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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幕ＭǔＴ�12岁披上黄袈裟，称小沙弥。到20岁左右，若有志于出家修行，便可受戒成为比丘。社会尊重和尚和受过寺庙教育的人。
具有巴利文和佛学知识的优秀学者被称作“班智达”。由于传统的佛教教育，五戒八关斋深入民心，社会犯罪相对较少。民众日常的婚丧嫁娶都伴有一定的佛教法事。
柬埔寨佛教来自泰国传承，所以也分两派。大宗派在14世纪传入，多在农村活动；法宗派在1864年传入，得到王室贵族的支持。前者占全国全部寺庙和僧人的90％以上。
佛教史
第十章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下）（公元11世纪一）
老挝于749年建国，一直处于周围大国的争夺中。1353年，由流亡在吴哥的芒斯瓦王子法昂创建了独立的南掌国。法昂自幼生长在柬埔寨，娶当时吴哥王的女儿为妻，在吴哥王的扶植下取得王位，于琅勃拉邦建都。之后，将南传上座部引入老挝，逐步发展成为国教。琅勃拉邦最初就是吴哥王赠给法昂的一尊佛像的名称。为供养从吴哥前来弘法的高僧，南掌王还建造了著名的波沙罗寺。
到15世纪上半叶，波提萨拉王（1520—1547在位）曾三次抗击暹罗势力，一度占领泰国清迈地区。此后，缅人夺走清迈，攻陷万象，老挝日趋衰落，17世纪末沦为越南的属国。18世纪，南掌国分裂为万象、琅勃拉邦和巴色三国，先后成为暹罗的属国。19世纪初，昭阿努王在万象立国，国势依然不振。
尽管老挝历史上内忧外患不断，但上座部佛教始终稳定发展。16世纪的维苏纳腊王建造了维苏寺，并将佛经三藏译成老挝文。他的继承者波提萨腊王敕令民间专奉佛教，禁事鬼神，使佛教空前普及。波提萨腊的儿子塞塔提腊（1548—1571在位）继续崇奉佛教，曾由清迈迎来原出于斯里兰卡的翡翠玉佛象，于万象玉佛寺供养；又在万象造大舍利塔，占地百亩，塔身通体镀金，亦称“塔銮”，成为老挝佛教文化的象征。17世纪的苏里亚旺萨王（1637—1694）将老挝佛教推向全盛。他把佛教统一在王权的管辖之下，任命僧王，制定僧阶，创办佛教学校，提倡佛典研究，使老挝成为东南亚佛教的重要基地。
19世纪末，法国殖民主义占领老挝；1940年又为日本军队侵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获得独立，不久又陷入新的外国侵略和长期战争中。佛教在外国入侵期，一方面遭受严重打击和破坏，一方面激起僧侣和佛徒的爱国激情。20世纪初，老挝佛教逐步复兴，到30年代掀起高潮，与整个东南亚的佛教形势是相呼应的。独立后的老挝，也力图把佛教作为统治地位的宗教巩固下来。1947年的宪法规定佛教是国教；1959年颁布“僧伽法令”，又作了许多细则规定。实际上，是把佛教的全权管理集中到国王手中，削弱和限制僧侣干预政治的活动。
老挝盛行的是上座部佛教，在农村和偏远山区也存在精灵崇拜，与佛教并行。据1965年统计，城镇有僧伽团体57个，乡村有220个，共有寺院1726所，比丘5487人，沙弥7358人，寄居在佛寺或佛寺附近的出家修行妇女优婆夷不计。佛教信徒占整个国民的95％。
老挝僧伽也分大宗派和法宗派，大宗派人数占压倒优势。南近泰国地区主要是法宗派寺院，首都万象主要是大宗派寺庙。作为全国僧伽领袖的僧王，属于大宗派，对法宗派负有同样指导责任。僧王以下由5位上座高僧组成宗教会议，领导全部僧伽。
送子弟入寺做一个月或几个月的沙弥，也是老挝人的传统。穷苦人家的孩子多半通过出家接受教育，因为沙弥和比丘还俗的事很普遍，不受人们鄙视，这与泰国相似，但缅甸、斯里兰卡的僧人则很少还俗。同是上座部佛教国家，这方面差别甚大。
关于上座部寺院的状况，可以万象的中央寺为代表说明。此寺为大宗派的第二大寺，1956年有比丘32人，沙弥18人，寺男35人，沙弥尼15人。
寺属巴利语学校一座，有比丘和沙弥250人在此学习，共分4个年级。另设夜校及星期日学校，对市民子弟开放。寺内僧人4点起床，6点出门乞食，10至12点在床前坐禅，作水观想和光观想，每日佛殿诵经三次。
除了宗教法事，寺院也向居民提供医疗和用水等服务。入寺求医的人一般不信西医药，认为寺庙给的药能够制服叫做“费”的精灵。
老挝除上座部佛教外，也有大乘佛教流行，多半是华裔和越南裔信仰。
其中有名的寺院是越南人在万象的庞龙寺，寺内比丘或沙弥经常被派往越南学习。其威仪制度与中国汉地佛寺无甚区别。寺内本尊为释迦牟尼，左边观世音，右边地藏菩萨。早课诵楞严咒、大悲咒、十咒等；晚课诵阿弥陀经，唱八十八佛名号并行忏悔。除了念佛也习坐禅。据说常住该寺的优婆塞及优婆夷有数千人。每逢农历十五和三十日，作布萨忏悔，为男女信众受持五戒及八关斋戒。
佛教史
第十章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下）（公元11世纪一）
越南在丁朝（968—979）和前黎朝（980—1009）期间，僧侣干政，往往左右国家命运。前黎末帝黎尤铤企图抑制佛教权力。僧统万行支持他的侄子殿前指挥李公蕴篡夺政权，建立了延续200余年的李朝（1010—1224），越南佛教在这期间达到了极盛，史称“百姓大半为僧，国内到处皆寺”。
万行俗姓阮，幼通儒道释，21岁出家，为六祖寺禅翁弟子，深究《百论》，精于禅法，被认为是毗尼多流支第十二世传人。他以符谶为李公蕴称帝制造舆论，李朝成立后，受封为国师，为新王朝拟定了许多重要政策。毗尼多流支第十三代传人惠生，也极有权势，他曾为太宗讲禅，并参与朝政，享有与万行在太祖时同样的地位和特权，到圣宗时任左街都僧统。
无言通派也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在黎朝任僧统的匡越，其弟子多宝，曾为李朝太宗传授禅学，太祖也向他垂询军国大事。多宝弟子有焦山感应寺的定香和仙游重明寺的禅老，前者为无言通派法脉传人；后者在慈山有习禅弟子数千，成为该派开祖以来最大一系，太祖幸重明寺时，曾就禅法请教。
到圣宗时代，来自中国的僧人草堂创禅宗草堂派。据越南《禅林宝训》，草堂原系临济宗黄龙门下晦堂祖心的弟子，属南岳怀让一系十三代门人。他随师游化占城，正值李朝圣宗前来征伐（1069），城破，与其他僧众和工匠一起被俘回升龙（河内），后辗转为圣宗所识，迎入开国寺安置，得到极高的礼遇。圣宗以草堂为师，并成为该宗的第一代传人。圣宗有弟子吴益，任参政，吴益传杜武，任太付，都是朝廷要职。英宗与高宗，则自命草堂派弟子。草堂一派是李朝最得势的佛教僧团。它提倡“禅净一致”，修禅与念佛结合，与北宋发端的中国禅宗走向完全一样。到神宗时，密宗亦颇流行，阮明空、徐道行等就是有名的密教僧人。
陈朝（1225—1400）建国，草堂派失势，但佛教依然得到扶植。据说陈太宗曾从来自中国的临济宗天封禅师参学，而后辗转传至慧忠。慧忠出身陈朝贵族，曾受学于逍遥禅师，或称是无言通派第十七代弟子，自号慧忠上士。
他从“即心即佛”出发，立“返观自己本分事，不从他教”的宗旨，不持戒斋，在海阳省荣吏县他的封邑上修禅授徒。他传禅要给调御觉皇，即陈朝第三代的仁宗。仁宗在位时（1279—1293），日理朝政，夜修禅学。及至对元朝战争结束，即禅位给英宗皇帝，自己去海阳东潮县安子山出家习禅，自称香云大头陀、竹林上士，创建禅宗竹林派。他以临济为祖，认为佛法即是老子之“道”，亦是孔子之“中庸”，提倡三教合一，与两宋以来佛教的主要潮流相呼应。1308年，竹林上士圆寂，被尊为竹林禅派初祖，他的弟子法螺（1284—1330）、玄光（1284—1364）分别为二祖、三祖。
英宗也奉行佛教，他率先受菩萨戒，满朝文武竞相效法。
1314年，也主动禅位，从法螺搞铸像、印经活动。玄光原是状元出身，追随他的僧尼常出千人。国内各种佛教著疏和禅家论说，敕令必须经玄光审阅后由皇上恩准，始得刻印流通。竹林禅派是陈朝的官方佛教。
陈朝末年，朝廷着重儒家道学，限制佛教势力膨胀，沙汰僧徒。到后黎朝，王室以道学立国，进一步抑制佛教发展。圣宗（1460—1497）明令禁止新建寺庙，不准扩大寺院地产，继续沙汰僧众。1500年，国家下令佛教只许在庶民中信奉，促使原属王室贵族的信仰转向民间大众中流传。
黎朝后期，开始统治越南南方原占婆国领地的是阮氏集团。自阮潢以降，阮氏广南王国历代都崇奉佛教。1604年，阮王在顺化建造了大乘寺院天姥寺，佛教开始复兴。到17世纪中叶，贤王阮福濒（1648—1687）时期，佛教达到繁盛。中国前明逃避清廷统治的一些两广僧侣，来到顺化和平定省，传播临济宗禅法，其中济圆和觉封尤为贤王所厚礼。在义王阮福溱时，中国和尚寿尊亦来顺化，创立原韶禅派，造平定十塔寺。又有出自济圆、觉封两家门下的了观和尚（？—1743），在顺化天台山开创禅门，直承临济宗系，被尊为义玄一系的第三十五代祖师，或名了观禅派。临济宗禅法在越南中、南居绝对优势地位，直到近现代。1848年，宝山奇香和段明媛等组织宝山奇香教，提倡无寺无僧，及思祖先、思国家、思三宝、思人间的四思教义，在南方湄公河三角洲的农民中流传，显然有临济禅的影响。
在中国清朝初年，到北越来的中国临济僧人中，最著名的是拙公。拙公传明良，明良传真源正觉，正觉传麟角。麟角（1696—1733）俗名郑拾，原是郑氏安南王国的王子，以家为寺，创莲宗派。麟角有弟子杜多，曾奉师命到广州，在鼎湖山庆云寺参学3年，带回经律论300部，1千余卷，广弘四分律，号称“两国和尚”。此后继承莲宗寺的是桂阳人慈风，影响渐大，门徒300多人。莲宗派虽属临济宗传承，但偏重在净土，以阿弥陀佛为参禅公案；同时提倡“禅教双运”，以“教”为眼目，将教理、修禅和念佛结为一体，使这个派别在多层次中得到流传。
此外，在17世纪初，曹洞一系也传进越南。先是水月通觉和尚（？—1711），游学中国北京，后到湖州（属浙江湖州）凤凰山参拜一句智教，由是得法，成为越南曹洞宗始祖。此派中心在河内，亦号水月派。
19世纪初，南方阮氏集团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建起南北统一的阮朝。
阮朝在政治上扶植临济正宗，歧视莲宗，促使莲宗更加走向民间。1858年法国入侵越南，1884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广大佛教徒卷入了爱国抗法斗争，佛教也成了强化民族意识和组织抗争的重要手段。1858—1873年，法国强迫阮朝签订了两个丧权辱国的西贡条约，激起越南人民的强烈反对，宝山奇香派在这次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9年，南方安江省和好地方开始出现了和好教。他们自称是宝山奇香教的继承者，吸引大批信众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与此相应，正统的佛教界也掀起了复兴运动；一些知识居士主张重新解释佛教教义；同时效法西方基督教，创办佛教慈善事业，普及佛学教育，建立群体组织。1931年在西贡成立佛教研究联盟，次年在顺化成立越南佛学会（越南中部佛教会）。青年佛徒的组织“家庭佛子”也宣告成立。各种佛教团体遍布全国各地。1951年建立了联合北、中、南三地佛教组织的越南佛教总会。从大势上说，越南佛教始终具有爱国传统。在抗日战争期间，范世龙和尚组织的“越南佛教救国会”，1963年在抗议美吴集团暴行斗争中有广德等6位僧尼自焚，就是著名的代表。
早在本世纪初，在芹苴市的一所佛寺创立一个叫高台教的新教派，活动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带，信徒有120万。1926年，黎文忠将高台教徒组织起来，本部设在西宁，重加整顿。他倡导佛、道、儒和天主教融合，并揉进扶乩等民间信仰，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义。到1935年高台教第二代范玉石时，信众数目急剧增加。在抗日战争末期，与和好教结成民主社会党，成为南越重要的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