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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为正式党员。一九三二年就已经复员回到莫斯科。可是他不想再去当壮工，想学点技术，所以请求区委介绍他去厂里当学徒工。但是看来他这个党员还是不大行，因为连这点要求都被人家拒绝了。人家要他去当民警。
可是在这当口，倒是他不干了。如果他不是这样决定，这个传记大概也用不着写。但是——他好歹不干！
年轻轻的干壮工，没有一技之长，在姑娘们面前都害臊。可是到哪儿学专长去？他只好到“口径”工厂”去干活，还是当壮工。在厂里一次党员大会上他傻乎乎地为支部显然决定要清洗的一个工人说了些辩护的话。那个工人照样按原定计划被清洗了，而洛希林从此也穿上了小鞋。他收来的党费在集体宿舍里被盗，他用自己那九十三卢布的工资赔不起。结果是开除党籍，还威胁说要送法院（难道遗失党费也能按刑法典处理？）。洛希林在精神上已经退了坡，有一天他连工也没去上。他们以旷工为理由把他开除了。背着这样的问题，他长久找不到工作。一个侦查员把他叫去盘问过一阵，过后也丢开不管了。等着受审吧——可又总不开庭。忽然下来了一份缺席裁决：强制劳动六个月，工资扣发百分之二十五，通过市劳改局执行。
一九三七年九月的一天，洛希林到基辅车站小吃部去（我们自己生活中会发生的什么事我们能说得准？如果他再多忍上十五分钟的饿，会怎么样呢？如果他到别的小吃部去吃东西呢？……）。也许他脸上带着失魂落魄的表情或者好像在东张西望？他本人并不知道。迎面走来二个穿内务人民委员部制服的年轻妇女。（这是该你们女人家干的差事吗？）她问：“您在找什么？您到哪儿去？”“去小吃部。”那女的指了指一个房门：“到那屋里去！”洛希林当然是服从了她的指挥（你向一个英国人说这句话试试！）。这里是特别科办公室。一个干部坐在办公桌后面。那女的说：“这个人是我在车站巡逻时拘留的。”说完就走了，洛希林一辈子再也没见过她。（我们也永远不会知道她！……）那个干部不让他坐下就开始讯问。他拿走了他的全部证件，把他送进拘留室。那里已经有两个男人。据洛希林自己讲，他“这次没有征得许可（！）就在他们旁边的一张空椅子上坐下了。”三个人呆坐了好长时间。来了几个民警把他们带到羁押室。一个民警叫他们把身上的钱交给他，因为据他说在羁押室里“反正要被人夺走的”（民警和盗贼之间有多么惊人的共同点！）。洛希林扯谎说他身上没有钱。他们在他身上一搜，钱就永远被没收了。马合烟倒是还了给他。他带着两盒马合烟走进了自己头一间牢房，把烟往桌上一摆。当然屋里的人们都没有烟抽了。
从羁押室里只被带到侦查员那里一次。那人问洛希林是不是干扒手这一行的。（这本是多好的得救机会！应当说：是，我是干这一行的，这是头一次被抓。为这种事情顶了不起是遣送出莫斯科。）可是洛希林骄傲地回答：“我是自食其力的。”侦查员也没有给他扣别的罪名。侦查到此就算结束，也没有开庭审判。
他在羁押室蹲了十天。一天夜里把他们全体转押到彼得罗夫卡大街的莫斯科刑事侦查局。这地方可是又挤又闷，水泄不通。窃贼们是这儿的主干，他们夺走囚犯们的东西拿去赌钱。在这里洛希林第一次被“他们奇怪的大胆，他们坚持据有的某种不可理解的优越地位”吓得目瞪口呆。某一个晚上，他们被一车车地运往斯列坚卡大街上的递解监狱（建立红色普列斯尼亚监狱之前就在这儿）。这里的牢房更挤。坐在地上和睡板铺的人们要倒班。被盗窃犯们剥得衣不遮体的人，民警发给穿的——树皮鞋和民警的旧制服。
和洛希林同来的以及其他的人当中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听到任何起诉也没有被传到法庭上去过，可是和已决犯一样地押来押去。洛希林一行被递解到佩列鲍尔。在那里填写入营登记表的时候他才获悉自己的条文是CB3——“社会有害分子”，刑期是四年。（至今他还莫名其妙：我爸爸是工人，我本人也是工人——为什么成了“社会有害分子”？如果我过去是做买卖的，那还说得过去……）
伏尔加拉格。伐木场。一天十小时工作，除了十一月和五月的两个节日，没有一天公休。（战争爆发前的整整三年都是如此！）有一次洛希林折断了一条腿。做手术，住院四个月，拄双拐三个月。然后又去伐木。四年的徒刑就是这样服完的。战争开始了，但他毕竟不算是“五十八条”，所以仍在一九四一年秋天按期获释。洛希林获释前夕有人偷走了他的外套，那是在他的装备卡片上记了帐的。他苦苦哀求杂役们把这件可恶的外套注销——不行！人家不肯发这个慈悲！他们从他的“释放费”扣除了外套的价值——实际多算了一倍的钱，而这件破烂的棉宝衣的官价本来就贵得吓人！这样，在一个寒冷的秋日，让他穿着一件劳改犯的单布衣出了营门，几乎没有一点路费，没有面包，甚至没有一条成鲜鱼。门岗在出口处搜完了他的身，便祝他一路顺风。
他在释放的日子也像被捕的那天一样，遭到洗劫……
在登记分配科科长办公室里开离营证明的时候，洛希林反着个儿读出了他的档案里写的内容。那里面写的是：“在车站巡逻时拘留的……”
他回到本乡本土的苏尔斯克市。区兵役局因为他有病而免除了他的兵役。可是这样却反而糟了。一九四二年秋兵役局遵照国防人民委员会第336号命令对所有能从事体力劳动的兵役适龄男性公民实行动员。洛希林被编入乌里扬诺夫斯克市卫戍部队营房。
管理部的劳动支队。这是个什么性质的支队以及受到怎样的看待仅从以下一点就可以判断出来：这个支队里有很多战争爆发前就已经征召入伍但由于不可靠而没有派到前线去的西部乌克兰的青年。所以洛希林等于又落进了群岛的一个变种，一个按军队编制的没有看守的劳改营。它的任务同样是在榨干这些人最后一把力气后加以消灭。
十小时的工作日。营房里是没有任何卧具的双层板铺。（他们出工以后营房好像是没人住的。）不论劳动还是平时，都是穿着从家里被抓来时穿的那一套衣服，内衣也是自己的。既没有洗澡房也不发换洗的内衣。他们的工资很低，面包（六百克）和其他食物（十分粗劣的。一天两顿，每顿一汤一菜）的价钱都要从工资里扣。连发给他们穿的楚瓦什桦树皮鞋都要算钱。
支队管理员和队长是从队员中指派的，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实权。一切由修建办公室主任M·热尔托夫说了算。他是一个想怎么干就能怎么干的上皇帝。只要他说一句话，有的队员就一两天领不到面包和午饭。（“哪儿来的这种规矩？”洛希林奇怪地问，“连劳改营里也不像这样。”）同时，正在养伤的身体还衰弱的前线士兵也陆陆续续被派到这个支队里来。给支队配备了一名女医生。她有权开病假条，但是热尔托夫不许她写。她怕他，她哭，也没有向队员们瞒着自己的眼泪。（这就是自由！这就是我国的自由！）大家全长了虱子，板铺上爬满了臭虫。
但这毕竟还不是劳改营！他们是可以提意见的。他们果真提了。给省报写信，给省委写信。哪儿也没有回音。唯一的反应来自市卫生局：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消毒，让每个人好好地洗了一个澡，给每人发了一套内衣和若干卧具——但全要从工资里扣钱（！）。
在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的冬天，即洛希林在支队里劳动的第三年的开端，他自己的鞋袜全穿烂了，因此没有上工。马上以旷工为理由给他判了罪——在本支队内服劳改刑三个月，工资扣发百分之二十五。
在春天的湿地上，穿着树皮鞋的洛希林再也走不了路，又一次没有出工。他又一次被判刑（如果连缺席判决的那一次也算上，这是他一生中的第四次了！），这次审判是在营房的所谓“红角”里进行的，判决是监禁三个月。
但是……并没有关监牢！因为让洛希林白吃饭对国家不利！因为任何一种监禁也没有比这种劳动更难受的了！
这事情发生在一九四五年的三月。如果在这以前洛希林没有给卫戍部队营房管理处写过一封告状信，说热尔托夫答应给每人发一双鞋可是至今不发（由他一个人写，是因为严厉禁止集体告状。搞这种和社会主义精神背道而驰的集体告状，弄不好会捞到一个“五十八条”），事情本来也就这么过去了。
由于加上了这件事，洛希林被叫到人事科：“把工作服交回来！”这个平时不声不响的劳动干将三年以来领到的唯一东西就是一条劳动围裙。洛希林把它解下来，轻轻地放在地板上。营管处叫来的地段民警就在一边等着。他把洛希林带到派出所，当晚就送进了监狱，但是监狱值班员发现公文里有毛病，拒绝接受。
民警又把洛希林带回派出所。半路经过他们劳动支队的营房，民警说：“去，回去歇着吧，反正你也跑不到哪儿去。等我一两天来接你。”
一九四五年快到四月末了。传奇般的师团已经逼近易北河，对柏林形成了包围。国家天天放礼炮，把天空染成红、绿、金黄的颜色。四月二十五日，洛希林被关进乌里扬斯克省立监狱。这个监狱牢房的拥挤程度不亚于一九三七年。五百克面包。菜汤是用饲料芜菁煮的，即使用土豆煮，也只是些小不点的，连皮带泥一起下锅。他在监室里度过了五月九日（胜利日以后的好几天他们还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正像他在铁窗后面迎来了战争爆发一样，他同样是在那里送走了它。
胜利日之后，所谓的法令犯（既因旷工、迟到、有时因在生产岗位上小偷小摸而入狱的）一律被送进了劳改营。他们在这里从事挖土、建筑以及装卸驳船等项工作。伙食很坏。营是新建的。别说医生，连个护士也没有。洛希林受了寒，得了坐骨神经炎，照样被赶出去上工。他已经奄奄一息，两腿浮肿，长期发烧，但还是要他去劳动。
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颁布了赫赫有名的斯大林大赦。但是洛希林没有等到享受按大赦释放的荣幸；七月二十四日他的三个月的劳改期满，当时就被放了出来。
“不管怎么样，”洛希林说，“在灵魂深处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当我死的时候，请把我当做一名共产党员。”
他可能是在开玩笑，但也可能是当真的。
我手头没有材料以便按照我原来的想法结束这一章——展示几个俄国人的生活与群岛的法则之间发生的惊心动魄的相交。此外，我也不能指望再得到一个安全而从容的时机以便对此书进行再次校订，把遗漏的生活经历补充进去。
我想，如果能在这里加进一段关于保罗·弗洛连斯基神甫的生平、在监狱和劳改营受到的摧残及其死亡的事略，会是很合适的。这个人也许是被群岛永远吞噬的最卓越的人物之一。知情的人们都说他是一个二十世纪少有的精通多种学科的学问家。他在学校里是学数学的，青年时代曾深深地受到宗教的感动并因而当了神甫。他青年时代的作品《真理的柱石和真理的确立》只是到了今天才获得应有的评价。在数学（很久以后在西方得到了证明的拓朴定理）、艺术学（论俄罗斯圣像，论庙堂戏剧）、哲学和宗教学等等方面他都有大量的著作。（他的档案基本上保存下来了，但还没有公布，我接触不到。）革命以后他是电力工程学院的教授（他讲课时穿着僧袍）。一九二七年他提出了一些比维纳“早得多的思想。一九三二年他在《社会主义改造与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能解算课题的机械”的论文，和控制论的精神很接近。不久以后就被捕了。他的狱中经历我仅知道一些片断，很没有把握地写在下面：西伯利亚的流放（在流放地继续写作并用化名发表在科学院西伯利亚考察队论文集里）；索洛维茨。这个劳改营撤销后，他被遣送到极北地区，据某些消息来源说是遣送到了科雷马。在科雷马他仍在研究当地的植物和矿物（这是在他论丁字镐的劳动之余）。他在劳改营中去世的地点和时间都不清楚，据传说是在战时被处决的。
我一定要把一九五0至五二年和我一起在埃克巴斯图兹坐过牢的叶夫列莫夫县的瓦连京·H·科莫夫的生平也在这里谈一谈。但是我的关于他的记忆实在有限，而他的经历确是值得细说的。一九二九年，当他还是个十七岁的少年时，他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