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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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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壮汉蹲在墙根下,一个更壮的汉子在上面,把块绑着绳子的百来斤的大石头,“咕咚”一声过墙去,一个个就拽着绳子翻过墙去了。

胡子偷袭、抢劫有钱人家,常用这法。没吃过肥猪肉,也见过肥猪跑——这回游击队也“吃”上了。

杨发披着棉袄,三步并作两步跑出屋,黑灯瞎火辨不清进来的是些什么人,点头哈腰地说兄弟们屋里坐。又回头喊老婆:屋里的,快掌灯,给兄弟们烧水。

赵华瑞说:杨发,你听好了,俺们是打日本子的红军游击队。反日救国,人人有责,日本子来了,你的日子也不好过。俺们游击队缺枪使,你老杨那5支枪放着也生锈,先借给俺们用用,俺们打借条,打完日本子就还你。

大兄弟讲得有道理,俺杨发也是中国人,早有心反日。只是这枪是前几年的事了,这两年兵荒马乱的,早叫胡子起走了。杨发点头哈腰地哭穷。

李福臣道:你那枪埋在哪场,俺们早知道,不信,咱们去起?劝你还是趁早放明白些,给自己个留个反日的名声,比什么都好。

那是,那是。这小子还想继续耍赖,李福臣和赵华瑞的匣子枪,就从腰间拔出来了。

有人是舍命不舍财,杨发是要命不要枪,其实哪至于呀。如果就是一口咬定没有了,那也就是翻一翻。没翻到,有人气不过给他几下子,赵华瑞还得赶紧制止。

从地窖里抱出5支三八大盖,包着油布,乌油发亮,大家乐得合不拢嘴。

老杨,谢谢你了,打日本子有你一份功劳。李福臣说着,带队伍走了。

出师得胜,大家兴致很高,继续向山里进发,去创立苏维埃政权。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宋朝理学家绍雍的这首《蒙学诗》,就算是不知哪朝代的何方人士写的,诗中的景象,也肯定与这片生我养我的黑土地无缘。

以很零星的农家形成农村,一般的相隔数里或数十里,有几家或十几家的农村家(聚居的至多十几家)。多半以一地主的土地形成一村,在这一地主之下住有一、二十家佃农。

这是1930年5月22日《张光前关于清原、柳河一带农村状况的调查报告》中的一段话。清原、柳河属南满,南满是东北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在北满,人称“八十里为邻居”。而在北大荒就是走上几百里,有时也难得见到一户人家。“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怎么会是这样子呀?因为它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都没见过人,不知人为何物,瞅着稀奇,不知躲避,甚至想亲近你,你就棒打瓢舀锅里炖吧。

如今到哪儿要住宾馆,到乡下也得找个小店住下。那时到乡下见到人家就进去,叫“讨宿”、“讨个宿”,主人吃什么,你就吃什么,不用见外。再穷的人家,大子小豆饭就咸萝卜疙瘩也管够。那时见到个外人稀罕、亲哪。“老客”从哪疙瘩来呀?“老客”通常指生意人,属尊称,类似于今天的师傅、老板。俺从“山东家”来。东北大都是山东移民,最初闯关东的都是俗称“跑腿子”的打工汉,春来秋去,提起山东要带个“家”字。俺祖上也是山东家的,你是山东家哪疙瘩的呀?越唠越近,黑灯瞎火唠半夜。

那时在北满,“到哪儿都能刨两垧地”。从关里来的“跑腿子”,有的给种粮大户扛活,叫“扛年头”、“吃劳金”,有的搭个窝棚,人称“跑腿子窝棚”,开荒种地。看到哪儿冒起缕炊烟,有伴了,高兴啊,跑去看,唠得热乎呀。这家哥几个,认识老大的,就叫那儿“刘老大屯”,认识老二、老三的,就叫“刘老二屯”、“刘老三屯”,逐渐统一为“刘家屯”。或者在当地娶个媳妇,或者回山东家把家小带来,刘家屯就人丁兴旺起来。说不定什么时候,或者一场洪灾,房倒屋塌,或者一场被称做“瘟病”、“瘟人”的传染病,刘家屯就没了。

如今被称为“红松之乡”的伊春,全市行政区划面积32759平方公里,1939年只是汤原县一个行政村的辖区,叫带岭村。如此,读者就不难想见当年那地方是多么空旷、荒凉了。

在数百里荒无人烟的沼泽中,仅有的三五百户的村庄上,建起离群独居的苏维埃。

这是“北方会议”决议中的一句话。北方会议的决策者,对北满的地理性状好像挺熟悉。如今北大荒一望无际的良田,当年大都是沼泽地。而且好像还有实践为依据,因为“九一八”事变前,在那山高皇帝远的梧桐河,共产党人不就建立过自己的红地盘吗?只是“几百里荒无人烟”,“离群独居”,又谈何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呢?不管三七二十一,建起苏维埃就是目的吗?

但是,中央指示是必须执行的,省委、县委就是这么要求的。现在,汤原游击队就去尝试、实践了。他们不是去荒无人烟的沼泽地,而是到汤原北部小兴安岭的茫茫林海,在这个兵荒马乱的世界上寻找一块世外桃源,“建起离群独居的苏维埃”。

关于这次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无论怎么看都是匪夷所思的行动,亲历者几乎都在后来的抗战中牺牲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和活的资料。而无果而终,则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没有人烟,没吃没住的,老天爷也绷起脸色,风雪一阵紧似一阵,继续盲目地走下去,那后果是谁都有数的。

县委决定,继续夺枪,把徒手队员都武装起来。

没枪不能打日寇。枪少,装备不好,各色武装也随时可能吃掉你。

目标是梧桐河福丰稻田公司的保安队,硬打不行,得智取。春节前公司要开佃户会议,选些队员混进去,鸣枪为号,里应外合,一齐动手。

各地游击队成立之初,通常都是对地主武装、小帮胡子下手,几支十几支地夺枪。之后,才是在战斗中从日伪军手中夺枪。

离春节还有一个来月,队员暂时放假回家。枪怎么办呀?回来的路上,有个队员带枪开小差了。就决定把枪收上来,分几捆包好,藏在稻草垛里。

来了帮报号“荣好”的胡子,六十多人,还有机关枪。把青壮年看住,就要钱要肉,不给就到处翻。那时有钱人家,为了防备胡子,平时都把点值钱的东西藏起来。胡子有经验,在屋子里翻箱倒柜,在外面用枪探条这里捅捅,那里探探,没找到什么好年货,倒是发了笔意外之财,把枪都翻出来了。

李福臣和赵华瑞恨不能一头撞死:怎么就没防备这一手呀?

妈个巴子。李福臣铁青着脸,也不知道骂谁:利没生着,老本都赔进去了。

假投降变成真叛变

话分两头。

汤原游击队的领导人,中小队干部,或者是有点儿文化的庄稼人,或者一个大字不识的庄稼人,共同的特点是对军事一窍不通。中心县委就不断向省委报告,要求派调军事人才。就在汤原游击队组建没几天,3个人到了。原本是让他们领导汤原游击队的,这时游击队已去小兴安岭建立“离群独居的苏维埃”了,就派3人去依兰做兵运工作,再拉起一支队伍。

王永江、杨树明和张旋风都是行伍出身。王永江当过排长,他和杨树明在“中东路线事件”中作战被俘,在苏联待过半年,回国后加入共产党。王永江三十来岁,大眼睛,细眉毛,单眼皮,中等身材很结实,“九一八”事变后一直做兵运工作,人称“士兵王”。这人脑瓜聪明,能说会道,张口“马克思说”,闭口“列宁讲”,用当时大家的话讲,“马列主义呱呱的”。那时中心县委以下党内,谁能引用一句马克思、列宁的话,立刻会被高看一眼。大家都觉得这人有真经,出马一定成功。杨树明年纪大些,老成持重,话语不多,心中有数,人们都叫他“老杨”。张旋风年纪最小,读过几年书,心直口快,一口浓重的山东腔。

依兰县的山林队中,有不少是东北军的底子,义勇军失败后啸聚山林的,其中一些既抢劫、绑票,也有抗日愿望和行动。王永江去的是一支报号“仁宇”的队伍,头领孙仁宇原是东北军的连长,两个人挺谈得来,很快成了好朋友。王永江就跟他讲,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男子汉,大丈夫,来世上走一遭,就得轰轰烈烈干一场,留个好名声。你眼下这样子,日本子打你,老百姓恨你,到头来算咋的?国难当头,民不聊生,正是好男儿报效国家的时候。

杨树明、张旋风的进展也挺顺利,几支队伍凑成一个团,命名为“哈东抗日义勇军”,有1000多人,10多挺机关枪,还有门迫击炮。

谁当团长呢?张旋风的意见是王永江,或者杨树明。

王永江不同意:俺和老杨当这个团长没问题,可咱们一进门就把人家的家当了,这话好说也不好听呀?俺说还是让孙仁宇当团长。一来他的队伍人最多,别的队伍说不出什么。二来不让他当团长,他心里不乐意,当团长才能好好给咱干。三来能够影响别的山林队,有利于以后拉队伍。这一条最重要,咱们得把眼光放远些,不能就看到眼面前这一个团。

杨树明说:俺看这个人不大地道,怕是靠不住。

张旋风说:这个人旧军队意识很重,俺看“悬得乎的”(不牢靠)。再说了,省委、县委都讲要保证党的领导,把1000多号人交给他,党的领导怎么办?

王永江说:在旧军队撸枪杆子的,谁还没点儿旧意识?他当团长,他听咱们的,这不就是党的领导吗?

张旋风说:你在背后领导他,名不正、言不顺的,早晚是个事儿。

杨树明说:这事得往细里琢磨琢磨。

王永江急了:看你们俩娘儿们家家的,这事就这么定了,出了问题俺兜着!

三个人中,这时上级并未明确谁是负责人。王永江马列水平高,当年在东北军时官也大,处事果断,无形中也就成了领导,他也常把“出了问题俺兜着”挂在嘴上。

转眼就看大雪飘飘了。

东北人讲究猫冬,胡子也猫冬,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更是东北的自然环境使然,老天爷叫你猫冬。南方四季如春,一年种两季,脚后跟撵脚指头地忙活。这东北,特别是北满,一年中半年时间大雪封山捂地,庄稼上场、进仓了,庄稼人就猫冬了。胡子打家劫舍,从春忙到夏,树叶落了,腰包鼓了,就“插枪”(把枪藏起来。把枪用枪油擦拭,或是把蜂蜡融化了内外涂遍,用油布包上几层,装箱埋入地下,几年都不会损坏)回家了,或是寻个地方吃喝嫖赌去了。第二年开春天暖了,再回来重操旧业。较大的队伍有山寨(胡子称“底窑”),胡子头有的在山寨猫一冬,有的也下山花天酒地。当然,也有春夏秋冬连轴转的。东北的冬天太冷,伸不出手。而且大雪铺地,官兵很容易寻着脚踪找到你,危险性大。可若“年景”不好,之前收获不大,连年都过不好、过不去,那也就顾不上这些了。这本来就是个脑袋掖在裤带上的营生。只是眼下兵荒马乱,胡子一帮接一帮的,这营生就不大好干了,老辈子传下的规矩就不大好使了。

“高粱割(音ɡá)了,义勇军垮了。”在当年的资料和如今九十岁左右的老人口中,都能听见这句话。风起云涌的义勇军是被日军打垮的,也是因为军饷无着、衣食艰难,被1932年的严冬击垮的。

孙仁宇是秋天拉队伍上山的,山大王还没怎么当出感觉,那人就一阵阵开始发抖了。几百弟兄的棉衣还没着落呢。这位原东北军的连长,能被王永江说得热血一阵阵热起来,不光因为之前打过日寇,还因为想靠共产党的力量,帮他熬过这个冬天。倘若像那些老山林队那样插枪猫冬,明年春天,这些弟兄还能回来吗?他心中没底,说不定就散伙了。这种心理,在这个团其他几支同样经历的队伍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王永江很急,不断向县委报告、求援,县委也一样着急上火。1000多人的队伍,一半左右没穿棉衣,那种环境、条件,发动群众紧赶慢赶,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干出来的呀!

就在这时,驻依兰县城日军派人送来劝降信,答应保持原队建制,官升一级,还发“奖金”。

“假投降”的意见,不知道是谁先提出来的,反正孙仁宇是极力赞成。

王永江不同意:孙团长,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这种事不能干。

之前一直挺听话的孙仁宇,这回不听摆弄了:不干也行,你说怎么办吧。不抢不夺不绑票,这是你宣布的纪律,那也得有个进项、财路呀!草爬子光吃不拉,人能光拉不吃吗?你说咱们打日本子,抢夺日本子的,这话没错,可弟兄们冻得刚出壳的鸡崽子似的,这日本子怎么打?假投降,糊弄它一把,白捞它一把,有什么了不起的?它日本子不也是一个鸡巴俩卵子吗?去趟依兰城,就得随了它呀?俺孙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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