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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牢房生涯后，谢聪敏和我分别出狱，我对谢聪敏的看法是：把我咬进台独案，就
政治手段言，是高杆；就朋友之道言，是卑鄙，我个人对朋友之道，是很古典的，我无法接
受这种为政治而牺牲朋友的卑鄙，所以出狱后十多年，我跟他形同绝交状态，没有任何来
往。一九八五年，美国全美台湾同乡会邀请李敖访美，却有化名“庄脚人”的，在《台湾公
论报》表示反对。因为“庄脚人”不是个人而是团体，是台独联盟欲借李敖引起争端，煽动
台湾同乡反对全美会主席，因此引起洪哲胜和谢聪敏的反驳。洪哲胜写《从李敖事件看台湾
人的统战观》，发表在《美丽岛》第二四三期（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五日）；谢聪敏写《君子
和而不同》，发表在《美丽岛》第二四五期（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谢聪敏文中有这
样沉痛的话：“一个革命组织在夸耀它的伟大成就之际，也应该回顾那些被牺牲的人怎样在
黑暗中忍受他们的痛苦。李敖就是为台独联盟走进政治监狱的。现在全美台湾同乡会邀请李
敖来美访问，反对的声音竟然来自《公论报》未曾亮出姓名的‘庄脚人’。”“特务逮捕李
敖，也有相当的根据。一九七0年，李敖为彭明敏教授出走事被特务跟踪，他拍下跟踪便衣
人员的照片，附着泰源监狱政治犯名单送给国际特赦协会秘书长马丁·恩耐尔斯。台独联盟
获得国际特赦协会发表的照片和名单，刊登在《台湾青年》杂志。在这次照片和名单刊出之
前，《台湾青年》也刊登彭明敏教授被调查局便衣人员监视的照片。特务遂断定这些都是李
敖的杰作，怀疑李敖和台独联盟一定暗中联络。一九七一年；日历过年，有人在北上火车经
过台北延平北路平交道时散发大批传单。传单上说：
‘欢迎外省人参加台独，欢迎李敖参加台独。’这就是特务对我刑求逼供，罗织‘台湾
本部’，编造李敖参加台独联盟的根据。”“就李敖和台湾人的关系来说，我认为台湾人欠
他的比他欠台湾人的更多。”……谢聪敏在我和他形同绝交的状态下，还写公道之言，大声
疾呼台湾人欠李敖的比李敖欠台湾人的更多，光此一事，就可看到他的政治气度，远非今天
对李敖忘恩负义的台湾人可比。台湾人的每下愈况，洵可知矣！
咬我进去的不止谢聪敏，还有魏廷朝。魏廷朝第一次出狱后，跟我说：“只要有反国民
党的事，你就算我一份，不必通知我了。”其言甚壮，闻之可喜。后来他不通知我，就把我
咬成台独分子，大概也是心同此理。我出狱后，他弟弟魏廷昱来看我，我说：“我被你哥哥
和谢聪敏咬成台独分子，坐在冤狱里，心想这两个台湾人是最坏的台湾人；现在我阅台湾人
已多，发现他们两个是最好的台湾人啦！”台湾人的每下愈况，又可知矣！
我在坐牢时代，认识了我最难忘的一个“匪谍”——黄中国。黄中国是个怪名字，我戏
称他叫China Huang，并开玩笑说：“‘黄’字在中文里动词用法是把事情给弄砸了，你这
黄中国，是把中国给弄砸了，凭你这名字，你就该坐牢！”我第一次见到他在军法处第二
房，隔壁一位大学生闹绝食，我听到走廊上一个山东口音的人在骂他，说：“年纪轻轻的，
就找死啊！就要饿死自己啊！你笨蛋！”我从墙上窥视孔看过去，看到的就是黄中国。黄中
国五十多岁，是一个好大的胖子，肚皮之大，全看守所我看到的人中，允称第一。他皮肤粗
糙、面目黧黑、傻不鸡鸡的。他那时新任外役，每天替我们押房中的送饭送水。送水是用塑
料水桶，每房一个，他用一根粗麻绳，在饭后把水桶一个个串起来带走。串水桶的时候。空
桶相碰，通通作响，我们就知道是他来了。坐牢的人听觉都非常敏锐，敏锐到可以听出牢门
一开，开的是第几号房或大概第几号房。这种生存能力的离奇，没坐过牢的人是难以想象
的。黄中国原住第九房，和李政一同房，他因为案子很小，又没有共犯，就被调出来做外
役。外役是囚犯们最羡慕的工作，因为他们住的牢房房门白天不锁，他们可以在走廊或院里
走动、可以抽烟、可以看到家属送菜时包菜的有油的报纸、可以趁班长不在时同别人偷着讲
话……人一做到外役，大家就知道他案子不大、案情也简单，黄中国自然也如此。
我在第二房从二月住到七月，在袁耀权被判无期调走后，就一人独居。七月里修房子，
我改调十一房，十一房是大房，“容积率”五人，但我亲眼见过关到十一人，我不知道他们
是怎么睡的。我住入十一房后，改关三人，另二人是第三房的李国龙（辅仁大学学生）和高
时运（高山族县议员，我开玩笑，说他的名字读起来像“狗屎运”）。李国龙是我的小兄弟
兼崇拜者，高时运与世无争（至少与平地人无争），由我做龙头老大，三人相依为命，倒也
痛快。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四日下午，忽然外面哭声大作，远远地听到一个人连哭带喊，渐渐
过来，中间还夹着脚镣拖地之声。不料到了我们房门口，忽然房门大开，一个大汉，满面泪
水、满身汗水、上身赤条条、下体只穿内裤、挂着脚镣，被监狱官和马士官长一拥而入。大
汉不是别人，就是黄中国！黄中国一进房就大喊：“李先生啊！
什么案子嘛！他们判我死刑啊！”声音发自山东男低音的一种嘶喊与绝望，令人悲愤、
令人同情。马士官长向我说：“李先生，我们老乡情绪不稳定，我们不得不偏劳你照顾他，
代他写个状子。”随即对黄中国说：“你别担心啦！有李先生照顾你，给你写状子，包你无
罪回家。戴几天脚镣，不算什么。”
黄中国听了，突然双膝跪倒，噗通噗通向我磕起头来，大喊：
“李先生救命！李先生救命！”我赶忙将他扶起来，弄得身上都是他的泪和汗。我安慰
他，说：“不要担心，有李先生在，一切都没问题。”就这样的，折腾了两三个小时，黄中
国情绪稍微平静。晚饭到了，大家席地而坐，要开吃了，黄中国忽然从行李里掏出五条鸡
腿，那天正好中午加菜，囚犯每人一吃一惊！黄中国分了两条给我，李国龙、高时运各一
条，他自己一条，就大吃起来，了无异状。饭后我向李国龙偷偷说：
“这家伙原来是‘政经分离’的呢！判死刑归判死刑，大吃大喝归大吃大喝，两者互不
相干。现在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胖了吧？”
黄中国加入十一房后，十一房人丁旺了，不久来了胡炎汉（中正大学毕业，辅委会简任
官）、黄毅辛（《中国时报》采访主任），后来高时运调走、黄毅辛出狱，又来了崔积泽
（牛哥、黛郎和我共同的阴友）。整天跟黄中国相处，发现他为人淳朴忠厚，他是山东莱阳
的农民，粗识文字，在抗战胜利前夕，他只身跑到青岛，去做海军，但他不知道那是“伪海
军”（日本统、台下傀儡政府的海军），所以不久胜利，就变成了“汉奸”我笑他：“要做
汉好早做啊！为什么日本人要完蛋了才去做汉好呢？”他苦笑说：“谁晓得呀！我们是乡下
种田的，只晓得去青岛入海军，谁晓得是谁的海军呀！”黄中国因为做了海军、上了贼船，
在一九四九年，就因不准退役、跑到台湾来。后来他退了伍，辛苦成家，在吴兴街开了一家
小米店，又因赌博纠纷，被他莱阳同乡打主意，想挖点钱。大概黄中国有点小气，不肯破财
消灾，就被整起冤枉来，被诬告于一九四五年农历七月间，在共产党占领下的莱阳绕岭区，
干过共产党的指导员；后来派到辇至头村地方、干过共产党的小学教员。就凭这点单薄的人
证和罪名，就被警备总部军法处初审判决“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了！黄中国初审判决的
案号是“一九七二年度初特字第四十六号（61）秤理字第四二六九号”，我仔细研究了它的
内容，在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终于完成了“军法声请复判理由书状”，我共分十四点来
为他喊冤。写成以后，黄中国对我感激涕零，自然不在话下。
在为黄中国写状子后两个多月（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我在牢里翻到约翰·多恩
（JohnDonne）的诗（No man is an island，intire of it self；every man is a peece
of the Continent，a part of the maine；if a clod bee washed away by the Sea，
Europe is the lesse，as well as if a promontory were，a well as a manor of thy
friends or of thine own were，Any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because l am
involved in Mankind．And therefore never sendtoknow for whom to bell tolls。It
tolls for thee。），译之如下：
没有人能自全，
没有人是孤岛，
每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要为本土应卯
那便是一块土地，
那便是一方海角，
那便是一座庄园，
不论是你的、还是朋友的，
一旦海水冲走，
欧洲就要变小。
任何人的死亡，
都是我的减少，
作为人类的一员，
我与生灵共老。
丧钟在为谁敲，
我本茫然不晓，
不为幽明永隔，
它正为你哀悼。
黄中国看到了，似有所悟，他要求让他抄一份，我同意了，于是他趴在本板上，很吃力
地抄了一份。这时复判判决迟迟不下来，他心中忐忑，自然是人之常情。他一再问我什么时
候可以下来，我说大概就在这几天吧，我当时已知道军法处的习惯：他们要枪毙人，复判的
决定，是拖至施刑前一两小时才通知的，通知的时候，已经把人犯五花大绑了。所以，黄中
国得知死刑判决确定之日，也就是押赴刑场枪毙之时，他是不可能事先得知的，可是，这一
真相，我是不愿透露给他的。
由于我对国民党的习性颇有研究，我预感黄中国的案子，虽然经我细心写状，也是无济
干事的。黄中国的处境，是凶多吉少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的清早
五点点钟，十一房的房门突然间被打开，七八个禁子牢头冲进来抓住他，用布条缠住他的嘴
巴，把他架出房门。黄中国的声音，在布条缠嘴的时候，立刻就由哀嚎转变成另一种嘶咧，
我一生中，从没听到人类能够发出那种声音。我坐在那里，披上小棉袄，目击全部快速动作
的完成与离去，神色夷然。远远的，又一两声黄中国的惨叫，在冬夜中，声音凄厉可闻。他
显然是拖到安坑刑场去了。
先前黄中国家人送来一堆水果，李国龙说黄中国小气，不肯分给大家吃，我说谁吃这些
水果，还不知道呢！黄中国被拖出去后，这些水果，胡炎汉、崔积泽是忌讳的，我和李国龙
分吃了，真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本来该在黄中国肚里的，却装进我们肚里了。
当天晚上，大家谈起清早的事，胡炎汉说：“在那样可怕的情形下，你李敖可以冷静的
做一个旁观者，还不忘记照顾热水瓶，你可真狠！”我说：“‘希腊左巴’在亲近的人死去
时候，他提起亲近的人心爱的鹦鹉，走出去了，死者已矣，救活的更重要，并且，在观察人
间万象的时候，你必须冷静，有一天，我会为黄中国做更多的事。”
十二年后，一九八三年六月九日，我花了十个小时，写了一篇《我最难忘的一个“匪
谍”》，细述黄中国的哀史，作为国民党统治下千万血泪的一页。黄中国是中国农民，他在
乱世里，莫名其妙的卷入政治漩涡，阴错阳差的客死异乡刑场。他无识无知，但其遇也哀，
一如鲁迅笔下的阿Q。黄中国的悲剧是他纯属小人物，人微望轻，以致被当成“匪谍”给
“缴”掉。他死后，李国龙问我：“难道军法官不知道黄中国根本不是匪谍？”我说：“怎
么不知道！当然知道。只是国民党要表现捉拿匪谍的成绩，不枪毙一些人，就会被上面打官
腔。在这种邀功缴卷的要求下，每年就只好弄出些假匪谍来充数。上面要‘缴匪谍’，谁管
那么多！”于是，需谍孔殷下，黄中国备位牺牲，伏尸法场矣！
黄中国被枪毙后，我译的那首约翰·多恩的诗，对我更有苍茫的意味，我就妥为“处
理”，终于使它偷渡成功，随我一起出狱。后来被胡茵梦看到了，胡茵梦抄袭了它，放在她
的《死在阿富汗》一文里，又收进她的《茵梦湖》一书里。这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英文诗，
此诗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