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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真是的！你要是早到我这儿来，告诉我你是什么人，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这一点是不必怀疑的，车臣人就是这样。）库德拉被感动得哭起来。经过这许多年残酷无情的生活之后，心灵已经受不住这种同情了。
两个人被押到库斯塔奈镇，在这里，在铁路局的临时羁押室里，士兵们不仅把车臣人送给犯人的东西全部拿走（留下来自己用！），而且没有给他们吃饭。（考涅楚克大概也没有在世界和平大会上谈这些事吧？）在上火车之前，把库德拉和杜舍奇金的手反铐在背后，让他们跪在库斯塔奈火车站的月台上，供旅客观看。
如果这发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任何一个别的令人满意的城市车站的月台上，旅客们也许会匆匆走过去，谁也不会注意这个像从列宾的画里走出来的、被捆绑着跪在那里的白发老汉。不管是文学书刊出版社的编辑们、进步电影的导演们，还是人道主义的宣讲士们和军队的军官们，都一样，更不必说那些工会工作人员和党务工作人员了——大家都会头也不转地走过去。至于那些普通人，那些丝毫不突出而又不担任什么负责职务的老百姓，也会尽量装作没看见的样子走过去：他们担心警卫人员会盘问，会把他们的姓名记下来。（他们的户口在莫斯科，莫斯科的商店齐全，供应多好啊！可不能拿这个冒险……）（要说在一九四九年，这种现象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难道到了一九六五年不也是这样吗？难道我们今天的青年人和文明的人们会停下脚步在警卫人员面前维护这个戴着手铐跪在地上的白发老人吗？）
但是，这不是莫斯科。库斯塔奈镇的人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他们都是受到憎恨的人，或者是被流放到这里来的。他们朝这两个被捕的人围拢上来，把马合烟、香烟、面包扔给跪着的人。库德拉的两手被铐在背后，只好弯下腰用嘴去啃面包。但是，警卫人员却一脚把面包从他嘴上踢掉了。库德拉倒下去，又跪趴着向前．想去咬那块面包，卫兵又把它踢得更远！（喂，你们那些进步的电影导演们，是不是能记住这个老人的镜头呀？）这时，周围的老百姓不答应了，他们开始喧闹：“放开他们！给他们松开！”开来了一队警察。这一队人当然比群众厉害。群众被驱散了。
火车开来了。两个逃跑者被押回肯吉尔劳改营监狱。
哈卢克斯坦一带发生的逃跑事件，像这里的草原一样千篇一律。但是，或许就在这千篇一律之中更容易理解其中最主要的东西吧？
一九五一年。又是在杰兹卡兹甘，又是从矿山，有三个人在夜间通过一条废探井爬出来了。他们跑了三个夜晚。渴得受不住。不远处看到几个哈萨克人的蒙古包。两人建议去哈萨克人那里要点水喝，第三个人，斯捷潘，决定不去，他留在土岗子上观察动静。他看到他的两个同志刚进去不久，就被哈萨克人追出来，当场就被抓住。个子不高、身体瘦小的斯捷潘独自顺着小山沟继续逃跑，除了一把刀子之外什么也没有。他企图往西北方向走。为了躲避人，常常不得不偏离方向。躲避人比躲避野兽还要紧。他用刀削了一根棍子，用它来打黄鼠和跳鼠吃：他先从远处扔石头打它们，等它们跑回洞口抬起前腿叫的时候，就可以用棍子打死它了。他尽量把血都吸出来，然后用干锦鸡儿草点火把肉烤熟吃。
正是这烤肉的火堆把他出卖了。有一次，斯捷潘看见一个戴着哈萨克大皮帽子的人骑马朝他这边跑来，他急忙踩灭篝火，用干草把他的“烤肉串”盖住：不能让哈萨克人看见他吃什么。哈，萨克人来到近前问道：你是什么人？从哪儿来？斯捷潘告诉他：原在杰兹达的锰矿上做工（那里确实有自由工人），现在是去找在国营农场工作的妻子，离这里大约有一百五十公里。哈萨克人问国营农场的名称。斯捷潘说出了一个可能性最大的名称：斯大林国营农场。
草原的儿子啊！你骑马走你自己的路多好呢！？这个穷小子什么地方妨碍了你？但哈萨克骑手却严厉地用蹩脚的俄语对他说：“你撒谎！你是坐监牢的！跟我走！”斯捷潘骂了一声，不再理他，起身走自己的路。可是哈萨克人骑着马同他并排走，重复着刚才的命令——跟我走！然后，他骑马跑到旁边去，想看看有没有自己人。但是草原上一个人也没有。草原的儿子啊！你就放了他吧，你不是看见他只拿着一根木棍想在草原上走几百里路吗？他没有吃的，反正是会死于饥渴的。也许你是需要那一公斤菜叶的奖赏吗？
这一个星期以来斯捷潘在草原上和野兽们过着同样的生活，他已经习惯于倾听草原上微小的沙沙声和呼啸声了，忽然，他感到空中有一种新的呼啸声、他不是根据判断，而是本能地感到某种危险的来临，不由得猛地往旁边一跳。这一跳把他救了！原来是哈萨克骑手扔过一条套马索来，想套住他。斯捷潘及时地跳出了圈套。
狩猎两条腿的动物！！要人还是要一公斤菜！？哈萨克人骂了一句，拉回套索。斯捷潘继续往前走，边走边盘算，尽量盯住哈萨克人。那人又催马到近前来了，又准备好了套马索，又掷了出来。就在这一刹那，斯捷潘突然朝他冲去，一棍子把他打下马来。（斯捷潘本来是没有什么力气的，可这是生死关头！）“叫你领赏去，败类！”——斯捷潘的棍子带着无穷的仇恨狠狠地继续打向哈萨克人，就像一只野兽在用牙齿撕裂另一只野兽。直到流出血来，他这才住手。斯捷潘拿了哈萨克人的套马索、鞭子，骑着马走了。马鞍上还挂着一个背包，里面装着食物。
他又继续逃了很久，走了两个星期。但他给自己定下一条严格的规定：到处都要坚决地避开主要的敌人——人，他的同胞们。他已经把马放弃了，渡过了一条河（他不会游泳！他是乘着自己用芦苇做的小筏子渡过的。当然，他原先也不会做筏子）。他猎获野物吃。有一次夜晚遇到一只类似熊的大兽，好容易才躲开。有一次他腹饥口渴，疲劳不堪，实在想吃点热东西。他看到一个孤零零的蒙古包，决定进去讨点东西吃。蒙古包前有个土坯墙围起的小院。院外门前拴着两匹备好鞍的马。当他看到一个穿军装、马裤、胸戴勋章的年轻哈萨克人正从门里迎面走出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躲开了。太晚了。那人已走近围墙。斯捷潘心想：完啦！哈萨克人是出来解手的，他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一看到斯捷潘，他很高兴，好像根本没注意斯捷潘身上破烂不堪的衣服。“快请进去吧！进去吧！你就来作客人吧！”蒙古包中间坐着一位老父亲，还有另一个戴勋章的年轻哈萨克人。这是两兄弟，上过前线，现在在阿拉木图也算得上两个人物了；这次是来看望父亲的（向农庄要了两匹马，骑马来到这蒙古包）。他俩都经历过战争，因此还是人。而且今天喝得大醉。酒醉后的宽厚心情完全占有了他们（伟大的斯大林一直努力铲除的就是这种宽厚态度，但他终究未能完全根除掉）。使他们高兴的是，酒宴上又多了一位客人，尽管是矿山上的普通工人。这个工人说是往奥尔斯克去的，他妻子在那里很快就要临产了。他们并没有要求客人出示证件，而是给他喝酒、吃菜，让他躺下休息。看，竟有这样的事……（对人来说，酗酒什么时候都是件坏事吗？当酗酒能把人身上的某种优秀品质揭示出来的时候，它也不好吗？）
斯捷潘比主人们醒得早；他总担心这里有陷阱。醒后他悄悄溜出来。不，没有陷阱：两匹马仍旧好好地挂在大门口。其实，他满可以骑上其中的一匹逃走，但他也不愿意做这种对不起两个好人的事，还是步行离去了。
他又走了好几天，路上有时可以看到汽车。每当汽车过来的时候，他总是及时地躲到一旁去。他走近铁路线，顺着铁路线走，晚上来到奥尔斯克车站。那就坐火车吧！他胜利了！他创造了奇迹：只带着一把自制小刀和一根木棍就独自一人穿过了辽阔的草原地带，前面就是目的地！
但是，在车站的灯光下他看到荷枪的士兵在铁路沿线守卫。于是他又沿铁路旁的小道走。第二天早晨他便不再躲躲藏藏了：他已经到了俄罗斯共和国，到了故乡啊！一辆汽车扬着尘土驶来，斯捷潘第一次不再躲避汽车了。从这第一辆没有躲避的故乡的汽车里跳下来一位故乡的民警：“你是干什么的？拿出证件来看看！”斯捷潘解释说他是个拖拉机手，正在找工作。正好这时走过来一位农庄主席，对民警说：“你别找他的麻烦！我们农庄正缺拖拉机手呢！在乡下谁会带什么证件！”
斯捷潘同农庄主席坐车走了一天，谈妥了工作条件，一起喝酒、吃菜。但是到了傍晚斯捷潘忍不住了，又想跑到二百米以外的树林里去。但是，民警是很利落的：一枪！两枪！只好停下来。他被绑住了。
看来，像是找不到他的踪迹了，人们认为他已经死在草原上。这里的士兵们守候的是另一个人，不是他。民警最初看见他时觉得不像，才同意放他跟农庄主席走的。抓住他之后，把他送到内务部区分局羁押室，起初对他十分客气；给他茶水和夹火腿的面包吃，给他好烟，由分局长亲自审讯而且用“您”称呼他（天知道，这些大间谍明天要被带到莫斯科去，说不定他会告状的）。“您的发报机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小队把您送到这儿来的？”
“小队把我送来？”斯捷潘摸不着头脑，“我没有在地质勘察队干过活。我大部分是在矿山上干活的。”
但是，斯捷潘逃跑的结果并不是吃什么夹肉面包，它甚至比吸尸体的血还要糟糕：他被押回劳改营后，遭到长期的残酷殴打，后来，这个受尽折磨和损害的斯捷潘竟然堕落了，从他原来的状态一落千丈；他向肯吉尔营的行动人员别利亚耶夫签名保证帮助当局发现企图逃跑的人。他成了一只“诱猎鸟”。他常常把这次逃跑的全部过程详细地讲给同牢房的这个人或那个人听，观察并等待着对方的反映。如果有反映，表现了逃跑的念头，斯捷潘就去向监狱的行动人员汇报。
从特种劳改营的逃跑是惨绝人寰的。这个特点在每一次艰难的逃跑中都有所表现。但它突出而集中地表现在一九五一年夏天发生的一次没有理智的、血淋淋的逃跑事件上。此事也是发生在杰兹卡兹甘。
六名逃跑者从矿井里开始逃跑的时候，首先把另一个他们认为是眼线的囚犯杀死了。然后六个人从一口废井里爬出去，进入草原。这是六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囚犯。因此，刚逃出来就不想一起跑了。当然，如果他们有一个聪明的计划，分散逃跑也未必不正确。
但是，他们没有计划。其中一人立即跑到离劳改营不远的自由工人村里去找他的女相好。他叫开门，但并不是想在她家里暂时躲一躲，藏在地板下面或天花板上面呆些时候避避风（如果这样，那倒是很聪明的），而是想同她作短暂的欢聚（这就使我们一下子看清了他这个刑事犯的面孔）。他在她家鬼混了一夜和一整天。第二天晚上他竟然穿起她从前的丈夫的衣服，同她一起到俱乐部看电影去了！劳改营看守有的也来看电影，认出了他，当场就把他绑走了。
另外两个格鲁吉亚人轻率而自信地向火车站走去，想乘火车去卡拉干达。但是，从杰兹卡兹甘通往外界的路，除了牧人和逃犯走的小径之外，只有一条去卡拉干达的铁路，铁路沿线有许多劳改营，每个车站上都有行动人员哨所。因此，他们还没到卡拉干达就被抓住了。
其余三人朝西南方向逃走，选了一条最艰苦的路。这里没有人，但也没有水。其中一个上了年纪的乌克兰人，上过前线的普罗科片科，有一张地图，他劝另外二人选择这条路，并且说他能领他们找到水。两个同伴一个是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江湖骗子，另一个原先是小偷，瘦小干瘪。三个人走了四天四夜，没吃没喝。实在忍受不住了。于是勒勒人和小偷对普罗科片科说：“我们得和你告别啦！”“怎么啦，哥儿们？你们想分开走？”普罗科片科没有立即听懂他们的话。
“不，我们想把你结果掉！反正咱们不能都逃出去。”
普罗科片科苦苦哀求他们，他把帽子撒开，从布夹层里取出他妻子和孩子们的一张照片给他们看，想以此感动他们：“哥儿们，哥儿们！咱们可是一起逃出来寻求自由的呀！我一定能把你们领出去。前面不远就应该有一口井！一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