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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战例”，不论从八国联军的“侵略”，还是从中国军队的“反侵略”上加以剖析，都没有多少战略、战术或战法、战技的经验教训垂示后人。该胜的胜了，该败的败了，有仇的复仇了，造罪的受惩了，即兴而攻，无备而御，攻也草草，守也庸庸，如此而已。
这么表述，有将一场血腥战争“儿戏化”的倾向。对此，毋庸辩白。因为，在庚子年的那个历史关口，中国的最高权力者和最下层的权力觊觎者，都在相互欺骗，愚弄对方。从某个偏狭的角度回望历史，八国联军对中国国家的战争惩戒，是由于中国人拿外国人当赌注、炫耀赌技，而最后输了自己。这么说史，不厚道，但也不算刻薄。你看八国联军一方，临时凑合，匆忙上阵，你先我后，你争我抢，那一根战争的链条本来便十分脆弱。抖动一下这根七纽八结的链条，中国人便俯首就缚了，这哪儿还是一场国家对国家的战争？哪儿还有人民群众既爱国又反帝的豪情？
在八国联军的进军北京的路线上，只有两个中国将领以及他们统率的部队，进行了具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战斗。一是擢任了喀什噶尔提督、尚未赴任的天津镇总兵罗荣光，一是直隶提督聂士成。
罗荣光的困难，是自己想先发制人打击入侵者，但直隶总督裕禄不让打，朝廷也不让打。最后通牒生效前一小时的先于敌人开炮，也还是违反军纪国法的。罗荣光争了一小时的开炮权、而敌方早已取得了提前数日的侦察、备战、登陆包抄优势。可怜而又可悲的是，罗荣光部的抗敌战绩竟被裕禄记到义和团头上；丢失大沽口，竟被上报为守土获胜。·輬·輱·訛 非常时期，朝廷却被它的封疆大吏蒙了一次，以至误了御敌大事。
聂士成的困难在于腹背受敌。前有八国联军，后有义和团。聂士成抗战，义和团捣蛋，矛盾尖锐时发展到义和团与信奉义和团的练勇不但向聂士成部打黑枪，而且劫聂士成家人为人质相报复。聂士成复荣禄书诉苦道：“匪害民，必至害国，身为提督，境有匪不能剿，如职何？”
罗荣光“拔刀杀眷属”，“勿令辱外人手”，最后自己拼死于大沽口炮台下。·輬·輳·訛
聂士成在母妻被义和团掠为人质，生死不明的情况下，“手刃退卒”，战死于津郊八里台阵地桥头。
但中国近代史写手们，总有意无意将这两位爱国将军边缘化，事迹缩水，声名隐匿，而腾出大量篇幅歌颂张德成、曹福田辈的义和团。这立场，与直隶总督裕禄为张、曹请功赐赏不谋而合。后世荒唐的“历史学家”原来是裕禄知己！
在中国东北，还出了一位坚持抗击俄军侵略的寿山将军。地失军败时，他选择了“饮金卧柩”而自裁。对这样一位死于边事的将军，清廷竟“诏责其开边衅，部议夺职”。·輬·輴·訛 在流行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中，寿山多被隐名埋功。
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路线上，还有两个无奈殉国的朝廷大吏，一是直隶总督裕禄，见溃兵难卸，强敌难敌，用一只小手枪自杀于杨村军中。一是巡阅长江水师的李秉衡，募师入卫勤王，督四路大军抗敌，但一触即溃，退至通州，不能再退，于是饮金而死。这两个人，都有纵拳酿乱的责任，但心里还有个国，临危还敢于死，也是值得后世为官者敬佩的。
八国联军踏上中国的领土、并占领天津、北京之后，相互间便开始了杀戮与抢劫的竞赛。“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这是发生在北京的情况。数万名带枪的强盗，连抢三日，甚至更长时间，一座城市，还有什么珍藏可以幸免于劫？“抢”的伴生物是“杀”。“南京大屠杀”发生前三十八年。早有了“北京大屠杀”，史书并无专章记载，可见历史也善于打盹。“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得墟墓间矣”。 民人死伤，仍无确数。
细数国家民族的灾难，沉淀到最后，都是老百姓的灾难。皇家、官家，谁伤了，谁死了，谁的密室里起走了金银财宝，都有细心而尽职的史家在发黄的旧帐簿上大书一笔，惟庶民之灾，语焉不详。这便使本节“罪”与“罚”的题目，略有错位之嫌。
有几个罪魁祸首，在八国联军的惩处名单上是被指名道姓的，但他们幸运地早死了几天，故免于“斩立决”。如徐桐，没来得逃出北京，是被儿子徐承煜逼着悬梁自尽的。如刚毅，随驾逃到山西，得知京城已破，洋人索命，忧惧而病，呜呼而亡，落了个全尸。
大多数的罪魁，等到了最后的惩罚。如徐承煜，如启秀，被日军捕获囚禁，又被清廷处斩。如赵舒翘，因为附和了刚毅“拳民忠义可用”的假汇报，这才酿成拳民大聚京师。关于他的死状，有如下记载：
赐令自尽，派陕抚岑春煊监视。舒翘犹以为必有后命，其妻谓之曰：“君无冀也，吾夫妇同死耳。”乃以金进。舒翘吞少许，逾三时不死，犹处分家事。又痛九十余老母见此奇惨，既而自恨曰：“刚子良害我！”春煊迫于复命，乃更进鸦片烟，两时仍不死。再进砒霜，始偃卧而呻，夜半犹未绝。乃以厚纸蘸热酒，连蔽其窍，乃绝。其妻仰药殉焉。
判处毓贤死刑，颇有周折。原判为褫职，配极边，永不释回。由于各国申讨，改为就地正法。此时，毓贤遣发新疆，已到兰州。其过程如下：
派何福堃监视行刑。署甘督李廷箫，为晋藩时附和毓贤，纵拳戕教，既得毓贤正法之命，持告毓贤。毓贤曰：“死吾分也，如执事何？”廷箫虑不免，元旦仰药死。兰州士民谓毓贤伏法为冤，集众代请命。毓贤移书止之，并自挽曰：“巨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毓贤有母八十余，留太原，一妾随行，逼令自裁。正月初六日，何福堃至什字观，呼毓贤出，武员举刀斫之伤颈未殊，毓贤连呼求速死，其仆怜之，赐断其项，收葬焉。
死状也惨，发人一叹，但对照上节太原杀传教士冷酷无情之状，可谓一还一报，上苍有眼。赵、毓二人，妻妾皆殉，赵妻自尽，毓妾逼殉，毓贤残无人性，可见死不足惜。
在受惩诸大臣中，赵舒翘上贼船源于投机软弱。倘在涿州视察后实话实说，不附端、刚之翼，或可贷一命。处死赵舒翘后，慈禧亦有怜悔之意。载勋、英年与赵舒翘同一个月份（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同一方式（赐自尽）死。
有两个最该杀头而逃脱死罪的，是端郡王载漪与甘军首领董福祥。载漪与其弟载澜，永戍新疆，后走蒙古，实为慈禧太后私纵。董福祥兵权在握，西安又是他的势力范围，故仅夺其官，命归甘肃，做起了塞上富翁。
慈禧太后，也是受了历史惩罚的。生活的苦难，西狩途中已备尝之。出京三日，仅食三枚鸡子，由此见乎一斑。最可惜，她藏在宫中的连城之珍丢了，她身边的肱股大臣散了，她灭洋的美梦破了，她扶植的“大阿哥”垮了。倒行逆施，百事不顺，一贯自以为是、令行禁止的皇太后，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也开始服软认命了。一次，与吴永闲聊义和团入京后猖獗情形，竟也自认为是“纸老虎”。尤其出人意料的是，经过了戊戌政变，庚子拳变，慈禧重又确认了变法图强、新政治国的中枢路线。吃一堑，长一智，晚年慈禧，较其前半生，已稍稍进步也！
“罪”与“罚”的话题，从封疆大吏追到中枢大臣，又追到最高决策者，似乎理清了线索、分清了责任，再也无话可说了。不妨听听慈禧太后的检讨：
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不过，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呢？
这一段话，说来漫不经意，因而没有引起史家注意。其实，这是对庚子之变（拳民之乱、联军之祸）的最真实总结。冲着这份自我认识或自我检讨，慈禧太后就不再是一个讨嫌的老夫人，起码在她前一百年、后一百年中国所有的领袖级政治家又有几人有这一份诚实与明白？
慈禧的自我批评里，也隐藏着一个秘密，即便是违背了国际公法的行为，在中国最高当局那儿也是有所控制的。这在庚子之乱时外国人的记述里早有披露——围攻各国大使馆是个象征性警诫，荣禄曾派人给大使馆送米面，送蔬菜，送新鲜水果及西瓜；·輭·輰·訛经慈禧太后严令，不准用武卫军的新式大炮炮轰大使馆。·輭·輱·訛 如果用了这种大炮，只要二、三门，轰上小半日，使馆区即被夷为平地。慈禧的动摇，荣禄的周旋，保住了各国公使们的性命，这也为日后的和谈与收场，埋一伏笔。
留给后人的是这么一个话题：“个人错误”是如何酝酿成“国家错误”的。清楚了这一点，自然对“个人惩罚”升级为“国家惩罚”不再意外。
重回庚子年的春天，有一种“精神对接”的现象，后人最应予以正视。此即“匪精神”与“官精神”的对接，“无政府主义精神”与“政府权力”的对接，“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对接。本不相容的两种势力握手言和后，原有的相互压力亦随之消散，这有如无数的压簧，一瞬间解除了压力，自然的反弹，必会引发全局性震颤。一层层煽惑，一层层谣传神异，义和团精神竟然变成了国家精神。在那一刻，举世皆醉，无人敢醒，连慈禧太后也不敢做群众运动的尾巴。政治的扶持与宗教（其实只是准宗教或邪教）的暗示唱起了二人传，人的疯狂遂扩大为国家的疯狂，人的愚昧遂扩大为国家的愚昧，人的错误自然投射为国家错误。最后，“罪”与“罚”的清算，就是超个人的国家清算。中国有罪，中国受罚。教训极为沉重，百年冷思考，我们将如下两条摆在首位：
其一，切忌在“群众运动”的背景下普及荒谬或哄抬荒谬。
其二，切忌让少数人俘虏了我们的国家。
“罪”与“罚”，是基于因、果逻辑的线索性描述。用这两个字，归纳一个断代的国内动乱与国际争端，定然有以偏概全或定性不准的局限，何况我们又模棱了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呢？坚持至今，未再换个词儿，还是想真的理清历史责任。从“战争”的角度回望百年前的八国联军登陆入侵，我们还没有发现先于义和团烧杀抢掠、先于教堂被毁、教民被害、教士被杀、使馆被围、公使被戕而在八国间预谋的战争方案；我们面对的仅仅是因为内乱升级而诱发的外患加骤，或者说因为内政失误、外交失误而激发了中外矛盾和中外冲突，这才导致了一弱国与八强国的军事摊牌。
作为战争的一方，清廷是发了宣战书的。口上宣战了，手上功夫跟不上，嘴硬手软，败下阵来，所以还应该从“战争”上找找原因。仅仅是基于如下的考虑：八国联军打败中国军队，并不是中国军队的责任，因而这失败也不能视为军队失败。为了给“国家责任”及“国家失败”留有反思空间，所以本章对中国军队的败状、败因皆未展开论析。下面，我们将用不多的文字，择例而陈，揭示兵不堪用的真相。
其一，军队“事权不一”，因而整合不成一支抗敌卫国的有生力量。
“事权不一”的话，是袁昶说的。他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的上疏中指出：“拳匪所到之处，先喊令人磕头烧香，官兵竟随同礼拜，兵气衰疲不可用，一至于此。皆由无将统率，毫无赏罚，军律不严，此事权不一之故也。”以武卫五军为例，五军之首虽为荣禄，但他仅能调动武卫中军一部。作为武卫后军的甘军，就完全等同于董福祥的私家军队。甘军在京，形同匪盗，杀日本外交官，杀德国大使，联军入京后，又大掠而去。对于武卫军统帅荣禄，董福福竟敢派一满兵前去暗杀，只是因为这个兵士不愿领命，逆谋遂寝。
在抗击联军入侵的京津防线上，作为总督的裕禄，兵将相失，首尾不应，连战皆败，饮弹自杀。作为督师的李秉衡，率四军迎敌，一接战，张春发、万本华二军即先溃逃，陈泽霖军复闻炮而遁。手下无将，李氏只好吞金而死。
与中国军队的群龙无首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八国联军临时推举出的每一位司令官，都有个人权威，都能统驭全局。
其二，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