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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最终显示罢了），因为这些社会工程或者提高了国家的财政收人，比如科学林业和土地制度；或者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如语言的标准化、姓的创建、乌贾玛村庄以及苏维埃的集体化农庄。但是正如那些发起者公开宜称的那样：造福于参加者而不是强化社会控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给那些参与者带来了什么呢？显然，以此而论，这样的社会工程无疑是失败的。斯科特谈论这些社会工程失败的时候，并非抽象地谈论失败，而是从特定的角度，也就是一般人的角度。
同时，这些社会工程的失败往往是逐渐显示出来的，有些社会工程失败的识别不会像中国的大跃进那样容易。而且这些工程常常还显得非常辉煌和富有成就。如乌贾玛村庄，从表面上看可能是非常富有成效的。但是乌贾玛村庄化却受到坦桑尼亚农民的普遍抵制，因为农民被组织进入村庄以后，进入了一个不熟悉的环境，从事他们不懂的耕作。村庄也没有为农民提供医疗和教育的便利，反而威胁到了农民的生活。村庄中的农民不知道在新的环境下如何从事农业生产，村庄化带来了坦桑尼亚的粮食危机。
二、米提斯：一种地方性的实践知识
正如斯科特自己宣称的那样，这部著作应被看作是对他所称的米提斯的赞颂：也就是普通人所具有的关于他们周围的社会和自然如何运作的实践和有用的知识，以及他们抵制那些危害社会和自然的项目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对“没有等级制度的社会秩序和相互密切关系”的赞颂，这是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倾向。后来在一般观念中，无政府主义代表了“无秩序和暴力”。秩序的建立不必压制地方的和流行的内容，压制往往会带来无序。
当然正像本书的副题：“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How Certain Schemes to lm… D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本书的偏重是要对那些项目如何失败的做出他的解释。但是斯科特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这些项目的批评上，然而为了避免极端现代主义者那样，他并没有试图“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范式”。因为，在斯科特的理念中，那些社会工程的失败源于那些自负的官员和科学家要为社会做出详细的设计，并把这些设计强加于社会。那么，避免灾难的方法就不可能是一套严格的设计。因此，他仅试着给出了一些自己的思考。但是他对“米提斯”（M6tis）概念的崇拜，从文中的论述中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
卡夫卡是谁？
■ 林和生
“没有人能够咀得像那些处于地狱最深处的人那样纯洁。凡是我们以为是天使的歌唱，那是他们的歌唱。”这句有悖常理的话出自二十世纪天才的文学和思想大师卡夫卡。即便对卡夫卡毫无了解，仅凭这句话，敏感的人也能嗅出诸多复杂而微妙的气息：自我折磨、自我谴责、恐惧、甜蜜和怨毒、刻薄、牺牲和逃避……
卡夫卡深知人性的微妙与复杂，有如他笔下可望而不可及的城堡。1913年9月，卡夫卡在出差途中遭遇艳情而背叛了恋人菲莉斯，他与菲莉斯的关系遂进入降温期；在双方调整过程中，卡夫卡又与菲莉斯委托的女友格蕾特发生艳情。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人性较量中，几位朋友组成一个“法庭”审判卡夫卡，他生平的首次婚约凶多吉少。1914年7月10日，在赴柏林接受该“法庭”审判和裁决的前夜，卡夫卡写信给自己唯一与之有着深厚感情的亲人、妹妹奥特拉：
在试图努力入睡之前匆匆写上几个宇。昨天夜里这一努力完全失败了。想想
看，你的明信片此刻有多大的力量！它使我绝望的早晨又变得可以忍受。这是一种
真正的安抚。……柏林盼事我当然会写信告诉你，但是现在关于那件事和我本人
都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写的与说的不同，我说的与想的不同，我想的与应有的想法
不同，由是一步步走向极端的黑暗。（《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第8卷，第18页）
这场事件和这封信多少展示了卡夫卡复杂而微妙的人格，那如果不是一个黑洞，也是一个巨大的漩涡，足以让人晕眩。这场事件和这封信仅是冰山的一角。
后来，卡夫卡与菲莉斯重缔婚约，并在“相互折磨”数年之后决定以“技术性的方式”完婚。然而就在这时他发生了大咯血，很快被诊断为肺结核，这种病在当时没有特效药，因而与可怕的“黑死病”有相似之处，被称之为“白死病”。生死关头，菲莉斯鲜明表态：忠于婚约，与他共担忧患。大难当头，通常的心理反应自然是接受情义的援救，甚至像溺水者一样紧紧抓住任何可能的稻草。谁都明白爱情的介入对于大病患者有多么重要，更不用说像菲莉斯这样“审慎、能干、宽怀大度”的女性伸出来的手（马克斯·勃罗德著《卡夫卡传》，河北教育出版社，第168页）。然而，自认为天生“羸弱、胆怯、迟疑不决、惴惴不安”的卡夫卡，此刻却一反常态，对己对人都一副铁石心肠，与菲莉斯挥泪诀别，一刀两断，从此“像孩子抓住母亲的衣襟一样”紧紧抓住他的肺结核，走上长达七年的慢性死亡之旅！
另一个谜一般的事件是多拉，卡夫卡去世前不久邂逅的一位犹太姑娘，年方十九，敏感、善良、内心充满爱的温情。卡夫卡貌似宁静的表情、痛苦的目光、渴望而悲哀的神态触动了她，激发了她身上既是孩子又是母亲的双重反应。他们相爱了，奇迹也随之发生：卡夫卡重新燃起求生的欲望，一反此前消极的生命姿态，放弃了对于医学文明的偏执抵抗，对医生的治疗表示绝对的服从。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他的偏执不够彻底？面对日益逼近的死亡终于悔悟？还是他觉得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真爱？果真如此，过去的爱情又意味着什么？特别是三年前与“志同道合者”密伦娜的爱情，那场爱情被卡夫卡终生密友勃罗德视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爱情之一，被卡夫卡研究者们称作“情感的巨澜”和“灵魂的绝唱”。
卡夫卡之谜不仅表现于爱情与生命问题，也同样表现于文学。文学是卡夫卡的生命，他多次表示：“我就是文学组成的”。内心巨大的悲哀、虚空与绝望，都被他化作神奇的文字，它们是他生命的见证和超越，在世人眼中更是罕世瑰宝。然而，卡夫卡两次留下遗嘱，要求勃罗德在他死后销毁他的文字。不过奇怪的是，这两份遗嘱都不是正式的遗嘱，第一份用墨水写在一张未注明日期的纸条上，要求将生平所有文字“一点不剩地全部予以焚毁”，第二份同样未注明日期，而且用的是铅笔，表示少数已发表作品可予保留。两份遗嘱跟许多不相干的文件一道胡乱堆砌在公司办公室的写字台上。有人认为，卡夫卡非常了解自己所选定的遗嘱执行人，知道他不会执行自己的决定！（《卡夫卡全集》，第10卷，第180页）
卡夫卡是一个谜。某些证据表明，他有意想让自己成为一个不可破解的谜、一个无法被“抓住”的人。有一天，卡夫卡与几位友人一道谈论德国天才诗人海涅。一位友人激赏海涅，认为海涅是唯一可与歌德比肩的德国诗人。接着说了一句双关语：他虽然高度评价海涅，却完全无法与之相处，因为海涅这个人从里到外都是欺骗！他的意思显然是，即便他想与这样的“骗子”相处，也没有相应的能力，因为这样的人是不可破解的谜，是无法被“抓住”的人。卡夫卡肯定了友人对海涅的这一评价，认为这一评价“别有见地”，不仅具有普遍意义，而且“至少从一个方面是我对作家看法绝好的并仍是十分神秘的概括……”（《卡夫卡全集》第10卷，第193…194页）
为了理解卡夫卡，研究者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甚至形成了一门“卡夫卡学”。只是，“卡夫卡学”本身越来越像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复杂而微妙，难以接近和进入，朦胧地喻示着人们试图理解卡夫卡的强烈愿望。人们希望了解一个真实的卡夫卡。此处展开的讨论也属于这样一次努力。
卡夫卡是谁？卡夫卡是恐惧的化身。
这不是出自哪位卡夫卡学者的研究结论，而是卡夫卡惨痛的自我分析。他说：“我的本质是：恐惧。”（《卡夫卡全集》，第10卷，第268页）
恐惧的最早记录来自一帧童年时期的照片，五岁的卡夫卡站在相馆的人造风景前面，依着一头巨大的玩具山羊，从他脸上看不到丝毫的安全感。从这帧照片算起，二十九年后的1917年，三十四岁的卡夫卡在人生之路上遭受了身心两方面的大崩溃：一方面是他与菲莉斯婚恋的失败，另一方面是大咯血并被确诊为肺结核，并从此踏上生死纠缠途程。又过了两年，卡夫卡写下一份总结性的“精神分析”文献《致父亲的信》，洋洋五万字，陈说自己生命悲剧的根源：从童年起，他就因父亲“专制暴君式的专横态度”而彻底垮掉，内心充满恐惧（《卡夫卡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在这份珍贵的自传文献中，卡夫卡还检讨了自己与菲莉斯恋爱失败的心理原因，这一原因他其实早巳明白：“恐惧结合、恐惧失落于对方”、恐惧婚姻、恐惧性爱、恐惧除写作外的一切。（卡夫卡1917年7月21日日记）
1920年，就在写下《致父亲的信》之后不久，卡夫卡经历了一场就情感和精神层面而言更为深入的恋爱，留下一部重要的《致密伦娜情书》。面对志同道合的恋人密伦娜，他有机会全面检讨自己的恐惧，并进行残酷而透彻的自我精神分析。
《致密伦娜情书》首先是一次恐惧大展览。在最初几封信中，卡夫卡谈及自己莫名的恐惧：“您的信……一封叫人吮吸不止，一封则令人惊恐”；“这封可怕的信”；“那封星期天来信……比我第一次读完所想的更可怕”；等等等等。对这种莫名的恐惧，密伦娜含蓄地表达了探询的意向。谁知卡夫卡据此强词夺理、反唇相讥，硬要认为密伦娜跟他一样恐惧：“我们是那么的怯懦，……几乎每一封信都对上一封信或下一封信感到惊恐。……这种怯懦只有……在恐惧中才会消逝”。密伦娜进一步暗示卡夫卡，他应对恐惧的根源进行自我检讨。谁知卡夫卡干脆反而趁机大谈自己的恐惧，字里行间，触目惊心。总之，《致密伦娜情书》的自我恐惧大暴露，古往今来绝无仅有。卡夫卡的确是恐惧的化身，准确地说，他就是“恐惧”。
法律，在技艺与心灵之间
■ 丁国强
美国法学家安索尼·T·克罗曼在《迷失的律师》宣称，美国法律界面临着失去其灵魂的现状。在他看来，那些把法律作为一种世俗的谋生方式的律师，不但失去了诚实的品格，而且也造成理想的陷落。商业时代，律师的职业理想和职业美德被金钱一点点吞噬，法律技能和判断力的增强并不能丰富他们的心灵。律师不应当仅仅充当一个法律工匠，不应把职业追求完全放在满足客户的个人需要上，而应当对公众利益发生兴趣，对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充满激情。法律职业者可以依赖其训练有素的专业习惯，进入法律对话状态，但是，法律技术和专业修辞并不能凸现其思想的力量和个性的魅力。在克罗曼看来，律师政治家理想酌消解是造成法律行业危机的根本原因。法律职业者大都不喜欢奢谈那些虚泛的东西，这有助于他们对具体法律实践的投入，但是，也使他们的行动趋于功利化，从而失去对当下这个物欲横流时代的批判能力。他们精于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善于在可比的利益中进行选择，在这样一种语境下，他们很容易成为唯利是图的市侩。对金钱的过分攫取会损耗法律的价值和魅力。
法律职业者的暴富虽然有符合市场规律之处，却对其良知和同情心构成严峻的考验。克罗曼主张法律职业者把同情与超然这两种从表面上相反的性情融合在一起，既要有关怀和爱，又要保持冷静观察和深思熟虑，避免因为把别人的价值作为自己的价值而造成评价的偏错。“为了确保他完全超然地从不同于他内心的观点的高出来审视各种选择，即使在他做出最大的努力予以同情时，他也应有所保留。”克罗曼认为，法律职业者的实践智慧既是程序上的品质，也是实体上的品德。法律职业者应当把法律实践本身当作实现善的过程，从而遏制了工具性的法价值观。法律职业者不应当仅仅停留在个人思考上，他们除了思考“我的利益是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之外，还应当关注更大事业的完善和公共利益的维护。只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