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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1980年的波兰大罢工，很明显的都是政治性质，并且广泛波及到经济。甚至有明显的经济目的，如为控制通货膨胀而设立的价格管制，也时常带有政治气
氛。因此，分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风险，有时是很困难的，且只有极少数事件为例外，绝大部分是这二种风险都混合在一起。
虽然政治风险定义各有不同，但为方便在此讨论之故，我们将政治风险视为国家风险的一部分。政治风险一般被定义为因政府行动，或其他带有政治性
质的非市场事件而使投资价值或现金发生变动。而国家风险一般注重在整个国家的投资环境上，政治风险是从政治环境中冒出的。以下是政治风险事件的例
子，对国外投资的现金流量之大小及分配，可能有负面影响。
①税法及汇兑控制的变化，尤其是在差别待遇或专断行为上。
②地主国对本地生产、来源或雇用等措施的规定。
③对所有权隶属于外国的企业在商业上的歧视。
④本地贷款能力的限制。
⑤政府对私下协商合约的干涉。
⑥无适当补偿的没收征用。
⑦因政治暴动或内战而引起设备上的损失及毁坏，或人员的伤害。
因为政治风险事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经理人必须了解可能影响地主国及其特殊工业、公司或计划的政治风险事件的所有范畴及种类。
政治风险事件导致的最戏剧化损失中，就是那些因革命兴起和恐怖活动造成的损失。例如，在1977年12月，吉悌电信（GTE）与伊朗政府签了一纸价值五
亿美元的电子通讯合约。根据合约，吉悌以一般应用于中东交易的公开信用状，而非保证金的方式，预支给伊朗9400万美元。根据其长期对伊朗的经验及信
心，公司并未在合约中声明在何种情况下，伊朗才可兑现信用状，也没有为自己承担的风险投保。结果在伊朗革命后，计划无法进行，公司可能损失5000万
美元，还不包括信用状。如果那些也包括在内，吉悌潜在的税后损失会超过6000万美元，可能是在伊朗损失最大的一家公司。
除了革命、政变，及恐怖分子的暴力活动外，政治风险也可能以法令或条例改变的形式存在。例如在伊朗，优富公司建立了欧洲与远东最大的轮胎厂，
并享有政治贸易与投资保护的承诺。20世纪70年代，由于有两家厂商在市场竞争，这项保护尚未到期就被取消了，迫使美国公司的生产作息从一天三班制，
改为一天8小时。法律或管理条例的更改，也可能集体指向公司，一如伊朗国王为增加工人对伊朗境内外国公司的所有权及参与权，命令这些公司公开发行
股票。这项行动对外国企业来说，不仅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也制造了混乱。
无论是因选举、政变或革命而导致政治上的改变，部分原因可能肇因于经济事件，因而可能改变对外国投资者的政策。例如，意识形态的转移，可能导
致没收多数，甚至全部所有权为外国的公司。
像革命或没收这类事件，相当吸引世人的注意，并且可能使公司避免进入纷乱的地区。政治事件本身并不一定会对企业构成风险，例如，1975年，海湾石油公司在安哥拉内战时期，因与意识形态不同的执政党谈判，而获致十分优
惠的关系。陶氏化学公司在1973年，智利的艾伦迪政府被推翻后，重新进入智利。
但是这类重大事件都属例外，而非常态。虽然，不可否认的，古巴与伊朗革命为美国公司制造了重要问题，但多半这类政治意外事件所呈现的是个体，
而非总体风险，且影响层面主要是在公司的作业而非所有权。像这类政府或意识形态的改变，一般会引起价格管制、对外国雇员的限制、制定本地赞同的条
例，或是其他管理条例上的限制，而非局部或全部没收。例如，在1983年，委内瑞拉的外汇短缺时，它命令国内公司延迟偿还国外债务数年。许多债权人了
解金钱有时间价值，立刻展开大幅折扣谈判并达成协议，以致损失惨重。
事实上，在政治环境变动的情形下，政治上的不稳定与冲突，不一定要加诸限制于外国公司，甚或为此类限制的先决条件。因为政权的没落或兴起，或
者改变敌对政党或特殊利益团体的特征及力量时，价格控制和其他管理上的限制，可从一般政治的常态运作过程中产生。在同一时期，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的民营化计划，与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国营化政策，就是一例，显示改革不同的政治理念如何落实在经济层面上，而导致重大的财政后果，影响经理人和投资
者。
正常政治运作过程影响国际投资的另一个例子，就是1992年欧洲共同体（EC）的单一市场活动，它为全球性公司带来巨大的风险，也带来巨大的机会。
当欧洲展开经济与政治统一时，公司可能因为条例的改变，而被排斥在某些市场之外，例如西班牙与葡萄牙，因其廉价的劳工，吸引了许多外国投资者。但
是，当他们将工资提高以符合欧洲共同体的1992年单一市场计划时，其劳工在未来便可能不再有吸引力。依据1992年以前的经济情况而在西欧做重大投资的
公司，可能发现它们的投资，在1992以后的世界，就由甜转酸了。跟随最新的政治及管理条例改变的重要性，应被值得再三强调。再看东欧，伴随冷战而来的相当稳定的经济与政治气候，因体制的改变而变得混乱不安。瞄一眼东欧集
团，就可看出其中存在非常严重的政治风险。在南斯拉夫，以前繁荣的城镇与富生产力的工厂，都被战争与内战大量破坏。在捷克斯洛伐克，捷克与斯洛伐
克之间因经济改革步调不同，已经导致国家分裂，对在斯洛伐克投资的外国公司有不利的影响。奇异公司在匈牙利投资的15000万美元照明器材厂，因为政
府未随匈牙利飞升的通货膨胀将其货币贬值，而蒙受损失。雪弗龙与前苏联政府签有合资条约，现在只得与许多独立的共和国展开个别谈判，加上，俄国长
期缺乏硬性货币（hardcurrency，价值稳定的货币），及其摇摆不定的货币政策和价格改革，使任何即将发生的投资都蒙上一层阴影。
俄国是另一种政治或国家风险的例子，其经济的转变比法令更快；在俄国的投资者，必须对付影响私有财产的快速改变，甚或不存在的法令与条例，而
难以保护在当地进行的投资及建立投资者的权利。
另一个政治风险的例子，及其曲折的过程，则牵涉到了一家加拿大公司雪瑞特的董事会。这家公司的董事及其家族被禁止进入美国领土，因为他们的公
司在卡斯特罗政权下的古巴经营矿业。美国在1996年通过赫姆斯一柏顿法案，对在古巴营业的非美国公司进行制裁。雪瑞特不在美国营业，也没有违反加拿
大的法令，但是董事们的子女却不可以到迪士尼乐园或是美国的任何地方。
就如这些例子指出，全球性市场的本质充满着混乱及不稳定。此混乱与不稳定的某些层面是否会对企业造成风险仍不确定，它的答案要视工业、公司或
计划之特性及管理行为而定。因此，政治风险的因素，会因不同的国家及公司而有非常大的差异。甚至在同一国家内，政治风险常因工业而不同，在许多情
形下，也随计划而异。
例如，在乡下的暴动，也许会严重影响商业性农业的作业，但是它对金融服务或是保险公司的冲击可能极小。因此，衡量直接投资国外的政治风险，涉
及分析总体或全国性风险的因素，以及对公司或其计划特有的政治风险因素。
（一）监视发展
监视包含建立情报网络、提供政治、社会及经济上的资讯，以了解地主国的事件；对世界进行广泛投资的大公司，例如石油公司，搜集情报的过程，几
乎可以完全内部作业。有分行制度的跨国银行的情形也一样，可以指派本地或部门内的职员其主要任务为搜集资讯，并传递至总部进行评估。
现在，许多大公司雇有经济学家及政治学者，提供国家风险的评估。虽然这些职员在监视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分析仍应与驻在当地的线上职员
的评估结合。只是依据总部员工，或是驻当地线上员工的分析，容易造成偏见。总部员工的评估倾向较客观的看法，但是因为其评估地点距离地主国有一段距
离，因此时常忽略只有驻在当地才能取得的内幕消息：驻当地的线上员工虽有本地生活经验，但是时常不愿意指出或承认其母国，或掌握管辖权之国的缺点，
部分原因是负面的资讯可能对他们本身的活动不利。例如，银行的分行经理就是提供地主国资讯的适当线上人员，但是他们个人的利益是扩张借款，或是销
售银行的其他服务。此类基本冲突，时常会将偏见带入资讯搜集的过程中。较小的公司，一般没有足够资源来发展本身的资讯网络。它们依赖从专门搜集资
讯公司买来的资讯。虽然公司的主要资讯来源为外部，但仍须建立内部监视系统以做为第二来源。当地人员及总部人员的评鉴，应与外部资源比较，以查明
其一致性与正确性。公司不应该过分依赖单一来源，或其目前来源已错过太多趋势或改变，却仍然自满于现状而不愿意更换顾问公司。
（二）预期政策
所有资讯的评鉴，都应该以预期地主国政府的政策改变后的目标，或是其他利益相关人士的态度为基础。有些变化会影响公司的一般作业环境，其他变
化则会直接冲击公司的作业或是所有权结构。
环境变化可以是一般性或具有特殊性的。前者为企图刺激或限制经济活动的总体经济政策。有加速通货膨胀或有困难履行外界义务的国家，很可能采用
紧缩性的货币或财政政策，而对从事内销为主的公司而言，其收益会减少。其他与总体经济政策有关的改变，还包括了价格和工资管制及货币限制。从前面
现金流量预测的讨论中，可以清楚看出这些改变会如何影响公司及投资价值，重点是如果管理阶层可以事先预期这些政策，即可采取必要步骤以减低冲击：
可以在管制实施前提高价格；在本地货币禁止兑换之前，做外币汇款；或是安排平行借款，以减少在当地的货币障碍。
公司也可经由长期政策来减低风险。如罢工的劳工不安状态，各国严重情形不一。在时常罢工的国家，公司可选择较不依赖劳工的科技，或采取减少罢
工威胁的雇员政策。
一家在英国有主要生产设备的大型美国电子公司，在高度工会化的英国，拥有完全非工会的劳工。公司以慷慨的福利及公开的员工—管理阶级关系，来
维持这样的劳资情况。这些政策虽带来额外费用，却减少劳工抗争的风险。因此，公司从未因罢工而损失生产时间，并且在建立年资与报酬制度上有更多的
弹性。
从关心经济环境中产生的特殊政策，可能直接影响公司的作业结构。关于本地对公司制造和本地人在管理层级的位阶的满意度和补助本地消费的价格，
或是公司投资国内基础设备的规定等，均为此类例子。一般来说，影响转移价格的条例或对代理合约和版权付款所设立的限制，也是同类例子。
最后一种风险是，政府干涉资产的所有权或公司的投资。政府有许多方式，从课征处罚性税款和罚金到直接涉入，以扣押外国投资者之财富。在这两种极端之间，有本地所有权参与的条件，与以某种形式补偿的国有化。无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