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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那么，便会在四周所接触的世界里，着手于根本改变我们和他人的关系。而且，惟有如此，才有可能达到人类的团结和友爱。
我们大部分人都因形形色色的恐惧而心劳神疲，对自己的安全都十分注重。我们希望，借着某种奇迹，战争便会消逝，而同时我们却一直指摘其他国家集团是战争的煽动者，就如同他们也同样把战争的祸患归罪于我们一样。虽然战争有害于社会，我们却随时备战，并且在年轻人的心中培养了黩武精神。
然而，军事训练在教育中有任何价值吗？这就要看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何种人而定。如果希望他们成为阴狠的杀人凶手，则军事训练是必须的。如果希望训练他们，支使他们的心智，是他们成功国家主义者——也就是使他们不把社会当成一个整体而对它负责，则军事训练便是一条良好的可循之路。如果我们喜爱死亡和毁灭，则军事训练显然是重要的。将军的任务设计战争，执行战争计划，如果我们欲与邻人不断地发生战争，那么让我们不顾一切地造就更多的将军吧！
如果我们活在世上，为的只是在内心以及和邻人之间保持不断地争斗；如果我们渴望流血和不幸延续不绝，那么就需要更多的军人、更多的政客、更多的仇恨——这正是目前发生的情形。现代文明是基于暴力，因此它是自取灭亡。只要我们崇尚武力，则暴行便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然而，如果我们希望和平，如果我们希望在人与人之间——不论他是基督教徒或印度教徒，是俄国人或美国人——有真正的关系，如果我们希望孩子成为完整的人，则军事训练绝对是一项阻碍，施行这种训练，是一条错误的途径。
仇恨和斗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相信某一个特殊阶级或种族优于另一个阶级或种族。孩子没有阶级或种族的意识，是家庭或学校环境促使他有人与人隔离的感觉。孩子本身并不在乎他的玩伴是个黑人或犹太人，是佛教徒或天主教徒，然而整个社会结构的压力不断冲击他的心，影响了他，塑造了他。
这里的问题仍然不在孩子，而在成人。成人制造了一个人与人隔离而充满了虚假价值的荒谬环境。
在人类之间加以区分有何根据呢？我们的肉体可能在组织和肤色方面有所不同，我们的面孔可能不太相似，然而在皮肤底下的我们是非常相像的：骄傲、野心勃勃、嫉妒、充满暴力、具有性欲、追逐权力等等。除去了标签后，我们是赤裸裸的；然而我们不愿意面对我们的赤裸，因此我们固执于标签——这表示我们是多么的幼稚，多么的不成熟。
为了使孩子在成长中免于偏见的影响，我们首先必须打破心中一切偏见，然后打破存在于四周环境的偏见——也就是说，把我们亲自制造出来的这个不假思索的社会结构破除。我们在家里可能告诉孩子说，阶级或种族的意识是荒谬的，而孩子可能会同意我们的话，然而，当他到学校和别的孩子一起游戏时，他便感染了这种在人与人之间加以区分隔离的态度。有时，情形正好相反：在家庭中，可能拘泥传统，眼光狭窄，而学校的影响可能使他比较开阔。在上述两种情形下，家庭和学校环境之间永远存在着冲突，孩子便陷于这种冲突之中。
我们与孩子之间必须保持密切的关系，才能让他健全地成长，帮助他具有知觉力，能洞察这些愚蠢的偏见。我们必须把问题加以讨论，让孩子听听人们明智的谈话。我们也必须鼓励已存在于他心中的探究与不满的精神，借此帮助他去发现何谓真，何谓假。
不停的探讨以及真正的不满之情，促发了创造性的智慧。然而，使探究与不满之情保持清醒，是非常困难的。大部分的人都不希望他们的孩子拥有这种智慧，因为和一个已被公认的价值加以探究询问的孩子生活在一起，是十分使人为难的。
当我们年轻时，我们都是不满的。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不满之情不久便消逝了，被我们模仿的倾向以及对权威的崇拜所窒息。当我们年长时，我们便开始凝滞了，变得心怀恐惧而易于满足。我们成为高级职员、牧师、银行职员、工厂经理、技术人员后，逐渐地腐朽了。由于渴望保持我们的地位，我们便支持这个具有毁灭性的社会——它给予我们某种地位和安全。
政府控制教育，根本是一种错误。教育一旦成为国家或有组织宗教的听命奴婢，则世界上便没有和平与秩序的希望。然而，越来越多的政府开始负起监督儿童及其未来生活的任务，因为政府不这么做，宗教团体便会设法来控制教育。
这种把孩子的心灵加以限制，以适应某种政治或宗教的特殊意识形态的做法，在人与人之间滋生了仇恨。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人与人的团结和友爱是不可能的，而任何改革、任何专制独裁、任何教育方法，都无法促使团结和友爱的产生。
只要你坚称自己是个新西兰人，而我自称是个印度人，则奢言人类团结即是一件荒谬的事。如果，你我在各自的土地上，维护着我们个别的宗教成见和经济方式，则我们如何能成为和平相处的人类呢？如果存在着离间人类的爱国主义，当成千上万的人因为经济萧条而匮乏，其他人却富有繁华，这时怎会有人类的友爱存在呢？当我们被信仰所分离，当一群人被另一群人所控制，当富有的人权势在握，当穷人也同样追逐着权势，当土地分配不均，当有人饱食而千万人在挨饿时，怎会有人类的团结呢？
我们的难题之一，在于我们对于这些事情毫无真诚之心，因为我们不愿受到干扰，只在有利的方式下才想改革事物，因此，我们对于自己的空虚和残酷是不太关怀的。
借着暴力，我们能获得和平吗？和平是借着缓慢的时间过程而逐渐达到的吗？显然，爱与训练或时间无关。我想，以前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为了争取民主；如今，我们又准备进行一次更浩大、更具有毁灭性的战争，而人民却比以前更无自由。然而，如果我们把权威、信仰、国家主义以及整个阶级区分的态度等有害于了解的种种障碍除去的话，结果会如何呢？我们将会成为没有权威的人，而我们之间彼此有直接的关系——那是，也许就会有爱与同情。
在教育上，就像在其他各方面，重要的是造就能了解而富于爱心的人，他们的内心不会充满空洞的言辞，而是充满只用心智制造出来的东西。
如果我们要思考、关怀、爱惜快乐的生活，了解自己则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希望建造一个真正开明的社会，我们的教育者就必须了解何谓完整的人，如此才能将此种了解赋予接受教育的孩子。
这种教育者对于今日的社会结构来说，是一种威胁。然而，我们并非真正想建造一个开明的社会。因此，任何教师如果洞察了有关和平的一切问题，而指出国家主义的真正含义以及战争的愚蠢，他便会立刻失去职位。大部分的教师知道这种情形后，便妥协了。因此，他们也就助长了今日的剥削和暴力的制度，使其持续不坠。
显然，要发现真理，就必须从我们自身中的挣扎和与邻人的纷争中解脱。当我们内心没有冲突时，也就不会有外在的冲突。由于内心的挣扎，向外表现而成了世界上的冲突。
战争，是我们每日生活所投射而成的血腥表现。我们每日的生活促成了战争，如果我们不改变自己的话，便会引起国家、种族间的对立，引起对于意识形态的幼稚争执，军队的扩增，对国旗的崇拜，以及许许多多引起集体屠杀的暴行。
世界各地的教育都失败了，它制造出与日俱增的毁灭和不幸。每个政府都把青年训练成它们所需要的效力十足的军人和专家，组织化，集体化和成见受到培植、加强。考虑到这些事实后，我们必须探寻生存有何意义，我们的生活有何价值和目的。我们必须发现，何者才是创造一种新环境的有利途径。因为，环境可以把孩子制造成一个粗野的、感觉麻木的专家，也可以帮助他成为一个敏感、有智慧的人。我们必须创造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世界政府，它不是以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或暴力为基础。
这一切意味着我们要了解：在互为关系的双方是要互相负责的。然而要了解我们的责任，我们心中要有爱，而非仅仅只有学问或知识。我们的爱越宏大，它在社会的影响也就越深。然而我们都只徒具心智，而无情感，我们培养智力，鄙视谦虚。如果我们真正爱孩子，我们一定希望挽救他、保护他，不会让他牺牲于战火之下。
我想，我们其实渴望武器，也喜欢展示军事力量，喜欢制服、仪式、酒精、噪音、暴力。我们每日的生活是这种残暴与肤浅的缩影，我们由于妒嫉、不加思考，而互相毁灭。
我们希望富有，而我们越富有，便变得越无情，虽然我们可能捐献大笔钱给慈善机构或教育事业。在牺牲者的身上大肆掠夺后，再把搜刮来的东西退还给他少许，这种行为我们称之为慈善事业。我想我们并不明白我们的所作所为将造成何种灾祸。我们大部分人每天都过着匆忙而不思考的日子，让政府以及狡诈的政客来左右我们的生活。
一切掌握了主权的政府都免不了备战，任何政府都不例外。为了使国民善于作战，能有效地尽职，政府显然必须控制他们、支配他们。他们必须接受教育，以便如机械一般地操作，残酷无情地发挥效力。如果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毁灭他人或被他人毁灭，则教育“必须”鼓励残酷无情。然而我实在不敢肯定我们内心的渴望并非如此，因为，残酷无情和崇拜成功，是不可分离的。
主权国家并不希望它的国民解脱而能自由思考，于是借着宣传或歪曲历史的解释等等手段，以控制它的国民。因此，教育便越来越成为一种教人想“什么”，而非教人“怎样”思考的手段了。如果我们不依赖当时的政治制度而独立思考，我们会成为一种威胁：自由的学院可能会产生爱好和平、厌弃战争的人，或是一些与执政者持相反意见的人。
正确的教育，对于掌握主权的政府显然是一项威胁——因此便被明文禁止，或暗中阻挠。将教育和粮食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已经成为一项控制人们的方法。只要我们是制造商品以及枪弹的有效机器，政府——不论是左派的或右派的——便无所关心了。
这种情形正盛行于世界各地。这件事说明了身为公民以及教育者，以及对目前政府负有责任的我们，并非真正关怀世上的人是自由或是被奴役，是和平相处或是互相战争，是幸福或是不幸。我们希望在这儿那儿来个小政革，然而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敢粉碎目前的社会，而建造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因为，这需要我们自身的彻底改变。
另一方面，有人则设法掀起暴力革命。这些人在助长了目前这个充满冲突、混乱与不幸的社会后，现在却又希望组织一个完美的社会。然而，既然是我们创造了目前的社会，我们之中又有谁能够再组织一个完美的社会呢？相信借着暴力可以获致和平，乃是为了一个未来的理想而牺牲了现在。此种借着错误的手段以谋求正确的目标，是造成目前灾难的原因之一。
感官价值的扩展与受重视，必然造就了经济势力范围等毒素，它们使人与人之间无法合作。社会是你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深入了解此项关系——不是在某种层次上了解，而是当做整体过程而加以完整的了解——则我们必会再制造出同样的社会结构，虽然这社会结构已经过了肤浅的改变。
如果我们要根本地改变目前人与人的关系——它为世界带来了无尽的不幸，我们惟一而且刻不容缓的工作，是经由自我认识而改变自己。因此，我们回到问题中心点：每一个人自己。然而，我们规避了这重要的一点，而把责任推给政府、宗教或意识形态。我们是什么样子，政府就是什么样子，而宗教、意识形态则只是我们自身的表现。除非“我们”改变了，否则便不可能有正确的教育或和平的世界。
惟有爱与智慧存在，才能使所有的人获得外在的安全。然而既然我们创造了一个充满冲突与不幸的社会，使得人人都无法很快地获得外在的安全，这不就表示过去和现在的教育完全失败吗？身为父母和教师，我们切身的责任在于破除传统的思考，而不只是仰赖于专家以及他们的发现。在技术方面的胜任，使我们有赚钱的能力，因此大部分人对于目前的社会结构都感到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