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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江户时期的佛教除从中国传入黄蘗宗（实属临济宗）以外，无论在宗派还是教义理论上都没有新的发展。幕府出于控制利用佛教的需要对佛教制定了各种“法度”，奖励佛学研究。幕府初期重用临济宗僧崇传（1569—1633）和天台宗僧天海（1536—1643），除请他们参与军政、外交机要之外，还命他们为佛教制定各种法度，对各宗派及寺院的职位的等级、法衣的等差、本山（总寺）末寺（分寺）的所属关系、财物的化募、新寺的建立等都有规定。各宗应在江户设代表机构，称“触头”（或称“僧录”、“轮番”、“在蕃”），经常把幕府的政令下达到本宗寺院。本山对下属各寺有严格的支配权。
在幕府禁止和镇压天主教的活动中也大力利用佛教。幕府强迫天主教信徒改信佛教，到佛教寺院登记并需得到寺僧开的证明。此称“寺请制”。此后下令佛教寺院设置相当于户籍的“宗旨人别帐”，对周围居民的姓名、年龄、信仰的宗派等登记入册，让僧侣监督民众，防止天主教传播。还规定居民结婚、生死、旅行等，也必需受到所属寺院的检察，有的要由僧侣出具证明。信徒全家只能信仰一种佛教宗派。寺院负责信徒的丧葬仪式，收藏骨灰，定期为信徒的祖先举办各种追荐法会，信徒要向寺院奉纳财物。这样，在寺院与信徒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依从关系，日本称之为“寺檀关系”。这一方面通过寺院对信徒的控制有利于幕府对全国的统治，另一方面由于僧侣处于监视民众的特殊地位，衣食有余，陷入更多的世俗事物，而日益腐败。江户时代虽出了很多有学问的名僧，但颓败的风气却是十分明显的。
在幕府给各宗下达的法度中，提倡僧人专心研究教义和修行。例如在给曹洞宗下达的法度中规定僧人必须有30年修行成就的资历才可出师传禅：给真言宗长谷寺的法度中规定必须住山修学20年才可传法；给净土宗的法度规定要修学15年：给临济宗京都的大德寺和妙心寺的法度规定要修行30年，参1700则公案才可得到“出世”的认可。出师、僧阶升级、担任住持，都与修学资历密切结合。因此，本时期的佛教各派都重视兴办教育事业，以培养学僧，适应本派理论研究和传教的需要。各派所办的学校名称不一，日莲宗称“谈林”，净土宗称“檀林”，曹洞宗设“栴檀林”，净土真宗有“学黉”，有些宗派在大的寺院办学。各派都出了一些著名学僧，对本派所奉的教义在理论上进行解释、论证，使之进一步系统化和深化。真言宗的赖瑜（1226—1304）著《十住心论愚草》等，对真言宗的传统教义提出新义。临济宗的泽庵（1573—1645）受到将军德川家光的皈依，有著作、歌集多种，其《不动智神妙录》从禅的立场论剑道，受到武士的欢迎。白隐慧鹤（1685—1768）
也是临济宗僧，著有《荆丛毒蘂》、《槐安国语》、《夜船闲话》、《远罗天釜》等，在妙心寺等处开法传禅，语言通俗易懂，结合处世之道讲禅的精神，有时还借用俚语歌呗，深受信众欢迎。无著道忠（1653—1744）著《禅林象器笺》20卷，广引内典、外典对禅林用语进行考释，是一部禅宗辞典。
此外师蛮著《延宝传灯录》、《本朝高僧传》；道契著《续日本高僧传》等，也很有名。
德川幕府禁止成立新的佛教宗派。在这一时期新的佛教宗派只有从中国传入的黄蘗宗。黄蘗宗的创立人是隐元隆琦（1592—1673），原是福建福清县人，曾在黄蘗山临济宗费隐禅师门下参学。日本长崎是与中国通商的港口，住的中国人很多。他们一般信奉禅宗，建了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等，请中国僧人担任住持。承应三年（1654）隐元应长崎中国僧人之请赴日，先住长崎，声闻全国，后应邀到外地传禅，带弟到江户，受到将军德川家纲的优遇。此后在京都北字治受赐土地建黄蘗山万福寺，作为开法传禅之所。前来参学的日本禅僧很多。隐元的禅法属于明代盛行的“念佛禅”，主张禅净一致，从禅宗的立场修持念佛法门，认为“已身弥陀，唯心净土”，“万法唯心，心外无别法”。著有《弘戒法仪》、《语录》、《云涛集》等。弟子多为明人，嗣其法者在22代以前除一人是日本人外，都是中国人。隐元的日本弟子中有位名铁眼道光（1630—1682），集资主持《大藏经》的雕印事业，以明万历年间的《嘉兴藏》为底本（为方册本），天和元年（1681）雕印完成，共6771卷，称《铁眼版一切经》或《黄蘗版大藏经》，印量多，对后世开展佛教研究影响很大。
在这个时期，佛教内部的世俗化倾向有了进一步发展。有不少僧人鼓吹诸教合流，主张吸收世俗伦理道德，肯定现实封建秩序，提倡生活日用即为佛道的思想。天台宗敬光《山家正统学则》要人学儒书；真言宗宗慈《十善法语》、《为人之道》等书，说“十善”为“做人之道”，说“有人即有此道，不假外求……人人具足，物物自尔”；净土真宗本来就采取世俗生活形态，此时更强调孝行论；曹洞宗铃木正三著《万民德用》、《盲安杖》等，主张在度世日用、万事万善、五伦之道、法度、武勇的世俗生活中应用佛法，士农工商尽其职分，即为修行佛道，日莲宗知足庵《一心常安》主张“知足常乐，知止不耻”，“世事之中即有一心三观之理”。
随着儒学特别是朱熹学说、神道教在社会上的独立发展和影响的扩大，不少儒者和神道学者对佛教提出批评，矛头主要指向三个方面：一是佛教的弃家州世主义，认为背离忠君孝亲的伦理纲常；二是建寺造像，浪费土地财物，僧侣不劳而获；三是佛教教义中地狱天堂之说的虚妄性。针对这些批评，一些学僧著书提倡儒道佛三教一致论。他们的著作受到了中国禅僧契嵩、宗果以及袾宏、智旭、德清等人的影响，但有的结合日本国情有新的发展，如在宣传三教一致时也把神道包括进去，提出神、儒、佛一致。禅宗慧训《三教论衡》认为佛教的心性论、儒教的天命论和道教的虚无论，本无二致。白隐《三教一致之辨》说儒教的“至善”，即道教的“虚无大道”，与佛教禅的“白性本有”相同。净土宗大我《三教鼎足论》以五戒与五常的一致说明佛儒关系，以佛教的戒、定、慧三学，儒教的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和神道的剑、玉、镜三种神器的一致，来说明神道与儒、佛的关系：又用佛教的般若、慈悲、方便，儒教的智、仁、勇，神道的明镜、灵玺、宝剑的一致，论述神道教与儒、佛具有一致性，说三者皆“劝善惩恶”，儒佛二教也“辅翼神抵，益吾灵国”。这些理论的提出，促进了僧人对佛教以外各种知识的学习，为明治维新以后僧人从事各种社会文化事业创造了条件。
佛教史
第十章 佛教的消长变化和多元化发展（下）（公元11世纪一）
1868年至1873年，随着德川幕府的垮台，地主资产阶级拥立以明治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进行一系列改革，史称“明治维新”。明治政府以所谓“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三大政策作为指导改革的总方针，积极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在宗教方面，由于在“王政复古”和倒幕运动中神道教起了动员舆论和维系人心的作用，明治政府成立后被定为国教。明冶天皇颁布《神佛分离令》，使神道教完全脱离佛教而独立，在政府八省之外设置“神祗官”（后改神祇省）。接着又下诏置“宣教使”到处宣传“皇统神圣”、“皇道至上”的神道教义，明确实行“祭政一致”的制度。废除因皇室、贵族出家而形成的特权寺院（御所、门迹、院家等），没收一切寺院领地，废除僧位、僧官；规定僧侣是一种职业，应称姓氏；解除官府禁止僧人食肉、娶妻、蓄发的禁令等。在维新过程中，不少地方发生了“废佛毁释”的运动，寺院佛像被毁，经书被焚，僧侣被迫还俗。
由于农民信徒的激烈反抗，“废佛毁释”没有在全国展开。此后，在民部省设寺院寮管理佛教事务。1872年政府置教部省，命神道教的神官和佛教僧人担任“教导”（共十四级）向全国人民宣传“三条教则”，即：“敬神爱国”，“天理人道”，“奉戴皇上，遵守朝旨”，为巩固立宪制天皇专制统治和维新政策服务。此后在东京成立“大教院”，各地成立“中教院”，各宗寺院成立“小教院”，混合吸取神道和佛教、儒教的学说，也吸收西方文化，培养“教导职”人员。教部省命令各地教导人员向民众灌注“神德皇恩”、“人魂不死”、“天神造化”和“君臣、父子、夫妇”等说，佛教也就被用来配合神道教进行这种“敬神忠皇”，维护新政的宣传。
让佛教完全依附神道的做法，在佛教内部引起强烈不满。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梅上泽融、岛地默雷、赤松连城等人在1872年曾到欧洲视察，回国后上书教部省，把他们见闻到的欧洲宗教盛行情况及教化意义作了介绍，并提出《三条教则批判》，要求信仰自由。明治政府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废除“大教院”，在各宗设置学校，又废除教部省，将其事务移到内部省社寺局。明治二十二年（1889）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日本臣民在不妨碍安宁秩序及不违背臣民义务的条件下”可以享有“信教自由”的权利。此后，佛教在新的历史时期又有发展。下面从5个方面进行简要介绍。
（1）寺檀关系的弛缓。德川幕府为防止基督教的传播，曾授权佛教寺院掌管户籍，形成严格的寺檀关系。寺院依靠信徒的奉献和由幕府、大名施舍的土地，保持丰厚的经济来源。明治政府以神道教为国教，建立以神社为中心的“氏子”（当地神社的信徒）制度，在有限的“信教自由”范围内允许基督教传播。这样，佛教原有的寺檀关系基本瓦解。明治政府又把寺院原有的领地收归国有，这对以领地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天台宗、真言宗、禅宗、净土宗，是很大打击。当然，上缴领地并不意味着寺院完全没有土地，由开垦或以买卖方式得到的土地仍归寺院所有，原由大名领主施舍的土地也可以用钱赎买。因此，寺院除从信徒那里取得贡物外，也把土地出租，从佃农那里索取租米等。旧的寺檀关系虽已破坏，但信徒仍到寺院祭祀祖先、举行丧葬仪式及传统信仰活动，寺檀关系仍在相当程度上存在。
（2）佛教宗派在组织上的中央集权化。1882年规定神道教和佛教各派都设“管长”。规定各宗设“总本山”，各派设“本山”，各宗各派都设有“管长”，负责委派寺院住持及制定各种宗寺法规等等。“管长”的名称各宗派不尽一致，如天台宗称“座主”，真言宗称“长者”，曹洞宗称“贯首”
等。各宗在东京设本山的办事处（支所），地方上设教区，置教务所。按选区选宗议员，组成各宗的议会，定期召开决定宗制寺法等事项。
（3）明治政府鼓励各宗办学，一些学僧为振兴佛教也致力佛教教育事业。从明治初年到大正年间（1912—1926）佛教各派兴起不少大学，著名的有净土真宗大谷派创立的大谷大学，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龙谷大学，曹洞宗的驹泽大学和东北福祉大学、爱知学院大学，临济宗的花园大学，真言宗的高野山大学和由真言宗智山派、丰山派、天台宗、净土宗四宗派联合创立的大正大学，日莲宗的立正大学，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