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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群岛-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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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上勒口(“燕子飞”)?这是苏哈诺夫卡监狱的方法,但阿尔汉格尔斯克监狱也使用它(侦查员伊夫科夫,一九四0年)。用一条粗布长巾勒住你的嘴(上勒口),再从背后把两端系在脚后跟上。就这样像个轮子似地,脊背咯吱作响,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让你肚子贴地趴上两昼夜。 
  还需要继续列举吗?还要举很多吗?游手好闲、饱食终日、毫无人性的人们有什么东西发明不出来呢? 
  我的兄弟!不要责怪那些因此失足的人,不要责怪那些成为弱者而在不该签的东西上签了名的人……不要向他们扔石头。 
  不过且听我往下说。无需这些刑讯,甚至无需最“轻便”的方法,就可以从大部分人取得供词,就可以把毫无防备的、挣扎着想回到自己暖窝去的羊羔用铁牙咬住。力量和处境的对比太悬殊了。 
  啊,从侦查员的办公室里回头看我们过去的生活,它完全是另一幅面貌!它充满了危险,到处是真正的非洲丛林。而我们曾经认为它是那样简单! 
  你,甲,和你的朋友乙,彼此多年相识,彼此完全信得过,在见面时敢于谈谈大大小小的政治问题。并且没有任何别人在场。也没有任何人能偷听你们。你们彼此也没有告发,绝没有。 
  可是你,甲,不知怎么地被列入了计划,被揪着耳朵拉出羊群,关进监狱。由于某些原因,其中也许包括某人告了你的密,包括你为自己亲人担心,包括稍稍的缺觉,包括小小的禁闭室,你决定自己破罐子破摔了,但决不咬别人。于是你便在四个笔录上签名招认了,说你是苏维埃政权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你讲过关于领袖的笑话,希望第二候选人当选,所以你走进投票室里去想把选票上唯一的那个人涂掉,但是墨水瓶里没有墨水。还有,你的收音机有十六米的波长,你竭力想透过干扰从西方广播里听出一点什么。你的十年是保证木成问题了,然而肋骨却完整无缺,肺炎暂时也还没有,你也没有出卖任何人,好像你应付得挺聪明。你已经在监室里表示,对你的审问想必很快就要终结了。 
  但是你看!侦查员不慌不忙地欣赏着自己的笔迹,开始填写第五号笔录。问:你同乙是否交过朋友?是。你在政治问题上同他无话不谈吗?不,不,我不相信他。但你们经常见面吧?不很经常。嘿,怎么不很经常?根据邻居的陈述,仅仅最近一个月,某日,某日,某日,他就上你那里去过。去过吗?好吧,也许是这样。邻居注意到,你们从来不喝酒,不喧嚷,讲话很轻,走廊里都听不到(啊,朋友们,喝酒吧!打碎酒瓶吧!骂娘骂的声音响些!——这会使你们不受嫌疑!)——嗯,这又怎么啦?——而且你也上他那里去过,你在电话里说:我们俩那天过了一个内容充实的夜晚。后来,在十字路口又看到你们在一起,你与他在大冷天站了半个小时,你们脸色阴沉,露出不满的表情,这里恰好有你们会见时的照片。(特务的技术,我的朋友们,特务的技术!)那末,—一你们在这次会见时谈论些什么?! 
  谈论些什么?!……这是个要害问题!第一个想法——你忘记了你们谈论些什么。难道你非记住不可吗?好,就算忘记了第一次谈话。难道第二次也忘了!第三次也忘了?甚至那个内容充实的夜晚也忘了?还有—一在十字路口,还有同丙的谈话呢?还有同丁的谈话呢?不,你想,“忘了”—一这不是出路,这上面站不住脚。于是,你那受到逮捕的震荡的、因恐惧而受伤的、由于缺觉和饥饿而变昏沉的脑子,便上下求索,以期找到一套巧妙的比较近乎情理的说法来把侦查员蒙混过去。 
  谈论些什么?!如果你们谈论了冰球(这在一切场合都是最太平无资的,朋友们!),谈论了女人,甚至谈论了科学,那还好,可以复述一遍(科学———距冰球不远,只是在我们的时代,科学中的一切都是保密的,因此可能会粘上关于泄露机密的法令)。可是如果实际上你们谈论了城里最近又在抓人?谈论了集体农庄?(当然说集体农庄里不好,因为谁会说它们好呢?)谈论了降低计件工资额?瞧你们在十字路口板了半小时的面孔——你们在那里说了些什么? 
  也许,乙已经被捕(侦查员向你担保说——一是的,并且已经把你供出来,现在就要把他带来当面对质)。也许他正泰然自若地坐在家里,但马上就会从那儿给拉去审讯,并会同他核对你们那时在十字路口板着脸说了些什么? 
  现在,事过之后,你才明白:生活是这样的,当你们每次分手时,你们都应当商量好并牢牢记住:我们今天到底说了些什么?那时,不管怎么审问,你们的供词就会口径一致。但是你们没有说好?你们毕竟没有设想到,这是怎样的热带丛林。 
  说你们约好去钓鱼?而乙却可能说根本没有谈过什么钓鱼,说的是函授教学。你非但不会顺利通过侦查,反而会把结子系得更紧: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你闪出一个念头—一成功的还是致命的?——应当说得尽可能接近于真实情况(当然,要磨平一切棱角,去掉一切危险的东西)——一人们不是说,谎话永远应当说得接近真实吗。也许,乙也能想到该这么办,说出些离这不远的话,双方供词在某些方面能碰上头,于是就不再纠缠你们。 
  过了许多年你会明白过来,这是一种完全不明智的想法,装成一个难以置信的大傻瓜要正确得多:我自己过的日于一天也记不得,就是打死我也记不得。但你是三昼夜没有睡觉。你费好大劲儿才能留意自己的思想,留意在脸上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况且不给你一分钟思考的时间。况且一下子两个侦查员(他们喜欢彼此往来串门)缠住你不放;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于是你就供述:谈到集体农庄(还没有完全上轨道,但很快就会上去),谈到降低计件工资额……究竟说了些什么?说对降低感到高兴?但这不是正常人说的话,又会搞得不像真的。要完全像真的,得这样说;发了点小牢骚,说工资额卡得紧了点。 
  而侦查员是亲自作笔录的,他译成自己的语言:在我们这次会晤时,我们诋毁了党和政府的工资政策。 
  将来有一天乙会责怪你:哎,笨蛋,我说的是—一我们约好了去钓鱼…… 
  但你是想比你的侦查员更狡滑、更聪明!你有迅速敏锐的思想!你是知识分子!于是你就弄巧成拙了…… 
  在《罪与罚》里,波尔菲利·彼得罗维奇对拉斯科尔尼科夫说出了一个非常透彻的看法,这个看法只有自身经历过这种猫捉老鼠游戏的人才能得出来—一他说,跟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打交道,无需我替你编造案情,你们自己就会编造好了现成地给我端上来。是啊,正是如此!有知识的人不会做出契河夫笔下的《歹徒》那样妙不可言的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人家说他犯了什么罪,他总要努力编出一套故事,不管怎么假,总会是有头有尾的。 
  然而,屠夫侦查员抓的不是这种连贯性,而只是三言两语。他是知道什么货色什么价钱的。而我们却毫无准备!…… 
  我们从小得到的教育和培养就是如何去掌握自己的专业、履行公民义务、服兵役、练身体、端正品行、甚至养成审美能力(这方面马马虎虎)。但是,无论上课、教育、经验都一点也没有提示我们经受生活的最大考验:无缘无故的逮捕和无事生非的侦查。小说、戏剧、电影(它们的作者们自己最好去喝一喝古拉格这杯苦酒!)把坐在侦查员办公室的人给我们描绘成真理和仁爱的骑士,像我们的亲爹。——一什么题目的课没有给我们讲过呀!甚至拿它们考得我们满头大汗——一但是谁也不会讲一堂关于刑法典的真实含义和广义解释的课,而且这些刑法典在图书馆不开架借阅,在书亭里不出售,到不了无忧无虑的青少年手中。 
  好像是童话,据说在三海之外的某个地方,受侦查的人可以得到律师的帮助。这就是说,在斗争最困难的时刻,在自己的身边有一个通晓一切法律的清醒头脑! 
  我们的侦查工作原则,还在于不许受侦查人对法律有任何了解。 
  出示起诉书……(对话:“在上面签名吧。”“我不同意起诉书。”“签名吧。”“但我什么罪过也没有呀!”)……你依照苏俄刑法典第五十八条10第2款和第五十八条11受控诉。签名吧!——但这些条文说的是什么呀?让我看看法典!—一我没有法典。——那就上处长那里去拿来!——他也没有。签名吧!——但我请求给我看法典!—一规定不许给你看,它不是为你写的,而是为我们写的。而且你也不需要看,我可以告诉你:这些条文说的正好是你犯的那些罪。而且现在让你签名并不是要你同意,而是证明你已经读过了,证明起诉书已经给你看过。 
  在其中的一张纸上突然闪出一种新的字母组合:YIIK(刑诉法典)。你起了戒心:YIIK同YK(刑法典)有什么区别呀。如果碰上侦查员心情舒畅,他会问你解释:这是刑事诉讼法典。怎么?那么说,甚至不是一本,而是整整两大本法典你都一无所知,可是眼下正根据它们的规定开始了对你的惩治?!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十年、后来又过了十五年。在我的少年时代的坟墓上已经长满了青草。刑期已经服满,甚至无期的流放也已结束。但不论什么地方—一不论在劳改营的“文比教育”处,不伦在区图书馆里,甚至在中等城市,—一我眼里没有见过、手里没有拿过、不能买到、不能搞到甚至不能询问苏联的法典!而且,我所熟识的那些经过了侦查、法院并且不止一次被劳改和流放的几百万囚徒——其中也没有一个人眼里见过法典,手里拿过法典!(深知我国的多疑气氛的人懂得:为什么不能在人民法院或区执行委员会询问法典。你对法典的兴趣将会是一种非常的现象:或者你正在准备犯罪,或者想湮灭罪迹!) 
  只有当两个法典结束了自己的三十五年存在的最后日子,只有当它们应当被新法典代替的时候,——一只是那个时候,我才在莫斯科地下铁道的售货柜上看到它们,两个平装的小兄弟,yk和yllK(因为已经无用便决定把它们放出来)。 
  我现在深受感动地阅读着。例如,刑诉法典规定: 
  第136条—一侦查员无权用暴力和威胁的方法强迫被告 
  供述或招认。(预见得多么清楚!) 
  第111条——一侦查员还必须查明证明被告无罪的情节, 
  以及减轻其罪责的情节。 
  (“我可是在十月革命期间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呀!……我枪毙了高尔察克!……我清算过富农!……我给国家节约过一千万卢布!……我在最近一次战争中两次负伤!……我得过三次勋章!……” 
  我们并不是为这个审判你——历史张口露出了侦查员的牙齿,——你做过好事——这与案情无关)。 
  第139条——被告有权亲笔书写供词,并要求对侦查员 
  书写的笔录加以修正。 
  (哎,要是及时知道这条多好!正确些说:如果实际上真是这样多好!但是像乞求恩典似的,我们总是徒然地请求侦查员不要写上“我的卑鄙谰言”来代替“我的错误言论”,不要写上“我们的地下武器库”来代替“我的生了锈的芬兰刀”)。 
  啊,要是给受侦查人先上一课监狱学多好!要是进行侦查工作时先排演一下,然后再来真的多好!……对一九四八年的二进狱者就没搞过这种侦查把戏—一因为那是白费劲。但初进狱者没有经验、没有知识。并且无人可与商量。 
  受侦查人的孤独!—一这就是不公正的侦查获得成功的又一个条件!整个机关扑上去摧毁这个孤独的受压的意志。从逮捕那一刻起,以及在侦查的整个最初突击期,囚犯应当处在理想的孤独状态:在监室里,在走廊里,在楼梯上,在侦查室里,——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不应当与自己的同类接触,不应在任何人的微笑中,在任何人的眼光中,汲取到同情、忠告、支持。机关尽一切力量去遮住他的未来,歪曲他的现在:把他的亲友都说成是已被逮捕的,把一切物证说成是已经找到的。夸大自己对他及其亲人进行制裁的可能性,夸大自己给予饶恕的权利(机关根本没有这种权利)。把真诚“海改”同减轻判决和劳改营待遇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根本就不存在)。当囚犯惊魂未定、受尽痛苦并失去自制能力的短短时期内,从他嘴里尽可能多取得一些不能翻悔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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