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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老林间，昔日宛如世外小社会般的山寨，房倒堡塌，雪白血红。一人来粗、两人合抱的大树，在皑皑林海中熊熊燃烧。
“这是最后的战争”——这是一支不会唱《国际歌》的队伍，但他们知道最后的时刻到来了，有几处阵地都是战至最后一人。王凤阁指挥残部转移到老虎顶子，顽强阻击三昼夜，又退守1310高地，直到弹尽粮绝。
王凤阁是在突围时负伤被俘的。这是1937年3月27日，同时被俘的还有他的妻儿和8名部下。
敌人在通化城有名的“东江春”饭店摆下酒席，邀请各界“名流”为王凤阁“接风”。王凤阁略略一瞅，微微一笑，伸手掀了桌子。
4月1日，通化城戒严，伪保甲长挨家挨户通知要人们站到路边观看处决“反满抗日匪巨头”王凤阁。
刑场设在玉皇山下柳条沟门。王凤阁下车，站定，高声道：父老乡亲们！俺王凤阁通化生，通化长，连俺的小名你们都知道。俺是为抗战打日本子而死的，俺死得值！乡亲们不要泄气，人心不死，国必不亡！打倒日本子！铲除伪满洲国！中华民国万岁！
鬼子推着王凤阁的妻子张氏，让她到挖好的小土坑里去。张氏抱着四岁的儿子小金子，走进丈夫倒下的那个大坑，说俺们活着一处做人，死了一处做鬼，做鬼也饶不了你们！
张氏倒下了，敌人向小金子开枪。孩子哇哇大哭，敌人又打了一枪。孩子还哭，又开了第三枪。
“牺牲是兑换希望的一种东西”
苗可秀，原名苗克秀，又名景墨，号尔农，笔者家乡本溪县下马塘人。父亲务农，农闲时挑担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
苗可秀1906年出生，九岁读私塾，之后小学、中学，1926年考入东北大学文学院。“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北平，在北京大学借读，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活动。11月5日曾和部分东北学生参加“东北民众赴京请愿团”，为负责人之一，南下请求国民政府收复东北。
苗可秀曾迷信国家主义，幻想国民党能使中国强大，加入国民党。南京之行，使他认识到中国的事情还得靠民众的力量，东北青年要做抗日救国的先声，奔赴前线杀敌保家。
1932年2月，苗可秀来到邓铁梅的东北民众自卫军，被委任为自卫军总参议。
8月13日，自卫军打下岫岩县城，除指导官岗村逃脱外，城里几个日本人全部被活捉。内中一商人愿以两万双胶鞋赎人，自卫军则要20万发子弹，并将其释放，由此拉开长达两个月的谈判序幕。
鬼子的算盘是“招抚”，苗可秀说那得有条件。一是自卫军全部保留，不得拆减一兵一卒；二是依旧驻防原地，不能外调；三是按3个旅和3个独立团进行编制，补发子弹粮饷；四是全体官兵竭诚拥护邓总司令统帅这支队伍，不准更换长官。
这样的条件，日本人根本不可能接受。当时自卫军需要喘口气，进行休整补充，谈判意在与敌周旋，争取时间。而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你讨价还价，不就是想弄顶大点儿的官帽吗？既节省了“大和男子高贵的鲜血”，又除了“匪贼”，何乐而不为呢？
从凤城县红旗堡谈到县城，9月5日又把谈判桌搬去奉天。先与关东军司令部谈，再与伪警务处、情报处谈，各部门贪功，都想自己“招抚”。苗可秀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提出要回去与邓铁梅商定一切。10月10日回到凤城，县参事官友田俊章、警务局指导官白井成明等5个鬼子，也要和苗可秀去见邓铁梅，也是想揽下这份功劳。
近两个月的谈判，有利有弊。自卫军鱼目混珠，一些人认为张学良不出关，抗战没指望，就想假戏真做。苗可秀认为必须采取断然措施，断了这些人的念想，稳定军心，恢复民望。邓铁梅同意，并派他全权处理。
13日，苗可秀下令，将5个鬼子和随行翻译处决。
“招抚”期间，日伪明里对自卫军虽无大的举动，实际一直在调兵遣将，谈判破裂，友田等人被处决，立刻开始大举“讨伐”，疯狂报复。
自卫军司令部驻地龙王庙附近的黄土坎，被敌人占领后，不但对司令部形成威胁，而且当地盐滩税款一项即损失数万元。10月下旬，苗可秀指挥1团、10团、15团、18团和武术队，激战大半夜，将其夺回。
12月8日，日军调集重兵，从岫岩、凤城、安东三个方向进犯龙王庙。苗可秀在龙王庙西北鸹鸹窝设伏，打死打伤日军60多人。自卫军司令部向尖山窑转移，日军200多人赶去文字街堵截，被苗可秀率军击退。日军退守红花岭不支，又退守宁家堡子，把老百姓的箱子柜等家具搬到街上，构筑工事。苗可秀指挥部队将堡子团团围住，在密集火力掩护下，大刀队趁夜色冲进堡子，砍杀50多日军。
尖山窑是自卫军发祥地，辽东三角抗日区的重要据点，这时已被日军占领。自卫军部署妥当，炮兵发射10余发炮弹，冲锋号响，苗可秀一马当先冲了出去。日军凭借工事，拼命抵抗。苗可秀冒死爬上墙头，坐在墙上指挥，官兵大受鼓舞，奋力向前，终于将敌人打垮。
1933年4月，日军对三角地区再次进行“大讨伐”，尖山窑等处据点再陷敌手。自卫军损失惨重，转入山林，坚持小股游击。第二年春，由于叛徒出卖，邓铁梅被俘。苗可秀大恸，一边拾整队伍，一边派出精干队员暗中寻访，处死了出卖邓铁梅的两个叛徒。
年底，三角地区除苗可秀领导的少年铁血军外，其他义勇军都溃散了。
1935年6月13日，苗可秀率铁血军40多人在岫岩县羊角沟宿营时，被汉奸刘仁安告密。500多日伪军将村子包围，苗可秀指挥部队突围时负重伤，战士王德林背着他冲出包围，在山林中隐蔽。21日辗转到凤城县碑家岭老乡家养伤，又被告密，被捕。
敌人将苗可秀押到凤城县城，又用装甲车送去安东疗伤。苗可秀说：你们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任何东西，也就用不着假惺惺地来这套了。
7月25日下午，在凤城县城南山沟，苗可秀被绑在一棵松树上。一个日本军官道：你打死那么多日本人，他们的家属都要求对你处以极刑。如果你现在答应投降，还可以不死。
苗可秀轻蔑地一笑：打死日本人是我的天职。抗日不怕死，怕死不抗日——你就来吧。
面对着黑洞洞的枪口，苗可秀高声吟道：“尔农松下折颈枝叶茂，可秀日久还田重复生。”
在狱中，苗可秀写下两封遗书，一封给老师王卓然，一封给同学张雅轩、宋忱。因前者内容在后者中有所表述，故在这里只抄录后者。
雅轩、忱老弟：
不见面已二年矣，念念！兄今为日本阶下囚，伏床自思，尚堪自慰，慰者死得其所。昨夜秉烛作书，寄与卓然师，其主要用意在于托孤。但此书能否到达王师左右，则未可知。今再与吾弟话陈一切：
一、被难经过：六月十三日，在岫岩与日军作战，兄为炮弹中伤臀部，创甚剧，遂潜伏地方养伤，二十一日为日军所搜获，遂罹于难。
二、嘱托吾弟者：
（1）家属：
甲、吾家至贫，弟之所知也。舍弟被吾所累，吾心实觉不安。吾弟当向卓师及与吾有关系诸公处恳请设法少为赈济。
乙、吾妻至愚，吾子尚弱，教育抚养无人负责，此兄最为关心之一事也。昨天与卓然师书，大意如下：秀予吾子拟名为苗抗生，令吾妻即在王家作仆妇，令抗生即以祖父礼事王师；王师即以义孙视抗生而善教之。吾弟以为如何？我身后事，大家要看在我的身上，时时关照也。
丙、我家属事，找余七弟沛料理，亦系线索。
（2）其他之一：
弟等可在西山购一卧牛之地，为余营一衣冠冢，竖一短碣，正面刻苗可秀之墓，背面略述之行事。墓旁植梨树四、五株，小亭一间，每有休假日，弟等千万要到此一游，每到此处要三呼老苗，我之魂魄其可以不寂寞也。山吟水啸，鸟语虫声，皆视为余歌余语余泣余诉为矣（泣系为国事而泣，非为私人泣也，要注意此点）。
（3）其他之二：
凡国有可庆之事，弟当为文告我；国有可痛可耻之事，弟亦当为文告我。
（4）其他之三：
少年团所印诸书，皆系余一手作成，在余被难前，亦曾删订几册，弟等可与赵氏叔侄谋之，付之石印局少印几本，分赠我之友等以作纪念。此外尚有几片信稿，亦可付印，文章大致可观也。
（5）其他之五：
弟等思想要正确，精神要伟大，不可忘了我们要做新中国的主人，要作重整山河的圣手。做事不可因为一次的失败便灰心，不可因为一次的危险便退缩。须知牺牲是兑换希望的一种东西，我们既然有希望，便不能不有牺牲。不过我们的希望，务须正大而已。
一手执笔，一手执纸，仰面而书，故笔迹至拙也，不多谈了。
再会吧！祝
你们健康！快乐！
希尧凤生
诸公同此不令
兄苗可秀书
六月二十四日
第28章 他们不会唱《国际歌》
王奎一们
土龙山暴动前，王奎一的学生从县城给他捎来一封信，说日本子要来收缴地照了。王奎一把信给景振卿看，景振卿立即集合三百多人去找谢文东，于是土龙山暴动爆发了。
王奎一是土龙山来才河人，知识分子，人称“王老先生”，名流、大户。土龙山暴动，投笔从戎，带领当地农民保卫家园。白家沟战斗打死饭塚等人后，日军攻打太平镇，王奎一战死。家人闻讯，妻子和儿子也拿起枪，投身暴动队伍，后来都在战场上牺牲了。
一窝子上队，一门忠烈。
土龙山暴动的首倡人、重要领袖之一的景振卿，1880年生于长春，迁居依兰土龙山清茶馆，兄弟中排行老二，人称“景二爷”，为人豪爽、性情耿直，讲义气。有七十多垧地，为当地大户，清茶馆甲长。5月1日攻打湖南营，敌人火力很猛，部队被压制在一片开阔地上，不进则死，后退亦亡。在小山丘后指挥战斗的景振卿，一跃而起，大呼冲啊，身先士卒发起冲击，中弹身亡。
前面写过的九里六激战，是景振卿的儿子景龙潭带一个中队打的，身负重伤仍指挥战斗。据说后来也在战斗中牺牲了。
笔者家乡本溪县清河城，有个有名的“黄家大户”。主人黄拱宸1899年出生，其父因在王府中伺奉王爷有功，王爷将其在清河城小甸子、成记一带的土地，全都赏赐给他，从此黄家富甲一方。黄拱宸奉天中学毕业，不愿在奉天经营客栈，回乡栽培果树、养蜂，优哉游哉，广交各界。本溪、兴京两县提起“黄大爷”来，几乎无人不晓。
“九一八”事变后，邓铁梅凤城举义，黄拱宸参加邓部义勇军，被任命为13路军少将左参赞。黄拱宸出钱出枪，以其声望，号召、组织各界人士和农民参加义勇军，收编山林队。
1933年3月，黄拱宸带几个人到兴京县西厢小堡收编“双虎队”，正值奉天靖安军在这一带“讨伐”，躲避不及被捕，并将黄拱宸携带的13路军印信和自卫军空白臂章搜去。
家人探监，告诉他正在花钱托人营救。他说不用了，这样的归宿挺好。把俺赎出去，日本子成天监视着，那种亡国奴的日子俺活不了。
“没当过一天亡国奴”的李向山的老乡李德恒，是桓仁中学校长、桓仁县抗日救国会会长。他的许多学生参加了辽宁民众自卫军和抗联1军，他领导救国会为1军募捐，购买粮食、衣服、弹药，派人送上山去。
六十多年后，李德恒的已过八旬的女儿、女婿，和许多八十岁左右的老人，告诉笔者，李德恒是1936年9月被捕的，在沈阳关押半年后被害。那天晚上抓了好多人，救国会的骨干几乎一网打尽。李德恒他们知道日本子要抓人，那天晚上都没在家，怕吓着家里人，说开会，到学校去等着。逃跑的没几个。他们觉得那样会让日本子看低了中国人，他们要让日本子看看中国人的骨气。这些人大都是教师，瞅着弱不禁风，那时教师可都是体面、有身份的人呀。临押去沈阳时再看，眼镜没了的，鼻青脸肿的，一瘸一拐的，没模样了。可一个个都昂着头，上汽车前还喊口号，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满洲国’”。
这是一群文弱的男人，也是“宁肯掉头，不肯低头”的真正的男人、强者。
像李德恒、黄拱宸、景振卿、王奎一这样的中国人，东北各地都有，在有义勇军、抗联活动的地区更多。
与黄有们不同的是，王奎一们都不是共产党员。
信仰三民主义的烈士
盖文华，1894年生人，山东省福山县人（又有说是河北省人），北平商业专科学校毕业，在大连、安东、上海等地从事银行、钱庄业。目睹国家衰弱，列强横行，忧国忧民，寻求救国救民道路，加入国民党。“九一八”事变，他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