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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区。从铁丝网到铁丝网两百步，而且还不许靠近。不错，周围的兹维尼哥罗德的丘陵将呈现苍翠的景色，将映出悦目的光辉，可是在铁丝网内却只有饥饿的食堂，惩戒隔离室的石砌的地窖，“个人厨房”的破烂的敞棚、澡房的木板屋、污秽朽烂的涂成灰色的厕所木棚——齐了，再没有别的去处。也许这个小小的岛屿就是你命中注定还能踏到的最后一块土地。
宿舍里支的都是光板的“小车厢”。“小车厢”是群岛的一大发明。它供土著们睡觉用，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是见不到的：这是搭在两个双十字形支架上的四块木板，分上下两层。只要一个睡觉的人微微动一下，其他三个人就要摇晃。
在这个劳改营里是不发床垫的，连个填麦秸的大口袋也不给。新耶路撒冷岛上的土著不知“床单”和“内衣”为何物。这里从没有床单，从不发给替换的内衣，也不收洗。除非是你自己带进来，自己想法去洗。这个劳改营的总务主任也没听说过“枕头”这个字眼。枕头只有私人的，而且仅仅女犯和盗窃犯才有。晚上，你在一张光板上躺下，鞋可以脱，但要考虑到可能被扒走。最好是穿着鞋睡。衣袋也不可乱放；也会遭扒。早晨去上工，什么东西都不能留在工棚里：即使是小偷看不上眼的东西，也会被看守员没收。因为规定不许留下！早晨出工就像游牧民族迁离宿营地。甚至比他们迁离得更干净：既不留下篝火的灰烬，也不留下啃过的动物骨头。房间里空空如也，白天哪怕换一拨人住也行。你的铺位和你邻人的铺位没有任何区别。全是光滑、油污、被身体磨得锃亮的。
但是你也不能把自己的东西带到劳动地点去，清早要把你的全部家当收拾好，放进提箱或口袋，到私人物品保管室门口去站队。下工回来又得到那里站队，取出你预计夜晚用得着的东西。主意千万不能打错，再去保管室可办不到。
就这样——整整十年！打起精神来吧！
上早班的下午两点多回营。他们洗脸，吃饭，在保管室排队——点名铃马上就响了。全体在营内的犯人都要列成横队。大字不识的看守员拿着一块三合板，在队前走来走去，把铅笔放在嘴里吮湿，像有学问的人那样额头上皱起一些格子，嘴里不住地叨呼着什么。他把队列来来回回地数上几遍，把所有房间来来回回地巡视几遍，同时让队列站在那里。一会儿是他的算术搞错了，一会儿是他弄不清有多少病号，多少人蹲在“不出工”的惩罚隔离室里。这种毫无意义的浪费时间每次好说要拖一个小时，有时候还能拖上一个半小时。在这种时候感到特别束手无策、特别委屈的是那些珍惜时间的人——虽然这在我们民族中是不很发达的需求，在犯人们中间更是完全不发达的，——是那些甚至在劳改营里也想争取时间做出一些什么事情的人们。“在队列里”是不能读书的。我的两个小青年加表罗夫和英加尔闭着眼睛站在队列里，他们在构思或是一首诗，或是一篇散文，或是一封信。但是在横队里连这样站着也不允许，因为看起来你好像在睡觉，这就等于蔑视点名。何况你的耳朵还没有封起来，骂娘、愚蠢的玩笑和无聊的对话仍然能钻到里面去。（这正是一九四五年。诺伯特·维纳很快将提出控制论，已经实现了原子的裂变——而我们的面色苍白的知识分子们正站在那里等待着，“站好，不许动！”等着那个红光满面的蠢驴懒洋洋地念叨完他的总数！）点名结束，现在是五点半，本来可以躺下睡觉了（因为前一个夜晚是短暂的，而下一个夜晚可能更短暂），然而一小时之后要吃晚饭，时间被割得七零八碎。
劳改营的行政当局懒惰和无能到这种程度，以至它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足够的灵活性把三个不同班次的工人按不同的房间分开。吃过晚饭，七点多种，第一班的本来可以休息了，但是那些能吃饱肚子并且累不着的人且安静不下来呢。盗窃犯们这时候刚刚开始他们的牌局。他们怪声大叫，他们表演节目。瞧，一个阿塞拜疆型的扒手做出夸张的偷偷摸摸的样子，从一个“小车厢”跳到另一个“小车厢”，踩着上层床板和睡在床上的苦力，在屋里绕圈，还扯着嗓子喊：“拿破仑到莫斯科来拿烟叶子就是这么来的！”搞到一大把烟叶子以后，他又沿同一条道返回去，踩着和跨过睡觉的人。“拿破仑就是这样逃回巴黎的！”盗窃犯们每一个恶作剧都是那么惊人和异乎寻常，以至于我们一直在目瞪口呆地凝视着他们。从晚上九点开始，上夜班的人就要摇晃“小车厢”，咯噔咯噔地走路，收拾东西，送保管室。他们在十点钟被带出去，现在该可以睡一会了！但是上中班的十一点回来。现在是他们发出沉重脚步声，摇晃“小车厢”，洗睑，到保管室去取东西，吃晚饭。也许只是从十一点半开始，精疲力竭的劳改营是在睡觉。
但是，四点一刻，清脆如歌的钟声便在我们小小的劳改营上空回荡，也回荡在周围沉睡的集体农庄的上空，那里的老年人还记得伊斯特拉各教堂的钟声齐鸣。也许我们劳改营的有着清越歌喉的大钟正是来自教堂，在那里早就习惯于每天鸡叫头遍就把僧人们唤醒，要他们去祷告和劳动。
“早班的，起床！”看守员在每间屋里叫喊。脑袋由于缺觉而像喝醉酒似的昏昏然，眼睛还像被胶水粘牢似地睁不开——还顾得上洗什么脸！连穿衣服也用不着，你就是穿着它睡的。这么说就直接去食堂吧。你睡眠惺松，摇摇晃晃地走进去。每一个人都在往前挤，并且全都明确地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一部分人忙着领口粮，另一部分人领菜汤。只有你像梦游者一样在一边傍徨，在昏暗的灯光下和菜汤的蒸汽里，你看不见那两样东西该到哪儿去领。最后，你终于领到了五百五十克供你举行盛宴的面包和一瓦钵热乎乎的黑汤。这叫做黑菜汤，是用荨麻叶子做的菜汤。煮熟的叶子像黑色的破布似地泡在发黑的清水里。既没有鱼，也没有肉，也没有油脂。甚至连盐也没有：放进去的盐全会被煮在锅里的尊麻叶子吃掉，所以索性不掏；如果说烟叶子是劳改营里的黄金，那么盐就是劳改营里的白银。炊事员们是省着用的。不放盐的荨麻叶菜汤，简直是叫人反胃的苦药水！即使你饥肠辘辘，也实在无法把这东西灌进肚里。
抬起你的眼睛向上看。不是仰望苍天，而是看看天花板。眼睛已经习惯了昏暗的灯光，能辨认出他们用喜爱的红色字母写在糊墙纸上的标语：
“不劳动者不得食！”
胸口猛然发颤。啊，文化教育科的才子们！你们为劳改营的食堂找到了这么一句福音书兼共产主义的伟大口号，一定极为得意了。但是在《马太福音》中说“工人得到饮食是应当的”。《申命记》中还说：“牛在场上端谷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
属于你们的只是一个惊叹号！我代表一头端出谷粒的黄牛向你们致谢！从此我将懂得，你们卡紧我的细瘦的脖颈全然不是由于匮乏，你们摧残我的生命并不单纯是出于贪婪，——这都是根据那个正在到来的社会的光辉的原则！只是我在劳改营里看不到劳动者得食。我在劳改营里也看不到不劳动者——不得食。
东方破晓。黎明前的八月的天空现出家微。天幕上只有最明亮的星星依然可见。东南方，在我们将被带去劳动的砖厂的上空，是南河三和天狼星——它们是小犬星座和大犬星座的两颗主星。一切都背弃了我们，连天空也跟狱吏们站在一起；天上的犬也和地上的犬一样地系在押解队的皮带上。狼犬疯狂地吠叫，从地面跃起，想够到我们。它们是用人肉高超地训练出来的。
劳改营中的第一天！即使是我的仇敌，我也不希望他有这样的一天！大脑容纳不下全部的残酷的现实，因而发生了错乱。以后会怎么样？我会遇到什么事？——不停地在脑子里打转。而他们给新来犯人分配的劳动总是最没意思的，只是为了在看他们的材料期间不让他们闲着。熬不完的一天。你的工作是抬担架或者推手车。每推一车只能使这一天减去五分钟，十分钟，而你的头脑却只能反复地思考一件事：以后会怎么样？以后会怎么样？
我们看出来，把这些没用的东西推来推去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尽量利用每车之间的时间闲聊。我们推了头几车，看来就已经精疲力竭了，我们已经把力气使光了——这样连续推上八年，我们怎么吃得消？我们努力谈一些使我们感到我们的力量和个性的东西。英加尔描述他尊为导师的蒂尼亚诺夫的葬礼的情况，于是我们就争论起历史小说的问题来：一般该不该大胆地去写这种题材？历史小说毕竟是关于作者未见过的事物的小说。作者背着时间距离和他本人时代的成熟性的负担，尽可以认为自己已经有了深刻的理解，但身临其境总是做不到的。因此是否可以说，一部历史小说首先是一部幻想小说？
这时候，新来的犯人几人一批地被叫进办公室去分配工作。我们全部放下了手车。英加尔昨天就和一个什么人拉上了关系。现在他，一个搞文学的人，被分派到厂里的会计室，尽管他在数百字上迷糊到可笑的程度而且生来没有拨过算盘。加麦罗夫即使为了救自己的命也学不会求情和抓机会。分配他当壮工。他回来，往草地上一躺，在他还不需要去当壮工的这短短的最后一小时内，他向我谈到遭迫害的诗人帕维尔·瓦西里耶夫。这个人我一点也没听说过。这些小青年怎么来得及读了那么多，知道那么多？
我咬着一根草茎儿，拿不定主意——该打出哪张胜杯？数字还是军官经历？像鲍里斯这样傲然地遗世独立，我做不到。我也一度受过另一种理想的熏陶，但三十年代以来的粗暴的生活，一直朝这个方向打磨着我们：钻和捞！
一跨进砖厂厂长办公室的门坎，我自然而然地把军官宽皮带下面的军便服的格子从腹部拉到了两侧（这一天我有意识地把这一身穿戴起来，即使推手车我也不在乎）。挺直的领子严格地系着扣。
“军官吗？”厂长立刻推测到了。
“是！”
“有跟人们工作的经验吗？”
“有。”
“指挥过什么？”
“炮兵营。”（我脱口而出地扯了个谎，我觉得炮兵连小了。）他半信半疑地望着我。
“可是在这儿你干得了吗？这儿的事难办。”
“我想我干得了！”我回答。（要知道，我自己也不明白我正在把脖子伸进一个什么套包、须要紧的事情是钻和捞呀！）他眯起眼睛想了一想。（他在估摸我充当走狗的适合程度，我的下巴骨是否结实。）
“好吧。让你当取土场值班工长。”
还有一个前军官尼古拉·阿基莫夫也被指派为取立场工长。我们两个人从办公室出来，觉得又近乎，又愉快。那时候即使有人告诉我们，我们也不会理解这是选择了军人服刑的标准开端——充当奴仆。从阿基莫夫的非知识分子型的朴质的面孔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开朗的青年和优秀的战士。
“厂长干嘛要吓唬人？二十个人还对付不了？地下没有理地雷，天上没有飞机炸，有什么对付不了的？”
我们想在内心恢复往日在前线上的自信。我们这两个小崽儿不明白群岛是多么不同于前线。它的围困战比我们使用炸药的战争要难打得多。
在军队里，傻瓜和一钱不值的人都能指挥，甚至是占据的职位越高，成绩就越好。如果一个排长需要有敏捷的头脑、不知疲倦的体力、勇敢的精神和摸透士兵的心的本领，那么有的元帅只要会发脾气，会骂人，再加上会签自己的名字就够了。其他一切都有别人替他做，作战计划会由作战处的一个不知姓名的聪明的军官给他送上来。士兵们执行命令并不是因为相信它们的正确（常常是完全相反），而是因为命令是统治集团层层下达的。这是一整套机器的命令，谁不执行，就要砍掉谁的脑袋。
但是对于在群岛上被委派去指挥其他犯人的一个犯人来说，情况完全不同。整个带金色肩章的统治集团决不是高高地站在你的背后，它决不会支持你的命令：只要你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本领贯彻这些命令，它就会对你翻脸不认人，一腿把你踢开。而这种地方的本领是：或者是靠你的拳头，或者是利用饥饿无情地摧毁，或者如此精通“群岛”的学问；以至你发出的命令在每一个犯人眼里都像是给他的唯一生路。
北极般冰冷的淡绿色的液体应当取代你身上的温暖的血液，只有在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