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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发动政变；中央情报局认为，孙已经在策划政变，重要的是给予有力的支持，促其成功。
不久，中央情报局的判断得到印证：孙立人两次向驻台湾以及前来台湾的美国官员表露了想采取“剧烈行动”的意图，这使美国务院大为兴奋，但计划一经讨论，立即遭到了美国防部的强烈反对，这当然和美国会“院外援蒋集团”的积极影响分不开。
美国政府的这些动向，通过“友好”的共和党议员以及毛氏特工系统驻美情报人员的“通道”，让老蒋了然于胸。只是苦干无奈，被迫采用一边示弱容忍，一边另谋它途的方法。为此，老蒋曾向法国政府放出试探气球——中共一旦渡海作战法国能不能帮助保卫台湾？法国拒绝了。接着，老蒋又与韩国、菲律宾秘密接触，准备去那里建立流亡政府，甚至还派人向麦克阿瑟建议，愿意接受麦帅以盟军总司令统辖整个远东地区（包括台湾）防务的事实，但绝不把权力交给孙立人。同样遭到了拒绝。
1950年6月19日，美国务院在总统的支持下，正式制定出了一个在台湾实施政变的机密计划，要点与程序是：第一，美国如要达成防卫台湾的协议，必须迫使蒋介石及其党羽离开台湾，将所有的权力交给由美国人支持的中国人领袖。第二，完成上述步骤后，美国海军驻防台湾海域。第三，如果蒋介石抵制，美国就派出密使以严密的方式通知孙立人，如果愿意发动政变，美国将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
说来也巧，计划中的“密使”还未去台湾（这个计划中的“密使”是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孙立人便主动向柯克投来一封密函，呼请美国支持他实行政变，并表示：自己掌权后，将制止腐败。柯克收到这封密函，马上转交腊斯克。腊斯克看了内容，觉得事关重大，为防止泄露，将信烧了，只是口头上向国务院作了汇报。40年后，当有人问起此事，腊斯克仍然守口如瓶，咬定说，不知道有这么一封信。
正当美国方面紧锣密鼓地盘算台岛军政大权之际，朝鲜战争爆发，迫使华盛顿把更多的精力和物力投到朝鲜战场上，倒蒋的计划只得暂时缓一缓了，除却明里支持岛内的亲美派，暗中支持岛外的“第三势力”外，并没有采取激烈的行动。蒋介石与之周旋，明里多容让，暗中小敲打，也基本是这个时期的主调。一直维持到1952年10月底开始搬动吴国祯时止，才有了向亲美势力发动攻击的转变。因此，“孙立人事件”就是这类大清算中带有总结意义的一环。
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毛人凤起了什么作用呢？如果用“一以贯之，举足轻重”来概括，不失恰当。
从1950年起，孙立人等亲美派人士的一举一动就在毛人凤的特工系统监视之下，包括孙立人去日本、美国访问，都无法躲过保密局的耳目。其间，诸多有关孙立人与美国官员勾结，并且在军队内建立组织的重要情报，均是由毛人凤直接向老头子提供的。另外（也是最重要的），在挫损、打击和剪除孙立人及其党羽的行动中，毛人凤是最主要的策划者和执行者，就拿1950年到1952年那段时间来说，孙立人权势倾天，如日中天，蒋介石表面容忍，暗里算帐，时时不忘敲打孙立人。比如1950年7月，孙立人的嫡系部属、陆军总司令部少将军法处长周芝雨以“共谍”罪被逮捕，后被处以死刑；又如1952年2月，孙立人的老部属、原新七军军长李鸿以“共嫌”罪被判处25年徒刑，李鸿夫人则以“共谍”罪被处死刑等等，这些欲加之罪的罗织勾当，全出自毛人凤之手。这个李鸿“共嫌案”，便是一例。
李鸿，黄埔5期工兵科毕业。孙立人在中央军事教导队任排长时，李是班长，由此建立上下级关系。孙于税警总团当团长时，李鸿为所属团的团长。
后来，税警总团改编为陆军新38师，孙立人当师长，李鸿在其所辖第114团当团长，并且随孙参加远征军，因战功卓著，被提升为新38师师长。此时新38师已编入新一军，孙立人为军长。
抗战胜利后，新一军奔赴东北，军长孙立人兼任东北第4绥靖区司令官，李鸿以38师师长兼任吉林城防司令。1948年辽沈战役打响，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指挥新七军、第六十军和第一兵团直属部队死守长春，李鸿以新七军军长兼任长春警备司令。1948年10月17日，李鸿因患伤寒，部队由副军长史锐指挥。18日夜，在大势已去的绝境中，史锐和参谋长龙国钧率部向解放军投诚，李鸿被送到哈尔滨，经治疗，伤寒症痊愈。1949年秋，李鸿回湖南老家，住在长沙，平时沉默寡言，不谈时势，不论政治（当时长沙已解放）。
1949年12月，先赴台湾的孙立人派人潜入大陆，要李鸿归队，李便约了陈鸣人（原新38师师长）、彭克立（原新38师副师长）、曾长云等十几个孙立人的老部属一同前往。1952年2月，这些反共之志未混，报效之心犹盛的老顽固们历尽艰险，辗转抵台。孙立人闻讯大喜，专门设宴接风。不久，刚复职“总统”的老蒋在官邸召见李鸿等，对其率同僚属“万里跋涉，间关归来，深为嘉许，语多慰勉”，并且当场端出两个职务来供李鸿挑选：一是出任“成功军”军长；二是出任中央军校校长。对老蒋的“垂青”，李鸿十分感激，但左等右等不见下文，随后便有了所谓李鸿“共嫌案”，涉及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等十几个一块从大陆来台湾的同僚，均被毛人凤一网兜尽，虽有拷讯连连，却众口一辞，声称：“只为拥护领袖，冒死而来”，最后以“共嫌”案成立，李鸿被判25年徒刑。
1975年老蒋去世，李鸿刑满开释，垂垂老矣，不久，中风瘫痪，长期卧榻。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7个月后，李鸿也赴黄泉，旧属袍泽、同窗故友在屏东为他“送行”，忆及当年“冤狱”，愤愤不平，跃然于字里行间，其中有一幅挽联倾吐极为淋漓，把老蒋、小蒋、阿毛全都骂了进去。挽联云：
格老子啊，你坐牢，我坐牢，统统坐牢。皇上喜欢哪！
龟儿子呀，老归阴，少归阴，个个归阴。天下太平啰！
当然，相比其他，收拾孙立人还是整个过程中的重头戏。当时，孙立人在军队中拉帮结派的行为已经暴露，郭廷亮又“受命”进行发难串联，引动20多人向当局告密。于是毛人凤接到小蒋的指示，迅速采取行动，一边让情报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在台北秘密逮捕郭廷亮，一边亲自指挥对各部队中“联络员”的围捕，一共抓了300多人，最后立案有罪者100多人。
常言道：伏虎容易纵虎难。一场涉及几百名少壮军官的大逮捕，总该对外界有个“像样”的交代吧。如果说是台岛的“西安事变”，美国人会出面干预，弄不好孙立人还可逃脱制裁；如果说是阴谋政变，震荡太大，势必会引起岛内海外对台湾政局稳定与否的猜测，而且由此牵带出孙立人搞的意见书、改革方案，其中涉及到制止腐败的内容，肯定会博得方方面面的同情和支持，“负面”效应实在是太大了。为此，老蒋心事重重，最后选择了以“共谍案”连累孙立人的方式，平稳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如此工于心计的老谋深算，究竟发端于何人？根据现有的资料，无从查考。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整个“孙立人”事件的关键——“郭廷亮匪谍案”是毛人凤一手罗织的。为此，毛人凤软硬兼施，多次找郭廷亮密谈，要郭顾全大局，承认自己是“共谍”，最后擒得郭廷亮臣服。
“郭廷亮匪谍案”成立后，由军事法庭判郭为死刑。当天，总统出面核减为无期徒刑，一直关在原保密局的看守所内。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台湾当局对所有的在押犯实施减刑，郭廷亮由无期徒刑减为15年有期徒刑（其时，郭已服刑20年），获得释放。但情报局出于特殊的考虑，没有让他出狱回家，而是直接押送到绿岛，以“分配工作”的名义延长监禁。到了1988年小蒋去世，不久孙立人又恢复自由时，郭廷亮才通过传媒，公开发表了以前写给张群和蒋经国的“陈情书”，接着又分别于1991年11月17日和11月25日，发表了致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宋楚瑜，以及“总统”李登辉的“陈情书”，详细地披露了罗织此案的内情，其间毛人凤的活动尤为引人注目。
据郭廷亮陈情：1955年5月25日，他被秘密逮捕后，关在台湾南部的凤山，昼夜接受拷打，“在身心完全崩溃及非自由意志之下，依照侦讯官们所设计的好险政治阴谋，捏造了许多荒谬而毫无事实根据的口供和自白。”从25日起，他被放到老虎凳上，直到6月4日放下来，已“奄奄一息”，“躺在地上作生死的挣扎。6月20日，特工人员突然改变审讯方式，开始要求他“扮演匪谍自首”。情报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对他说：“你必须站在党国利益的立场上，来与我们密切合作，扮演假匪谍自首，使政府对舆论及社会各界有所交代”。7月14日，情报局长毛人凤用自己的专用轿车，把他接到毛公馆谈话。毛人凤说：“为了使这次案情不要扩大而能圆满解决，只有委屈你了。所以我要毛（惕园）主任劝告你，站在党国的立场和我们密切合作，这不但是为了党国的利益，也是处理好参军长孙上将的唯一办法”。接着，毛人凤故意提到了郭的妻子和年在垂髫的儿女，使他产生顾虑，并说：“我保证你的军籍，军职和事业前途，绝不会因本案而受到任何的影响”。毛还说：“本案是以你自首来办理，所以既不公开，也不起诉，仅在政府内办个手续，然后我将真实情况向领袖提出报告，以政治方式来解决。”据郭廷亮的“陈情书”所述，由于毛人凤的软硬兼施，他屈服了——“当时我听了毛上将的训示，为了党国的利益，只有遵照他的指示去做。因此，后来所有的自首书和口供笔录，都是以当时案情发展的需要，由毛（惕园）
主任等杜撰编造的。”1955年9月9日，毛人凤首次在侦防组召见郭廷亮说：“为使本案能圆满顺利的结束，你必须毫不迟疑地照我的话去做。特别是王云五先生（九人调查委员会成员）约谈时，一定要根据我们为你所编的资料去回答，以免引起不良后果。王云五先生现任行政院副院长，他不仅在学术界有崇高的地位，而且也是无党派人士有力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和忠贞的国民党员，绝不可在无党派人士面前，说出有损党国利益的言论。”郭廷亮在“陈情书”中还回顾说，当时毛人凤曾向他交底：“现在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本案之所以要这样做，我们完全是执行最高当局的决策！”9月10日，郭廷亮在严密的戒护下，乘车去“国防部”军法局，接受王云五委员的约谈，内容全都按事先编定的口径应对。到了10月份，九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见诸于媒体，这就是本节开头的那段“官样文章”。至此，“郭廷亮匪谍案”已告成立。
然而，事情并不像毛人凤说得那么简单。郭廷亮在“陈情书”中又披露了一些情况——1955年12月初，毛惕园突然通知他说：“你的自首虽获上级批准，但仍需经过军法审判。”郭廷亮当即争辩说：“上级既已批准我的自首，依法就不应该再军法审判；既要军法审判，就是自首没有批准。”为此，两人争论不休。接着，毛人凤第三次出面约见郭廷亮，时为12月26日。
毛人凤对郭说：“由于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及新闻界的传播，上级不得不决定依法来处理，因此本案必须移送军法局办理。但无论将来案情如何发展，我再度向你保证，你的军籍、军职和事业前途不致受到丝毫的影响，将来无论军法局对你的判决如何，都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于是，郭廷亮又屈服了，并按原先的陈述在法庭上“供认不讳”，具结按了手印。
事后，郭廷亮背着“黑锅”去服刑，毛人凤倒也守信用，对郭的家属给予了尽心的照顾。1956年初，毛人凤命毛惕园将位于圆山的房子腾出来，让郭廷亮的妻子儿女搬进去住。毛人凤死后，但这种照拂继续得到贯彻。1981年，台湾警备司令部出资30万元新台币，买下永和一处房产，产权归郭廷亮的儿子郭志忠。1982年，郭廷亮被批准回家探亲，台湾警备司令部又给予一次性“生活补助费”60万元新台币，直到郭的一系列“陈情书”陆续公布于众，才知是交易的代价。可惜，此时孙立人已死去一年多矣！①
①孙立人死于1990年11月19日，郭廷亮的后两份“陈情书”分别发表于1991年11月17日和11月25日。
水命归阴
1956年5月5日，国民党召开七届七中全会，毛人凤带病出席，中途劳累吐血，被送进台北的荣民医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