他们只有四散清逸。
接后便是审判、枪毙、判刑二十五年或十年。（顺便也给许多没有参加行动而留在劳改有的人“刷新了”刑期。）
十分明显，从军事上看，他们的起义是毫无希望的。但是，谁能说慢慢地消瘦，慢慢地死去更有希望呢？
其后不久就建立了特种劳改营。大部分犯第五十八条的囚犯被挑选出来了。但是，这又怎么样呢？
一九四九年在别尔拉格特种劳改营的下河图里亚赫分部发生过一次大致相同的事件：解除警卫人员的武装，缴到七八支冲锋枪，从外部向劳改营展开进攻，击溃警卫队，切断电话线，打开劳改营大门。这一次，劳改营里可全是身上佩带号码的、带有烙印的、注定要毁灭而毫无希望的政治犯了。
可是，结果呢？
囚犯们也没有冲向大门……
带头暴动的人固然已经无可丢失，他们变起义为逃跑，分批向梅尔加方向逃去。他们在埃里根—托斯勘附近受到部队和小型坦克的堵截（指挥战役的是谢苗诺夫将军）。
暴动者全被打死。
记得有个谜语：世界上什么最快？谜底是：思想！
这是对的，但又不对。思想，它有时也很慢，啊！简直慢得很呢！人，人们，社会，对于自己所遭遇的事情，对于自己的真正处境，往往要经过艰难的道路，而且往往是很晚，才能有所认识。
斯大林把犯第五十八条的人赶往特种劳改营的时候，他几乎是在得意地显示自己的权力。本来这些人已经被他十分牢靠地看管起来了，但他却还要施展诡计，想控制得更好。他指望特种劳改营会使这些人更害怕。结果适得其反。
斯大林在世时制定的整个镇压制度的基础，是将心怀不满的人们隔离齐；不让这些人彼此见面；不让人们知道总共有多少这样的人；使全体人民（包括心怀不满的人本身）都相信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心怀不满的人，有的只是极个别的心灵空虚、怀恨在心、注定要灭亡的孤独的个人而已。
但是，在特种劳改营里这些心怀不满的人却成千上万地集在一起了。他们数了数，而且他们明白了：我们这些人的心灵远远不是空虚的，而是具有对生活的崇高认识；这些人对生活的认识远比那些看管和出卖他们的人高尚得多，远比那些极力证明这些人为什么应该烂死在劳改营里的“理论家”们高尚得多。
特种劳改营的这个新情况起初几乎并未引起任何人注意。表面上似乎一切都是普通劳改营的继续。不错，一向构成劳改营体制和管理当局的支柱的刑事犯渐渐不那么神气了。但是，看守们的加倍凶恶和强管棚面积的不断扩大却似乎又补足了这方面的削弱。
可是，有一件事值得注目：随着刑事犯之有所收敛，失盗现象消失了。如今人们已不再用怀疑的目光，而是用亲切的目光看着身旁的人了。我说，朋友们，我们也许确实够得上是……政治犯吧？……
如果是政治犯，那么，躺在床上或坐在小队的火炉旁时，我们之间的谈话不是可以更随便些吗。当然。得瞧瞧周围，看看旁边站的是谁。其实，管他呢；让他听着好啦，反正已经判了二十五年，还能怎么样？
从前，整个劳改营的心理状态是：今天你死吧，我还要活到明天；反正找不到正义和公理；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而现在，这种心理状态开始消失了。为什么找不到？为什么将来还会如此？……
囚犯作业队里的窃窃私语的内容开始改变了：人们不再谈每人的口粮多少，不再议论烂菜汤，而是谈论一些在外界无法听到的事情，而且这些议论越来越随便，越自由，越大胆了！这时，队长们也突然意识到他的拳头已不再具有左右一切的力量：有些队长的拳头根本就抢不起来了，另外一些队长抢拳头的情况也越来越少，不那么有力了。有时候队长也会放下架子，坐到旁边来听一听，跟着说上几句。这样，队里的人便开始把队长也看作自己的伙伴了：他也是自己人！
队长们经常要为各种小问题去生产计划处或会计室：商量给谁减不减口粮，把谁派到什么地方干活等等。他们自然而然地把这种新空气、某种朦胧的严肃性、责任感和某种新的意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