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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过了。想出了一个“作业班”。其家我们怎么能想不到呢？在我国，连民粹派也是想经过村社进入社会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者则是要通过集体。我们的报纸直到今天还是这么写的——“对于一个人，最主要的东西是劳动，而且必须是在集体中的劳动”！
在劳改营里正好是除了劳动之外一无所有，而且完全是在集体中的！这么说来，劳改营不正是人类的最高目标吗？最主要的东西不是已经得到了吗？
作业班怎样服务于其成员的心理上的充实、互相促进、互相监督和尊严感的提高——对这些我们已经有过一个说明的机会（第三章）。根据组成作业班的不同目的，还需要选定与此相适应的生产任务和班长（劳改营里的切口叫“疙瘩”）。班长必须能够在首长、看守、押解队不在场的情况下，利用棍棒和口粮驱使犯人干活，把作业班带起来。沙拉莫夫举出一些例子，在科雷马的一个淘金季节，一个作业班的全体成员死绝了好几轮，而作业班长还是原来的。在克麦罗夫劳改营里有这么一个叫别列洛莫夫的班长。他从来不动嘴，只用那根当做“制自”用的棍棒发号施令。这类人的姓氏可以占去本书的许多页，但是我没有去编录它。有意思的是，这一类的班长多半来自盗窃犯，不对，该说是来自流氓无产阶级。
然而，什么事情人们不能适应？如果看不到作业班有时候也成了土著社会的一个自然的细胞，如像狱外之有家庭一样，那会是我们的一个粗暴的忽略。我自己就见过这样的作业班，而且不止一个。诚然这不是所谓“一般劳动”的作业班，在那样的作业班里，必须有一些人死掉，否则其余的人是活不下来的。我所说的基本上是专业班；电工、车工、木工、油漆工。这些作业班人数越少（十至十二人），互相保护和互相支持的精神就表现得越明显。
为了带领这样的作业班和发挥这样的作用，需要有适当的班长，适度地残忍，熟悉古拉格的全部道德（不道德）规范，眼光锐利，在班内办事公道，有一套对付上司的练就了的方法——有的是用嘶哑的声音骂街，有的是偷偷摸摸地捣蛋；要使所有的杂役都怕你三分，不放过为自己的作业班多争一百克面包、一条棉裤、一双靴子的机会。但是也要和有势力的杂役拉好关系，可以从他们那里打听出劳改营里的新闻和动向。这一切都是他实行正确的领导所必需的。他必须十分了解各项工程以及有利的与不利的工段（并善于把相邻作业班——如果它存在的话——挤到不利的工段上去）。对于搞“图赫塔”（弄虚作假）的机会要有锐敏的眼力——能摸准在这五天里从哪方面容易搞，是在定额上还是在完成数上。当工地主任已经拿起漏水的自来水笔要在工作日报单里划“不合格”的时候，他要能够毫不动摇地维护虚报数字。要善于给定额员送“油水”。知道他的作业班里谁是眼线（如果不是过分聪明和有害，就让他继续干下去，否则就塞一个较差的去顶替）。而在作业班里，他永远知道对谁该用眼神鼓励一下，对谁该骂几句，今天给谁派的活应该轻一点。有这样的作业班长的这样的作业班，总是能严峻地相处，严峻地活下来。没有任何温情，但是也不会有人倒下来。我在这样的一些作业班长手底下干过——西涅布里亚科夫，巴维尔·波罗纽克。如果编一份这类人的名单，也会占许多页。根据听到的许多介绍，共同的一点是，这一类会办事的聪明的作业班长多半是“富农”的儿子。
可有什么办法？如果人家硬要把作业班当做一种生存形式强加给你，那有什么办法？总得设法适应吧？劳动使我们丧命，但是要想不丧命也只能通过劳动。（当然，这是可以引起争论的哲学。也许这样回答更对：用不着你教我按你要求的方式丧命，还是让我按我希望的方式去丧命吧。问题是人家横竖不会让你……）。
作业班长有时也会面临困难的抉择：伐木作业班完不成五十五方的日任务，班长是要去蹲禁闭的。不想蹲禁闭，就得把班员们往死里使唤。哪边厉害，就得朝哪边磕头。
两个管理班子对于劳改营的用处，就像铁钳需要有两个夹头。两个班子就象铁锤和铁钻，它们把犯人锻成国家需要的东西，一旦砸烂了就扫进垃圾堆。虽然单另为营区（即劳改营本身）维持一套管理班子大大增加了国家的开支，虽然它常常由于愚蠢、任性和“警惕性”而阻挠、干扰生产施工的进行，但仍是照设不误，可见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失策。设置两个管理班子——这就是把一个折磨者变成两个，两者交替行动，互相竞赛，看谁能从一个囚犯身上榨取的更多而给他的更少。
一个班子手里掌握着生产、材料、工具、运输，只缺一样做不足道的东西——劳动力。这个劳动力每天早晨由押解队从劳改营里带出来，每天晚上带回营（或者是两班倒）。犯人们在生产班子手里的那十个或十二个小时之内，没有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必要。甚至如果他们在工作日之内倒毙了，两个管理班子都不会在意：死了人比板材被烧毁或亚麻子油被盗窃更容易报销。对生产班子说来，重要的是逼迫犯人在一天内多干些，在工作日报单里给他们少记些。因为生产中致命的超支和短缺总要找一条路于弥补：要知道，托拉斯、建筑器材局、工地主任、工长、总务主任、汽车司机都在偷。犯人们偷得最少，而且不是为自己（他们能拿到哪里去？），而是为本营的首长们和押解队员。更大的损失是漫不经心和考虑不周的经营管理造成的。此外，犯人对一切都不爱惜，也造成损失。弥补所有这些短缺只有一条路子——少付劳动力的报酬。
劳改营管理班子手里只有劳力“（此乃缩略语的杰作！），但这是决定性的因素。劳改营长官们就是这样说的：我们能卡他们（生产管理班子）的脖子，他们别处找不到工人。（在泰加森林，在荒漠里，哪能找到？）正因为如此，他们拼命想拿手里的劳力去多捞钱。这些钱固然也上交国库，但一部分留作本营的管理费用，作为对劳改营领导给犯人提供警卫（防止自由）、吃穿和精神折磨的酬劳。
正如我们的设计周到的社会制度中一贯的情形一样，这里也有两个计划对面顶撞：一个是要求把工资开支降到最低限度的生产计划，一个是要求从生产单位给劳改营搞来最大限度工资收入的内务部计划。旁观者会奇怪：为什么要使自己的计划发生冲突？噢，这里头大有文章！两个计划一冲突，就能把夹在当中的小人地挤扁。这一条原则的效力远远超出群岛的铁丝网之外。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这两个班子互相间一点也不敌视，并不像你根据它们经常的争执和互相欺骗可能设想的那样。在需要把什么东西压得更扁的地方，它们彼此是贴得很紧的。尽管劳改营长是全体犯人的生身父亲，但是他永远会欣然地同意并签署一张证明犯人自己应对其致残负责而与生产单位无关的文书；他不会十分坚持应当发给犯人们工作服或者提出某个车间里没有通风设备。（没有就没有吧，有什么办法，是暂时的困难嘛，列宁格勒围困时期是怎么过来的？……）劳改营管理当局从来不会拒绝按照生产管理当局的要求把态度不好的作业班长、丢失了铁锹的工人或执行命令不力的工程师关进禁闭室。在荒僻的新村里不正是这两个管理班子的成员构成了当地的“泰加森林工业地主”的上层社会吗？不正是他们的妻子们在互相串门作客吗？
如果工作日报单里仍是不断地搀进虚报，如果在日报单里写进挖掘和回填了一些在地面上从来没有张过口的地沟；修理了根本没有坏的暖气设备和机床；更换了还能用十年的完完整整的柱子，——那么做出这种事情甚至并不是由于不择手段地搞钱的劳改营管理当局的怂恿，而是犯人们（作业班长们、定额员们、工长们）自己干出来的，因为所有的国家定额都是这么回事；它们不是为地球上的现实生活规定的，而是为月球上的理想境界规定的。一个有献身精神、身体健康、吃饱了肚子、精力充沛的人都完成不了这些定额！还能要求一个受尽折磨、体衰力弱、挨饿和受压的囚犯办到吗？国家定额规定的生产率是地球上不可能有的，在这一点上有点像文学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是如果卖不出去的书事后可以干脆粉碎造纸，而掩盖工业生产中的虚报就比较复杂。但并不是不可能！
经理和工地主任经常忙得团团转，注意不到和来不及发现弄虚作假。从自由人中雇佣的工长或是狗屁不懂或是喝得醉醺醺或是对犯人们存着善心（当然图的是遇到困难的时刻，作业班长会帮他们个忙）。再者——“超额奖已经吃掉了”，面包从肚子里掏不出来了。会计师的稽查和核算是以笨头笨脑闻名的，他们要迟上几个月或者几年才能发现虚报，那时为这个工程付的钱早就无影无踪了，剩下的办法只有把自由雇员中的什么人拉出来交法庭审判，或者暗中了结，把这笔帐冲销。
高层的领导在群岛底下竖了三根支柱：“分级灶”、作业班和两个管理班子。而第四根支柱，也是主要的支柱——弄虚作假却是土著们和生活本身竖立的。
要搞弄虚作假需要有魄力有办法的作业班长，但是更需要和更重要的是由犯人中任命的生产头目。工长、定额员、计划员、经济学家当中有不少这一类人，因为在那些辽远的地方找不来这么多自由雇员。一部分犯人在这些职位上得意忘形了，变得比自由人更残酷，践踏自己的囚犯兄弟，踩着尸体走向自己的提前释放。另一些人相反，他们保持着关于自己的群岛祖国的明晰的意识，在生产管理中引进了合理的温和措施，在生产表报中引进了合理的虚报成分。他们这样做是冒风险的：危险性不在于得到新刑期，因为套在脖子上的刑期本来已经够地道，条文也够结实，而是在于丧失自己的职位，惹恼上司，递解到更坏的地方，在那里无声无息地灭亡。但是他们仍然帮助自己的弟兄们活下来，从而更显出他们的坚毅和智慧的光辉。
例如，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弗拉索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谈到卡德案件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他。在自己漫长的刑期（他连续地蹲了十九年）中，他始终保持了同样的固执和自信，他在法庭上的表现，他对加里宁及其赦免的嘲弄都是出于这种自信。所有这些年，即使当他饿得枯瘦如柴，在“一般劳动”中苦苦撑持的时候，他也未曾觉得自己是一头赎罪的羔羊，而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政治犯，甚至像他在推心置腹的谈心中所说的，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者”。他的天生的精明的管理手腕补偿了他不完全的经济专业的学历。当他凭着这方面的才干担任各种生产杂役的职务时，他不单纯地谋求延缓自己的灭亡，同时也寻找机会修补一下整个这辆大车，以便自己的伙伴们拉得省力一些。
四十年代在乌斯特维姆的一个森林派遣点上（乌斯特维姆劳改营管理体制与一般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只有一套管理班子：劳改营自己进行伐木，进行统计和对森林工业部负责），弗拉索夫一身兼任定额员和计划员两个职务。他在那儿是个“大拿”。冬天，为了给那些辛勤伐木的人们一点支持，他总是给他们的作业班多记若干立方的产量。有一个特别严酷的冬季，伙计们拼死拼活才能完成百分之六十的任务，可是却能按照完成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的标准拿到待遇。他们依靠提高的口粮谷过了一冬，保证工作一天也没有停止。然而“放倒的”（在纸面上）的木材却迟迟运不出来，一些不好听的风言风语传进了劳改营长的耳朵。三月间他派了一个由工长们组成的调查组进林子，他们发现了八千方木材的缺额！气疯了的营长把弗拉索夫叫了去。弗拉索夫听完了说就：“首长，把这些家伙每人关五天禁闭吧。他们都是应付差事。他们懒得进林子，因为那儿雪深。请你再组织一个新的调查组，我当组长。”弗拉索夫跟自己的懂事的三人小组没有出办公室就编好了一份调查报告并且“找到”了所有欠缺的木材。营长安心了一段时间，但是在五月间又抓瞎了：木材运出来的明明很少啊，上头已经在问了。他把弗拉索夫找来。平时像个好斗的公鸡似的小个子弗拉索夫这时候连抵赖也不抵赖：木材根本不存在。“那你怎么能搞假报告，妈拉个X的？！”“怎么，是不是您想亲自去坐坐牢？要知道，八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