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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岁。一九六九年，我又义助彭明敏。这时我三十四岁。这四年岁月，我整个的感觉如同陶
渊明《拟古》九首中的最后一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本不值高原，今日复何悔？
陶渊明诗里说他在长江边种桑树，种了三年，刚要收成的时候，忽然山河变色，桑树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一切成绩，都漂失了，但他并无悔意，因为“本不值高原，
今日复何悔”？本来就不在安全地带种树，又有什么好后悔的呢？
这诗旧解都说以桑树喻晋朝，但我觉得喻自己的努力；才是正解。自己的努力，在乱世
之中，一切都泡了汤，泡了汤并不后悔，因为本来就志在牺牲，又何悔之有？《逸民传》里
记鬼谷子对苏秦张仪说：“二君岂不见河边之树乎？仆御折其枝、风浪荡其根，此木岂与天
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见崇岱之松柏乎？上枝干于青云、下枝通于三泉，千秋万岁，不逢
斧斤之患，岂与天地有骨肉？所居然也。”正因为所居之地，是易遭“斧斤之患”的所在，
所以柯叶之折与根株之浮，也就毫不意外了。这首诗有强烈的“求仁得仁”味道，意态悠远
可喜。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中第三首也是我最喜欢的：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写他在庐山种豆的种种辛苦，最后晚露弄湿了衣服，旧解“夕露沾衣，喻贫贱之
来伤人也”，但我觉得不计一切牺牲以维持素愿，才是正解。我甚至觉得，这首诗该引申解
释做志士仁人为素愿奋斗，有时会灰头土脸、会牺牲自己的名誉，但名誉毁了也不足惜，只
要能救国救民就好了。对我个人说来，我在文星的努力，也正有陶渊明这种诗情。
文星时代朋友中，有人是从头到尾看到“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的局面的，其中最
值得一写的，是梁实秋先生。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一日，我在《文星》发表《老年人和棒
子》，其中提到：老朽昏债卖身投靠的一辈我们不必说，即以最开明一代的老先生而论，从
写“人权与约法”时代的胡适之到写“容忍与自由”时代的胡适之；从《人权论集》时代的
梁实秋到《远东英汉字典》时代的梁实秋，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他们转变的痕迹。弗洛斯特在
他那首《预防》（Precution）里说，他年轻时不敢做一个急进派，因为怕他年老时变成一
个保守派，我并非说胡适之与梁实秋已变成保守派，我是说，他们今日的“稳健”比起当年
那种生龙活虎意气纵横的气概是不大相称的！写《老年人和棒子》的时候，我还不认识梁实
秋先生，后来认识了，聊过许多次天，证实我那篇文章的论断，完全无误。梁实秋在台湾，
虽然“安分守己”，却也被国民党猜忌过。他告诉我：他家被搜查过一次，“一天有人叫
门，开了门，进来许多治安人员，问你是这家主人吗？我说是。他们说美国新闻处丢了一台
打字机，有人说是你偷的，我们要来搜查。我说我是梁实秋，是大学教授，总不至于去偷美
国新闻处的打字机吧？你们各位是不是弄错了？他们听了，拿出一张纸，上面画着我家的平
面图，连说没弄错，就是你家。
于是不由分说，进了屋里，到处翻箱倒柜起来，闹了好一阵，什么也没搜到，然后要我
具结他们没带走任何东西，就走了。
事后我写信给吴国帧抗议，可是一直没有下文。，，据我研判，国民党当年对梁实秋这
番“戏弄”，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在查他跟民社党、跟罗隆基等的关系；第二个目的在
警告他要识相，在台湾，知识分子有头有脸而非国民党如梁实秋者，毕竟不多，现在大家已
经沦落到台湾来，对老子们要客气一点！偷打字机事件后，还有一次他被告到蒋介石那儿，
幸亏他提出毛泽东在延安抨击他的文艺谈话）才得过关。他还告诉我：他译的那本《沉思
录》（Meditations），作者是二世纪的罗马皇帝Marcus Aurelius，由于中文译名是玛克
斯，竟被国民党官方认为是十九世纪的马克思而惹过一点小麻烦。他还告诉我一些秘闻，例
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的一个中译本，擅挂他的名字，事
实上根本不是他翻的；傅儒家里养了一对夫妻，事实上全和这位大艺术家有关系……他还谈
到他很欣赏当时的柳腰歌星华伯保，事后我请萧孟能买了入场券送他，他欣然而往。这些琐
事，都可看到另一面的梁实秋。梁实秋在一九二九年与胡适、罗隆基合著《人权论集》（上
海新月书店版），靠着胡适，也对国民党有太岁头上动土的文章；后来又以民社党党员身
份，靠着张君励，也对国民党不无失敬之处。如今沦落台湾，自然不敢造次。他在台湾三十
八年，一直乖得要死，他毅然决然的从民社党中脱队了，遇到国民党要他捧场的地方，不论
是为反共义士做宣传、不论是为文艺大会做样板、不论是让大官人向他颁奖赠勋，他都无不
从命。有一次他跟我说，一次文艺什么会上拖他去，他感觉好像被人耍了，后来转而自思，
被耍就被耍吧，也就即席安之。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我觉得一代大儒，不可以软弱如此，
但梁先生却如此软弱，他太令人失望了！当年郭良蕙出版了一部名叫《心锁》的书）台湾省
政府新闻处以（52）公新一字第0三一九号函，予以查禁，同时“中国文艺协会”拦腰做上
一票，趁机把郭良蕙开除了会籍。郭良蕙跑到梁实秋家去抱怨，梁实秋是这样答复的，他
说：“郭良蕙啊！这件事有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他们不该开除你；第二个错误是你不该
加入。”梁实秋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我觉得很可以警世，所以至今没有忘记。梁实秋说这
故事的时候，他自己也是“中国文艺协会”会员，而我却不是——对国民党的任何会，我是
不屑参加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文星》杂志被罚停刊一年，《纽约时报》请我写新闻
槁，乃与萧孟能一同拜访梁实秋，请代为英译，但他表示为难。谈了两小时，告辞出来，萧
盂能和我都觉得梁实秋连这点小忙都不帮，真与文星对他的尊敬不太相称了。
文星风雨飘摇之日，我被警备总部捕去约谈，最后由特务陪同，放出找保。我走在马路
上，心想这种政治性的案子，谁敢保我？看样子只好找一位德高望重的有名气大人物保一
保，方不致连累他。想来想去，以为人既放出找保，事情不大，因此路过梁府，登门为请。
不期梁实秋在特务面前，婉为拒绝。他对我说：“你还是找别人保吧，实在找不到别人，我
再保你。”我识相而退，最后找到立委王兆民先生保了。当天晚上，他打电话给余光中，表
示未能保我，至感难过。从此以后，我恍然大悟：决定自己处逆境时，绝对不要妄想正人君
子会援之以手。此后二十年问，我再也不敢“连累”他了。直到一九八七年五月间，为了他
一稿两卖，涉及文星版权的事，我们才通过信。五个多月以后，他就死了。在他死前最后十
年，他与我比邻而居（他住在我家大厦旁边的电梯公寓里），古人“天涯若比邻”，我却
“比邻若天涯”，梁实秋说他自己在台湾过的是“苟且偷安、逃避”的生活，我却不屑如
此。双方有这么大的差距，多么“天涯”呀！
我写《胡适评传》出版后，梁实秋写了一篇《读第一册》，对我是很捧场
的。那时我在文星威风八面，文星势力如日中天，文坛中人，做“敖之颂”者，自余光中以
下，颇不乏人；而余光中以上，梁实秋等亦与焉。后来文星被封，最早对文星不够意思的，
却又是梁实秋、余光中等正人君子。萧孟能当时在日记中曾痛感于此。梁实秋在文星盛世，
与我们交情，大有王婆口中之“小”，那时胡秋原骂萧孟能“一书贾耳”，梁实秋乃写篆文
“一书贾耳”一方，以赠孟能。那时我尚未戒酒，梁实秋乃以金门名酒两瓶，以赠敖之。后
来文星被封，梁实秋与李敖划清界限，日见其严。从此这篇《读第一册》之文，
即不见收于他的文集矣！不但生前如此，他去世后，报章上炒他的遗作，解数毕出，从少不
更事之文，到老犹多情之作，无不遍搜靡遗。但我奇怪，梁实秋生前的这篇重要怯文，却为
什么总被忽略了？
想是李敖问题大多，以致祸延梁文吧？
余光中也是文星时认识的朋友，此人是王安石看不起的。“福建子”为人文高于学、学
高于诗、诗高于品，但聊天时满有趣，尤善巧思。他为人最喜招朋引类、结党营诗，我在文
星时，他极力拉拢我，邀我参加师范大学的“现代诗朗诵会”，奉我为贵宾，介绍到我时，
人人争看文化太保真面目，掌声之大，任何人不能比。事后诗人夏青说：“他这种散文家这
样受欢迎，我们下次非让他也朗诵几首诗不可！”余光中又拿梁实秋和我的文章在师大的翻
译课班上试由学生翻译，试验结果，认为我的文章比梁实秋的容易译，换句话说，语法比梁
的西化得多。他又约我到他课堂上讲了一次演。凡此种种，都是刻意交好的动作，后来文星
被官方封门，势利眼的余光中也就见风转舵。最不该的，是他明知文星被勒令停业，他在香
港谈话却说文星结束，是经济上的原因、是经济上的经营不善！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血手封
店，不敢置一词，反倒如此曲为之讳，真是太没脊梁了。余光中曾有一文名《岂有哑巴缨
思？》他不敢说真话，至少也该哑巴一下，别说假话，可见“哑巴缨思”，亦未易为也。为
了报复他的可恶，近二十年后，我受萧孟能太大朱婉坚之托，到法院告余光中违反著作权，
为了他把卖断给文星的著作一物两卖，在法院，余光中狡赖说所谓的文星书店只以出版一次
为限，事实上，若只以出版一次为限，即付“三千元”，当年余光中尚无此身价！
余光中这种自抬身价以为狡赖的方法，在我代朱婉坚控告满脸买卖人相的蔡文甫时，也
同样发生过。蔡文甫竟说他当年跟文星签约，是“不平等条约”，我在法庭上斥责他，说：
“当年签约你蔡先生又不是小孩子（那时他实年三十八岁）、又没有心神丧失、又没被
暴力胁迫，契约如有不平等，你为什么要签？何况那个约，比你们现在九歌出版社跟作者的
约，在许多地方，还对作者有利得多，你说不平等，是什么意思？当时买断你的大作，付了
你三千元，那时一幢新公寓才不过十二万元，三千元不是小数目，如果说有不平等，我看该
是文星根本不该出那三千元！其实一块钱都不必付你，你也会高高兴兴给文星出书，因为你
当时尚未成名，一登文星，身价十倍。如今你这么‘有名’啦，也该想想当年文星捧你有功
吧？也该回馈回馈文星书店负责人萧太太吧？可是，你出了文星的书，甚至礼貌上都不送萧
太太一本，我给你的存证信你也悍然不回，今天还说什么不平等的话，你可真好意思！你现
在也是开出版社的人了，假如有一天，你的九歌也像文星一样，被政府给关了门，作者们这
样对你，你愿意吗？”我这番后，说得蔡文甫面红耳赤，完全不能回嘴了，余光中的情形，
也大率类此。
文星为余光中出书时候，他亲笔写自吹自擂的广告词，自道：“中国文坛最醒目的人物
之一，余光中是诗人、散文家和翻译家。减去他，现代文艺的运动将寂寞得多，他右手写
诗，左手写散文，忙得像和太阳系的老酋长在赛马。”如今他签下与文星这种约，真不知该
怪右手还是该怪左手，《新约》中说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干的事，理论上反之亦然。但两手
相互间纵不知情，签约者必居其一，总不能不认账也！十六世纪英国总主教克兰默（Thomas
Canmer），在被火刑处死前，曾谴责他的手，说他手写了大多的违心之言，而该先遭火烧
（“……I have writen many things untrue。And forasmuch as my hand offended，
writing contrary to myheart，myhand shall first be punished therefore；for，may
l e to the fire，it shall be first burned．”）。有的历史没记载总主教怪自己的
右手还是左手，四百年后如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