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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颖馆内，供事文官起而争斗，被教众一一砍杀。
——慈宁宫伙房，教众纵火，被卫兵擒拿。
——熙和门外，教众杀侍卫那仑。在太监高广福带领下由马道登城墙，并在城上招展白旗。白旗上或写“大明天顺”，或写“顺天保民”。摇旗间，高广福中弹坠城。
——武英殿复道中，双方遭遇，官军以鸟枪击杀教众数十人。
——养心门外，教众以人梯登墙，皇次子绵宁开枪，击杀二人。贝勒绵志击杀一人。⑦
月上东天，紫禁城因为没了往日的灯火，显得格外清冷。拼杀了半天的教众，死伤之外，所剩者已不知几许。他们在黑暗中，三三两两，打着游击。有几个人闯入五凤楼，拿出火石、火绳，准备纵一把火，以便乘乱突围。岂知，火还没引着，一声惊雷，大雨瓢泼……
晴转阴，阴转晴，此乃天候之变。谁能料到，一场大雨，阻止了紫禁城的火灾呢！星星之火，未能燎原，大清皇朝的气运还有一百年的喘息呢！
战斗持续到十六日午后。除牺牲者外，林清党众被俘者二十四人。
林清被捉。嘉庆帝亲加审讯。帝问：“汝何故为逆谋？”清答：“我辈《经》上有之。我欲使同辈突入禁门，杀害官兵，以应劫数。”
审毕，造反者皆凌迟处死。
从纯军事的角度看，林清辈的突袭是用“有准备”的“无组织”冲锋，向清皇朝“无准备”的“有组织”系统挑战。“有组织”胜，“无组织”败，胜败异势，归根结底还是实力的悬殊。因为即便是仓促之间，十五日黄昏清皇朝在紫禁城聚集的兵力也在四五千人以上！
十多年前，当本书的作者刚接触那次紫禁城突袭战的资料时，曾误将该事件视为大清皇朝衰败的信号。其实，那是皮相之论。突袭是下层百姓自外的挑战，有其统治机器失调性的原因（下详）；但皇朝内部，还没有解体性或崩溃性趋势，所以事虽突发，而当政者尚能应之从容。
警讯传来，在没有皇命的情势下，清室的王公大臣基本上还能闻风而动：
——宫内，皇次子绵宁紧张而不慌张，是他自觉担负起指挥宫内侍卫的抵抗与搜捕。
——宫外，诸王大臣闻变，皆率众由紫禁城北大门入宫增援，第一时间赶到者计有：庄亲王绵课、礼亲王昭梿、成哲亲王永瑆、仪慎亲王永璇、镇国公奕灏、贝子奕绍、礼部侍郎英和等数十辈。
只要人心不散，队伍不散，有时局部性的危机反而激发起全局性的振作。仪慎亲王永璇，是嘉庆帝的哥哥。嘉庆十七年（1812）因刊刻乾隆圣训误书庙号，被罢王俸三年。虽然背着处分，他也毫无芥蒂之念地奋身捕敌。事后，嘉庆帝奖其忠诚，免除一切处分。成哲亲王永瑆，也是嘉庆帝的哥哥。闻宫中有变时，他正在饮酒。半醉半醒，飞身上马赶往神武门。入门，即奋身高呼：“何等草寇敢如此猖獗，看老夫手击之！”这真是一派英雄气度。⑧
四、绵宁崭露头角
绵宁，后改旻宁，嘉庆帝次子，即后来的道光皇帝。这一年，他三十一岁。虽然皇长子二岁是便已夭亡，绵宁成为嘉庆帝诸子中的老大哥，但能否被立为“皇太子”，能否顺利登上皇位谁也说不清。
嘉庆十八年（1813）秋天的木兰狩猎，绵宁随驾扈从。因为奉旨先还京师，所以让他碰上了教众闯宫。那天下午，绵宁在养心殿与从弟贝勒绵志（仪慎亲王永璇子）说事，忽闻太监奏报有乱民闯宫。这还了得！快取撒袋（箭袋）、腰刀！吩咐一声，他即急步走向殿外，而远处正传来阵阵杀声。内侍送上武器，绵宁先系好腰刀，再背上撒袋，而手中早早握住了一把鸟铳。养心门已经紧紧关闭，他顺着木梯，联步而上，想看看外面的动静。哪知刚登一半，墙上就露出一个攀墙者的脑袋。绵宁手起枪响，那人即应声倒毙。刚下梯装好药，墙头又爬上一人。绵宁举枪，那人亦中弹毙命。⑨
第三枪是绵志打的。见院内防卫严密，围攻者在搭上三条命之后撤去。绵宁估计乱民不会太多，遂命内监出门传令，让内宫各门（如景运门、隆宗门）关闭，严防乱民闯入内廷；接着又派人去神武门迎接健锐营、火器营援军。事实证明这一部署十分合理。待宫内守军与宫外援军可以联手作战时，天理教的敢死队已被分割包围于狭小的空间。
乱平，嘉庆帝封皇次子绵宁为智亲王，封贝勒绵志为郡王衔。“智亲王”的“智”，是经历了变乱考验的。对他那支连毙二敌的鸟铳，嘉庆帝也特予命名，曰：“威烈”。在给内阁的谕旨中，嘉庆帝赞扬绵宁“忠孝兼备，岂容少靳恩施”。意谓封赠再多也不会吝啬。⑩
面对嘉奖与封赠，绵宁还算清醒。他在谢恩时言道：“事在仓猝，又无御贼之人，势不由己，事后愈思愈恐。”其不矜功、不伐善如此，更让嘉庆帝对这个儿子增加了好感。
绵宁在平乱中经受考验，崭露头角，颇有几分时势造英雄的幸运。若与他儿时的另一件小事对照，则又可知绵宁的智勇其来也久。乾隆五十六年（1791）八月，乾隆帝行猎威格逊尔，年仅十岁的绵宁随猎。马上开弓，一箭中的，野鹿倒地。乾隆帝大喜过望，特赐黄马褂与花翎。并赋诗志贺，有句云：“老我策总尚武服，幼孙中鹿赐花翎。是宜志事成七律，所喜争先早二龄。”“早二龄”是与自己相比的，盖乾隆帝十二岁时木兰从狩，初射获熊。诗中又云：“家法永遵绵奕叶，承天恩贶慎仪刑。”考其义，甚至连绵宁将来继承皇位都估计到了。绵宁随猎的故事，还有另一种说法。即连中两箭后，乾隆帝说，若第三箭也中，则赐黄马褂。第三箭果中，乾隆大喜，赐黄马褂。因为个头小，黄马褂拖在地上很长……
《清朝野史大观》中《阿哥杀贼》一节记绵宁毙敌事又加虚张，谓：“嘉庆十八年，林清之党闯入宫中。宣宗时在上书房读书，闻变，与内监登垣瞭敌……举枪射击之，未命中，怪而察之，知为空弹。因急取衣服间银扣作丸，再射之，应声毙。教徒不敢逾垣进，积此二因，遂缄名金匮。”银扣能否作枪弹，待考。
绵宁少年射鹿，青年射敌，都属武事。长于武事，证明到他这一代，清皇族尚未丢掉弓马打天下的优良传统。而他两枪击毙两敌的经历也创造了一个纪录：即入关以后，满族皇帝唯一亲手杀敌者。雄武如康熙、乾隆，何曾在两军对垒中亲手杀过敌人？
历史，似乎期待这位皇子在未来的岁月中显现武德武功。
五、嘉庆指责“因循怠玩”
九月十九日（10月12日）辰时，嘉庆帝乘马入都，兵民夹道迎拜。缓辔入宫后，随即下《罪己诏》。太监宣读，诸王大臣集乾清门跪听之。其《诏》曰：
朕绍承大统，不敢暇逸，不敢为虐民之事，自川楚教匪平后，方期与吾民共享承平之福，乃昨九月十五日，大内突有非常之事，汉唐宋明之所未有，朕实恧焉。然变起一朝，祸积有素，当今大患，惟在因循怠玩。虽经再三诰诫，舌敝笔秃，终不足以动诸臣之听。朕惟返躬修省耳。诸臣愿为忠良，即尽心力匡朕之咎，正民之志，切勿依前尸位，益增朕失。·輥·輯·訛
诏中“因循怠玩”四字，找到了病症。
仅以天理教闯宫为例，即足证清朝官吏“因循怠玩”已成流行病。
河南巡抚高杞、卫辉知府郎锦麒，可合为一例。将基层报告，置若罔闻，一再请命，均不理睬，这是造成权力体系半身不遂、乃至全身瘫痪的人为因由。高、郎二人倘稍有责任感，强克捷一家可以不死，滑县可以不失，嘉庆十八年深秋持续九十天的平叛大围剿可以不举，直隶、河南、山东数省则可以太平矣。
步军统领吉伦，负责禁御之外的京师护卫。营员屡次申报逆情，他皆以“非吾所辖”为借口，不加追究。乘着秋高气爽，吉伦邀客携酒游西山香界寺，吟咏忘归。直到九月十五日，他仍然游兴未足，对部下说，某将迎驾白涧，又率一干扈从飞马出都。左营参将某攀舆相告：“都中情形，大有叵测，尚书请留。”吉伦厉声喝道：“近日太平如此，何有叵测？尔乃作疯语乎！”挥舆驱骑竟去。吉伦逸游离职，造成京中部队群龙无首。
豫亲王裕丰，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五子多铎后代。说起多铎，那可是大清皇朝定都北京后的特级功臣。而传到裕丰一代，已经无复祖上豪情。林清党众中那个领队闯宫的祝现，就是豫王府包衣人，居京郊桑岱屯，充豫府庄头，家资富饶，遂生非分之想，成为林清天理教骨干分子。其弟祝富庆，对他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知其反期已决，遂奔告豫亲王裕丰。裕丰闻言大惊；谋逆为乱，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呀！身为皇族亲王，理应检举揭发之。但转念一想，他又怕了。去年皇上阅兵南海子，自己随行，食宿不便，就曾寓居宋家庄林清大院。与乱党教匪有染，这又是辨不明的关系！越想越乱，越乱越怕，裕丰索性做起了缩头乌龟。倘若裕丰以亲王的身份入朝相报，防患于未然，平乱岂不易如反掌！·輥·輰·訛
顺天府尹某公，于九月十四日接到卢沟桥巡检司报告，说祝现奉林清之命，已集合天理教教众，暗携兵器入京，定于次日闯宫举事。林清乱党，已经过卢沟桥进城。该府尹闻报，摇头不信。朗朗乾坤，皓皓日月，京师金城汤池之固，谁人敢为蚍蜉撼树之举？荒唐！荒唐！莫信！莫信！敢冒昧声张者，滚！由于这位京城地方官的玩忽职守，第二天果然发生了禁宫惊变。
上几例，皆发生于事变前夕。而此前一年、即嘉庆十七年（1812）春，台湾淡水同知兵备赵崇华一上任，即访获妖言惑众的高妈达。捕而讯之，具供其党刘林（即林清）、祝现等，将于明年秋在京师举事。赵崇华笔录供词后，亟通详请奏，并建议直隶顺天府协查乱党。·輥·輱·訛奏上，大吏们认为此消息荒诞不经，耸人听闻，故匿压不报；仅依寻常传布邪教律判决了高妈达。设若“大吏”们有一丝警觉、一丝责任，早早谋之，岂有日后之乱？
问题很明显：个体的怠玩，造成整体的垮塌；个体的脱钩，造成整体的短路；大清皇朝的国家机器因为“人”的锈蚀而出现全局性失调、失控、失效。物质性的变异，起于精神性的病灶；家国危难，源于情性迷误；政治家（如果有的话，多数顶着“政治家”冠冕的人实为“权力者”）戳了纰漏，需要哲学家把脉问疾。这真是忙人忙于事、闲人闲于话的风景。
嘉庆皇帝指出了“因循怠玩”的政治病症，还算他清醒。诊病重要，开方更重要，可惜嘉庆皇帝只是说嘴郎中。
大清皇朝的病，日重一日。当那位颇有些尚武精神及武略风采的皇子绵宁，在他继承大统，乾纲独断的时候，还能阻滞颓败，实现中兴吗？
男性权力一“代”又一“代”（专制权力是用“代”计数运命的，而民主政治则用“届”。）的血缘传承，因为女性的介入，它的雄性遗传因子以几何级数逆减或稀释。满族的爱新觉罗氏家族，到底在何时、何地遗失了努尔哈赤的雄杰、皇太极的神勇、玄烨的刚毅、胤祯的严明了呢？
让我们回到大清朝的道光时代，在世界格局的国际较量中看尚武精神的失落，看男儿气概的消解，看有疆无防的疏漏，看大国无兵的败局。当然，“鸦片战争”只是本书历史反思的起点。即便延续到国名革新，国体变更的“中华民国”时代，作为“大国”的中国，仍然摆脱不了兵弱将懦，被动挨打的屈辱。拈出紫禁城兵变，仅仅是为了指证：国家防务的虚设，已经将战乱引入天安门之内。乱入内廷，能不警乎！
有强权而无强兵。
有残民术而无御辱策。
“富国强兵”流行为自大的粉饰性宣传、或自慰性民族欺骗。
这诸多的隐疾，正是本书的焦虑所在。庶民的焦虑自古便被讥为杞人忧天。或许因为还模糊地记得天下兴亡与匹夫之责的连带关系，或许因为由“画饼”不能充饥联想到“纸上谈兵”的误人误国，本书作者只冷静地将本书的文化使命框定在“照照镜子提个醒”的有限度量之内。国事，肉食者谋之；庶民百姓，蔬食动物，偶有啼鸣，大抵只显现着黑夜将尽，黎明渐至，又一个日出而作就要开始。
［注释］
① 《清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八。
② 《清朝野史大观》卷三《嘉庆癸酉之变》，永璇《啸亭杂录》，兰簃外史《靖逆记》互见。
③ 《罗瘿公笔记选·教匪林清变纪》。
④ 《清朝野史大观·强忠烈破李文成之功》。
⑤ 兰簃外史《靖逆记》、并《清史演义》四十六回。
⑥ 永璇《啸亭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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