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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了解了别人以后，我觉得自己的遭遇就很平凡（平常）了。我觉得很奇特［奇怪〕。这些人原本是很爱本国人民的，可他们却因此而被判苦役刑！不过，我看这是军事［战争时期的＇混乱造成的，你说是不？”
（他的这个问题是一九五一年提出的！如果当时仍是战争时期的话，那是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还没有结束呢？……）
一九四四年，当我们的军队在匈牙利抓住他的时候，他才十八岁（而且他并不是军人）。他微笑着告诉我：
“那时候我还既没来得及为人民作好事，也没来得及为人民作坏事呢。人们还没有从我身上得到好处，也没有受到我的损害。”对亚诺什的侦查过程是这样的：侦查人员一句匈牙利语也不懂，而亚诺什一句俄语也不懂。有时候也来几个古楚尔人（即住在喀尔巴特山区的乌克兰人）给他当翻译，可是他们的翻译水平极低。亚诺什在一份长达十六页的起诉书上签了字，可是，始终不知道起诉书上面写了些什么。同样，当一个不认识的军官向他宣读一张纸上写的话时，他很长时间没弄清楚，那原来就是特别庭的判决书。然后就把他押解到北方的伐木场去服苦役。在那里，他累垮了，后来他被送进了医院。
进医院之前，俄国只向他显示了一个方面：让他坐牢。可是，这时，在医院里，俄国却向他显示了另一方面：在索利卡姆斯克附近的西姆独立劳改点里有个小医院，那里有个叫杜霞的护士，四十五岁左右。原来在防疫站工作，是个普通刑事犯，刑期五年。她没有把自己目前的工作只看成能够捞一把并混过刑期的手段。（其实，这种想法在劳改营里很普遍。不过，亚诺什透过他那玫瑰色眼镜看不到这一点。）杜霞认为自己有责任照顾医院里那些垂死的、谁也不需要的人，使他们活下来。但是，要想用劳改营发的那一点点食物救活病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这位社霞护士就把自己每天的一份早饭——三百克面包拿到居民村里去换成半公斤牛奶，用这牛奶喂活了亚诺什（而在亚诺什之前，还喂活了别的什么人）。亚诺什就是由于这位杜霞大娘才爱上了我们国家和我们这些人的。所以他后来才在劳改营里开始认真地学习看守们和押解他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伟大而有力的俄罗斯语言。他在我国的劳改营呆了九年，他只在监狱的床铺上，通过一些小画片和劳改营，看到了俄国。但是他却爱上了俄国。
亚诺什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们的童年时期除了读书之外没有任何别的爱好。这样的人我们这个时代培养得越来越少了。亚诺什成年之后也保留了这种爱好，甚至在劳改营也是这样。不论在北方的劳改营，还是来到这埃克巴斯图兹特种劳改营之后，亚诺什从不放过得到并阅读新书的机会。在我认识他之前，他已经知道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果戈理等人，并且很喜爱他们的作品。我给他讲了格里鲍耶陀夫，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莱蒙托夫，几乎像喜欢裴多菲和阿兰尼一样。莱蒙托夫的作品他是被俘虏之后，就在不久前才看到的。（我不止一次听外国人说过，他们在俄国诗人中最喜欢莱蒙托夫。）亚诺什特别对《童僧》中的主人公的命运感到共鸣，因为那也是个被囚禁的年轻人，也是注定要死在这里的。亚诺什背会了其中的许多段落；他常年走在异国人行列中，站在异国土地上，倒剪着手，用异国的语言喃喃背诵：
“那时我已模糊地意识到．
在故国土地上，在那里
已永不再会有我的足迹。”
温顺纯朴，和蔼可亲，一双灰蓝色眼睛显出他是毫无自卫能力的——这就是我们这冷酷无情的劳改营里的亚诺什·罗扎什的形象。他有时坐到我的床边上（轻轻地、紧贴床沿儿坐下，仿佛我那塞满锯末的垫袋还会被他弄得更脏或压坏似的），悄悄地对我说着知心话：
“我这些内心的幻想还能去对谁说呢？……”他这个人无论对什么事都从来不抱怨。
走在劳改营的犯人中间，就像走在布雷区里似的，为了不以身试雷，大家都不得不用直觉的光线给每个人都拍个照片，好不被它炸死。但是，即使在这种普遍全面警戒的状态下，我还是能够在那剃得光光的头顿下面，在黑色囚服下面发现多少个富于诗意的人啊！
可是，还有多少个戒备周密而没有被我发现的呢？
还有多少个？还有几百几千个我根本没有遇到的呢？
而在这几十年间，还有多少人被你，被你这个可诅咒的利维坦扼杀了呢？！？
埃克巴斯图兹营也有一个官方的（虽然是极其危险的）文化．交往中心——文化教育科，也就是那个给所有囚犯的书上都盖上黑图章并且替我们刷新身上的号码的地方。
我们的文化教育科有个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他是艺术家弗拉基米尔·鲁德丘克，过去是大辅祭，几乎就是总主教的私人秘书了。关于劳改营的法律中，不知什么地方还保留了一条规定，还没有来得及取消它。规定是：不给有宗教职称的人剃头发。自然，这条规定并没有明文写出，因此，对那些不知道此项规定的人，还．是要剃头发的。但是，鲁德丘克了解自己的权利，所以他那棕色的卷发就保留下来了，比一般男发稍微长些。他很爱护自己的头发，就象注意自己的仪表一样。他很招人喜欢：高高的个子，挺直的身材，悦耳的男低音。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他在大教堂主持盛大仪式的样子。同我一起来的克季托尔·德罗兹多夫一下子就认出这位大辅祭了：“他在敖德萨大教堂作过弥撒！”
但是，这个人无论在外表上和生活态度上都不像我们因犯世界的人。他是在东正教刚刚摆脱失宠状态后很快就自己掺杂进或者被人掺杂进东正教派里的可疑人物，这种人总是想方设法损毁教会的名誉。而且，这个鲁德丘克落到监狱的经过也带有些神秘色彩，谁也不了解为什么。也不知为什么他有时还给别人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怎么会没有被没收呢？），那是他跟一位外国总主教阿纳斯塔西一起在纽约的大街上照的。在劳改营里，他自己住一个单间。他每天在派工地点嫌恶地替囚犯们描写帽子上、棉袄上和裤子上的号码，之后，便回到自己房间懒散地度过一天，有时就找一些俗气的绘画来临摹。他那里居然有一本特列嘉柯夫绘画陈列馆的复制品大画册没有被劳改营当局没收去；我就是为了这本画册才到他那里去的：想翻翻看，也许一生中再也看不到这些作品了。他在劳改营里也还照常按期收到《莫斯科教区通报》，有时还一本正经地谈论一番伟大的殉教者，或讲一些作弥撒的细节。不过，显然是装模作样，完全言不由衷。他屋里还有一把吉他，只是在他弹奏时才使人感到他是真诚的，有时他自弹自唱，声音十分悦耳：
“流浪者渡过了贝加尔湖……”
他边唱边摇晃着身子，似乎他的头上也笼罩着政治苦役犯的悲哀的光环。
一个人在劳改营里生活得越好，他的痛苦也就越细腻……
我当时对什么事都十二分地谨慎。我不再去鲁德丘克那里了。我对他没有讲过关于自己的任何事。这样，我总算象一只无害的小虫子似地逃脱了鲁德丘克锐利的眼睛。而鲁德丘克的眼睛是一双进行着观察的眼睛。
一般地说，老囚犯谁都知道文化教育科有许多眼线，是最不适于会面和交往的地方。在普通劳改营的时候，人们常常愿意到文化教育科去坐坐，因为男人在那里可以见到女人。但在这特种劳改营里去文教科干什么呢？
其实，充满“眼线”的文教科也可以为了自由而加以利用！这是格奥尔吉·腾诺、彼得·基什金、叶尼亚·尼基申三个人教给我的。
我和腾诺就是在文教科认识的。这次短暂的唯一的一次相会使我永不能忘，从此我便记住了腾诺这个人。他身材很高，体格像运动员那么匀称。不知为什么，当时他身上的海军制服和制裤还没有被扒掉（其实那已是我们这里允许穿自己衣服的最后一个月了）。虽然肩上的海军中校的肩章没有了，身上挂着几块CX－520号码布，但是，如果立刻让他登上军舰，他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军军官。走动时露出两只长着棕黄色绒毛的手腕，两腕上都刺着花纹：一只上面刺着一个铁锚图案，它的周围有几个字母：“Liberty”，另一只上刺着“Doordie！”。除此之外，腾诺也还没有能够把自己的眼睛遮住或者改变样子，使它不再露出骄傲和机敏的目光。他也不能隐瞒那嘴角上的微笑。（我当时还不懂得，这微笑原来意味着：逃跑计划已经拟好！）
这里是劳改营！是布雷区！可是我与腾诺两人是既在这里，又都不在这里：我正走在东普鲁士的路上，股诺则处在自己的下一次逃跑中。我们各自心里都有秘密计划的潜在能量，但这些都不能通过握手时的双手或简短寒暄时的眼睛流露出任何一点点火花！就这样，我们只交谈了两句完全没有意义的话，我就一头扎到报纸里。他就去同图马连科商量文艺演出的问题了。这个图马连科也是个苦役犯，刑期十五年，可是还让他负责文化教育科的工作。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多层次”人物。人们怀疑他是个“眼线”，但也许猜错了。对干他的行为可以作出更加微妙的心理学上的解释。
说来可笑，苦役营的文教科下面居然还要有，说得确切点是居然要建立一个“文娱活动小组”！而对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却又毫无优待和照顾。所以，除了那些不可救药的文艺迷之外，谁也不参加这类小组活动。可是，腾诺却就是这样一个“文艺迷”，尽管他的外表给人的印象没有这么坏。何况这个腾诺从到达埃克巴斯图兹的第一天起就是蹲惩戒室的。他在惩戒室请求去文化教育科！劳改营领导认为这是开始悔改的表现，就立即批准他去了……
彼得·基什金根本不是文教科的活动分子，但他在劳改营里最有名，整个埃克巴斯图兹营都知道他。和他一起劳动的囚犯都以他为自豪，因为有了他就不寂寞。基什金像是有点傻头傻脑。但他并不傻，而只是装出那副样子，人们都说：“基什金可比谁都精！”他的傻，就像童话中的傻兄弟伊万努什卡一样。基什金这种人是一种典型的俄罗斯现象，古老的俄罗斯现象：他能够对强有力的恶人大声说出真话，能向人民指明他们的真正处境；而所有这些都是通过某种傻呵呵的、安全的形式表现的。
他最喜欢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穿上一件可笑的绿色背心之类的衣服，到饭桌上去收拾吃剩的盘碗。这本身就是一种示威；劳改营里最受欢迎的人为了不饿死不得不在食堂里打扫盘子。他这样做还另有目的：当他还着轻盈的舞步、作着鬼脸、在食堂串来串去收集残羹剩饭的时候，人们都注视着他，他就在那些干活能手们面前散布一些不安分的思想。
例如，有时候他会在干活能手们正喝着菜汤的时候，突然把人家还没吃的粥碗端过来。当然，那人会大吃一惊，急忙抓住饭碗。这时基什金却满脸赔笑地说（他是圆脸膛，但表情有些生硬）：
“只要别人不触动您的饭碗，您大概也想不到要去抓住什么吧！”
说完就托着一大堆空碗，迈着轻盈的舞步溜走了。
现在，基什金说的每一次笑话已经不仅是在本队的囚犯中间互相传诵了。
有一次，他站在饭桌旁，人们的眼睛离开饭碗，望着他。而他却像玩具小猫那样滴溜溜地转着眼珠，装出一副傻瓜的面孔问道：“小伙子们！你们说说，假如父亲是个傻子，母亲是个‘破鞋’的话，孩子们会吃得饱还是会挨饿？”
他不等人们回答这个十分明显的问题，就指着桌上的鱼刺接着说：
“每年七八十亿普特，你们把这个数字用两亿除一下看看！”
说着就走开了。其实，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想法啊！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想到除它一下呢？报纸上早就说，全国一年收八十亿普特粮食，那就是说，一个小孩每天也能分到二公斤面包。可是，我们这些壮汉们每天耕地、种地，可粮食都哪里去了呢？
基什金不断地变换方式。同一个思想，他有时便从另一个角度讲——从讲解烤成面包后“面粉的增重问题”讲起，通常他是利用大家在营门前或岗楼前排除等候的时候讲，因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