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污点的公民证来的。布罗涅维茨基在某个小小的建筑事务所找了个工作，他妻子当了会计。
不久，我从莫罗佐夫斯克参了军，我的妻子也离开了那个小镇。接着，莫罗佐夫斯克镇落入德国人手中。后来它又被苏军收复了。记得我在前线时曾收到妻子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说：“你会想到吗？听说在德国人占领莫罗佐夫斯克镇期间，布罗汉维茨基还当了伪镇长呢！真卑鄙！”我那时也很吃惊，心里也认为：“真卑鄙！”
但是，经过许多年之后，当我躺在某处监狱里的乌黑的铺板上回忆往事的时候，我又记起了布罗涅维茨基。这时我就不再怀着从前那种孩子般轻率的心情谴责他了。他曾经被无理地剥夺了工作；后来给他的工作与他的能力极不相称；人们把他逮捕入狱，拷打他，折磨他，唾他的脸。他该怎么办呢？他还应该相信这一切都是进步的？相信他自己的生活——他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他的亲戚朋友的生活以及全国人民的令人痛心的生活全都无所谓，是吗？
透过向我们投掷过来的一小团称为“个人迷信”的云雾，通过我们本身在其间起了变化的时间层次（光线通过许多层次时是会发生折射和辐射的呀），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三十年代和当时的自己，已经不是这些年代和我们自己原来的样子了。把斯大林神化。对一切东西都毫无保留地给予信任的，根本不是全体人民，而只是党、共青团、城市里的青年学生和那些知识分子代用品卿那些取代了被消灭和被遣散的知识分子的人们），再就是一部分城市小市民阶层（工人阶级），因为他们家里的有线转播喇叭是从早晨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帕斯克门楼上的钟声开始，直到深夜的《国际歌》为止一直不关闭的。对这些人来说，广播员列维坦的声音已经变成他们的良心之声了。（我这里说的是“一部分”城市小市民阶层，因为还有不少人对于工业生产方面颁布的有关“二十分钟迟到”的命令以及把工人固定在工厂的作法，是并不拥护的。）但是，当时在城市中也还有少数人（其实也并不很少，总有几百万吧），他们，只要有胆量，也曾厌恶地拔出广播喇叭的插头，他们在每一份报纸的每一页上都只看到满纸的谎言。他们把投票选举日当成痛苦和受屈辱的日子。在这少数人看来，我们现在实行的专政既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也不是人民的专政，更不是苏维埃式的专政（因为有人还记得“苏维埃”这个词最初的正确含义），而只不过是共产党少数的掠夺性专政，而且带有极粗野的性质。
人类几乎不会不带情绪地、不带感情地认识问题。人一旦看出某个东西不好，他几乎不可能强迫自己同时看到它好的一面。我们过去的生活中并不尽是使人难堪的丑恶东西，报纸上的话也并非每个字都是谎言。但是，这些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到处受到捕捉的、被告密者包围着的少数人，如今却把整个国家的生活看作十足的丑恶，把报纸上的各栏从头到尾部看成谎言了。还要提醒一下，当时西方电台还没有俄语广播（而且，当时收音机的数量也是微乎其微的），居民们的唯一消息来源只有我们的报纸和官方广播。布罗汉维茨基夫妇和类似他们的人们正是把这些看成了难以摆脱的、无尽无休的谎言，或者是懦怯的隐瞒。当时我们的报纸关于国外所报道的一切，不论是关于一九三0年西方世界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毁灭的报道，还是关于西方社会党人的背叛行径，关于整个西班牙一致奋起反抗佛朗哥政权的报道（一九四二年则报道说：尼赫鲁要求印度独立是他的背叛意图的表现，因为据说印度独立便会削弱我们当时的盟国大英帝国）——原来也都是谎言。按照“谁不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敌人”这个公式进行的极端可憎的宣传，甚至从来都不想区别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的立场和尼古拉二世的立场，不想区分是列昂·布吕姆还是希特勒，是英国国会还是德国（一九三三年前的）国会。既然如此，那么，当报纸上宣传德国广场上焚书的火堆在燃烧，说古条顿族的某种兽行又已复活的时候（不要忘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皇的宣传就编造过许多关干条顿人兽行的故事了），为什么布罗涅维茨基就应该把这些幻想故事般的报道同其他报道区别开，并且信以为真呢？为什么他应该在德国的纳粹主义身上看到那种兽性的东西呢？（现在咒骂德国纳粹主义的语言几乎就是从前咒骂彭加勒、毕苏斯基、英国保守党人等时所使用的同样一些极端语言呀！）而且这种兽性的表现不也就是布罗涅维茨基本人、整个古拉格群岛、俄罗斯的大城市和农村在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中所非常现实地体验过的那些折磨、毒害和蹂躏吧？还有，报纸上关于希特勒分子的报道也未免转变得太快了——忽而，报道说：苏德两国的亲善的哨兵在可恶的波兰人的领土上友好会师了。接着，报纸上便对这些“反对英法大银行家”的德国勇士们掀起一片颂扬的浪潮，还要在《真理报》上用整版篇幅一字不改地刊登希特勒的讲话全文；可是，忽而在某个早上（就是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早上），所有的报纸上一律是醒目大字标题：整个欧洲都在希特勒分子的铁蹄下呻吟！这些都只能证实报纸上的谎言是多么轻率，而绝不能使布罗汉维茨基之类的人相信世界上除了他亲自领教过的我国刽子手之外还存在另外一些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刽子手。而且，即使这时为了说服他而每天把B。B．C（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讯稿一份份地送到他面前，那么，能够使他相信的最多也不过是：对俄国来说，希特勒不过是第二号危险，而绝对地，在斯大林在世时，不是第一号危险。何况B。B．C并没有把电讯稿送给他呀，而对他发布消息的却只有苏联情报局，这个局的威信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和塔斯社同样的。至于被疏散的人们带来的各种传闻，那又不是第一手材料（既不是从德国来的，也不是从被占领区来的。当时从被占领区还没有回来过一个活证人）。因此，布罗涅维茨基所能掌握的，能够算是第一手材料的，只有他经历过的杰兹卡兹甘劳改营、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二年的饥饿、消灭富农运动，还有摧毁教堂。这样，布罗汉维茨基（以及多少万像他这样的孤立的个人）随着德国军队的迫近就产生了一种感觉，觉得他们期待的时机到来了，而且这种时机是唯一的、不会再来的，是已经二十年不曾对它抱过希望的，它是我们一生中，与缓慢的历史进程相比十分短暂的一生中，只可能遇到一次的机会；在这个时刻他（他们）能够宣布自己不赞同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赞同在他的国家里发生的、干下的、哄闹着强行贯彻并践踏过去的那一切东西；他希望自己能够通过某种还模糊不清的道路为他那处在毁灭中的国家做一点什么事，为了复兴俄罗斯人的某种社会秩序做一点事情。不错，布罗汉维茨基把过去的事全都记住了。他什么也没有原谅。他绝不可能对那个政权，那个残酷毒打了整个俄罗斯的、给俄罗斯造成了集体农庄式的贫困、带来了道德堕落、而今又使它经受着空前的战争惨败的政权感到亲近。因此，在我们谈话时他只能强压住激动的呼吸，眼望着像我这样的，象我们这样的不懂事的初生犊儿，感到自己实在没有力量使我们改变看法。他在期待着某个人的出现，他期待着，不管是谁，只要能换掉斯大林的政权就行！（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对立面转化现象：别的什么都行，就是不要令人憎恶的、自己的这一套！难道还能设想出世界上有谁会比我们的人更坏吗？顺便提一下，这事发生在顿河州，而顿河州的老百姓中有一半人曾是和他同样等待着德国人到来的。）于是，这个当了一辈子非政治性人物的布罗涅维茨基，在他已经年过六旬的时候却决定迈出这政治性的一步：
他同意了主持莫罗佐夫斯克镇的镇参议会……
在这以后，我想，他必定很快就发现自已落入了一个什么样的境地，他发现：在新来的德国人眼里，俄国要比在跑掉的人们眼里更加一钱不值，更使人厌恶。吸血鬼所需要的原来只是俄国的血汁，他们可以任凭它的躯体烂掉。原来他们不是要他这个新镇长来领导俄国居民的社会各阶层，而是要他来领导德国警察的帮凶们的。但是，既然他已经被安装在滚轴上，那就由不得他了，好坏都得跟着转。他刚刚从一些刽子手脚下解脱出来，却去帮助另一些刽子手了。这时候，他看到：原以为与苏维埃思想对立的爱国主义思想现在却跟苏维埃思想溶合在一起了。爱国主义思想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从一直保有着它的少数人那里，像透过筛子一样，转移到多数人那里去了：过去是怎样攻击和嘲骂它的，现已完全忘却，现在它又变成另一棵大树的主树干了。
他（他们）必定感到了恐怖和无路可走。峡谷两面的山都向他逼压过来，留下的只有两条路：一死了之或者被判苦役刑。
当然，他们中间并不都是布罗涅维茨基这样的人。还有一大群嗜血嗜权的乌鸦也凑集到这一短暂的灾祸中的筵席上来了。但是，这些东西是到处都飞的！这些东西对内务部同样十分合适。马穆洛夫就是这样的人，杜金卡劳改营中的安东诺夫也是，还有什么玻绥沙普卡之类。难道还有比这些人更残忍的刽子手吗？他们称王称霸了几十年，使老百姓痛苦不堪。我们看到一个叫特卡契的看守（第三部第二十章），这个人在德军和内务部两边的宴席上都是座上宾。
讲过城市的情况之后，我们还应该谈谈农村。今天的自由派喜欢责怪农村，说它保守，说它在政治上迟钝。但是，战前的我国农村——几乎是整个农村——却都是清醒的，远远比城市清醒。农村根本没有像城市那样把老爷子斯大林神化（对世界革命也是一样）。农村只是在用正常的理智思考问题。农民清楚地记得怎样向它许诺过给他们土地，然后又怎样把土地收回去了；他们记得在集体农庄化之前是怎样生活的，吃的穿的是什么，在集体农庄里又是怎样的Z记得怎样从院子里牵走了他们的小牛和羊羔，甚至连母鸡也给捉去了；他们还记得人们是怎样站污辱骂教会的。那时候广播喇叭还没有在每个农户家里哇啦哇啦叫，还不是每个村里都由一个识字人来读报纸，因此，什么张作霖们、麦克唐纳们、希特勒们等等，对于俄国农民来说都统统无所谓，几乎等于一堆没有用的碎木头。
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梁赞省的一个小村子的庄稼汉们聚集在铁匠坊前的广播喇叭下面收听斯大林的广播讲话。当斯大林这位迄今为止一直是铁面无情的、对俄罗斯农民的眼泪无动于衷的老爷子以仓皇失措的哭丧声调说出第一句甜蜜蜜的话：“兄弟们和姐妹们！……”的时候，一个庄稼汉冲着黑色广播喇叭大声回答说：
“啊，野X！……你想的可好！要这个不？”说着，他把手往另一只胳膊的肘窝一砍，摇晃着胳膊，朝着扩音喇叭做了个俄罗斯人惯做的、极粗俗的动作。
人群中顿时进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假如我们去问问所有农村的每一个目击者，我们便会发现千万起这样的情况，也许还会更多。
战争开始时，俄罗斯农民的情绪，也就是说，那些在小火车站上喝下最后一碗酒，接着便与送行的亲人们在飞扬的尘土中跳舞的后备兵员的情绪，就是这样的。更何况不久就遭到了俄国历史上空前的惨败，以致新旧两个首都附近的和直到伏尔加河沿岸的大片农村地区沦入敌人手中，千百万农民转瞬间脱离了集体农庄政权。于是（不要再撒谎和伪造历史了吧！）真相大白了：原来各共和国所希望的只是独立！农民所希望的只是脱离集体农庄！工人所希望的只是摆脱那农奴制的命令！假如那些外来的德国人不曾是那么愚蠢透顶、傲慢无礼的话，假如他们没有为了大德意志帝国的方便而把集体农庄这一官定的机构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的话，假如他们没有产生那种把俄国变为殖民地的卑鄙妄想的话，那么，民族独立的意识也许就不会再回到那永远窒息它的地方来，我们也就未必会庆祝俄国共产主义的二十五周年了。（将来必定还会有人来讲讲那些游击队的情况，说明被占领区的农民完全不是自愿参加游击队的。会有人讲讲农民们最初是怎样武装起来反对游击队、不让游击队抢走粮食和牲口的。）
谁还记得一九四三年一月大批居民从北高加索的伟大出走吗？谁能在世界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