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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警察没说话，拉着我就进了值班室。
我仿佛又回到了刚来时候的那个状态，眼前又是一黑。
我倚在门框上连声报告都喊不出来了，用了一个晒咸鱼的姿势站在那里发愣。
段所问胖警察：“审完了？”
胖警察点点头：“审完了，这小子可能是冤枉的。”
段所让我蹲在地下，轻声跟胖警察嘀咕了几句，胖警察对我说句“好好考虑”就走了。
段所用一沓报纸敲敲我的脑袋，语气暧昧地说：“你小子傻啊……得，回老地方呆着去吧。”
我的脑子很木，机械地按他的指令办了个简单的手续，回监舍取了我的铺盖，跟着他往走廊深处走去。
我磨磨蹭蹭地走着，脑海里又浮现出在集中号里的那段日子……把管子砸了以后，我就成了集中号里的老大，但是我从来不拿老大的架子，对大家都很好，我知道，我们这帮人凑到一起不容易，应该好好交往着，兴许将来到了劳改队能够互相照应着呢。那几个伙计也很好，都很尊敬我。抽个空，我问管子，为什么大家管李俊海叫李杂碎呢？管子他们唧唧喳喳地告诉我，李俊海在号子里办的那些事都不叫人干的，欺负别人不说，还冒充关心伙计的，套人家的话，一旦发现他有立功的“口子”，立马报告管理员，为这个，伙计们没少吃他的亏。有一次，一个叫“操蛋”的伙计在号里吹牛，当时跟他老婆第一次办那事儿的时候，他老婆才十五岁，真嫩啊。李杂碎马上趁提审的时候检举了他，李俊海跟警察说，他这个行为是QJ幼女，警察还把他好一顿表扬，俊海，火眼紧睛啊，你可以当检查官了。
我被安排在靠近厕所的一个大号里，站在门口的时候，里面一阵欢呼：“欢迎远哥！”
欢迎个屁？我操你们那些奶奶的……我一把将铺盖摔在吆喝得最响的那个人头上。
段所一走，大家都围了上来：“远哥，不拉水了？为啥又回来了？”
我说：“刚才我把一个女犯人拉到墙角QJ了。”
号子里的日子枯燥又乏味，唯一能有点乐趣的是，给新来的犯人“过堂”，那些新来的犯人一个个都像刚放进蛐蛐罐里的蛐蛐，晕头转向找不着北，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晕罐儿”了。那时候抓的人可真多啊，整个号子像一个沙丁鱼罐头，睡觉时都得侧着身子睡，一个人翻身连带着好几个人都得一起动弹。好在我干过一阵劳动号，跟管理员熟悉，再加上我是这个号子里的老大，段所让我睡在原来放铺盖和鞋的台子上，倒没觉得怎么拥挤，只是感觉空气污浊得很，汗味、屎尿味、臭脚丫子味混杂在一起，让我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那时候判刑也很快，几乎不怎么审问就下达了《起诉书》，人还在发着懵，就开庭了，开庭回来的人不管判了多少，只要还活着就很兴奋，好象一头拉了八年磨的驴一下子卸了缰绳，欢呼几声，再跟大家拥抱上一阵，便雀跃着去了集中号。以前的恩恩怨怨，似乎伴随着这一阵兴奋，烟消云散了。每当这个时候，我都要伤感上那么几分钟，心理空落落的，像被人抽走了一管子血。
胖警察又提审了我一次，送我回来的路上，安慰我说：“别怕，案子转到检察院，不一定是个什么结果呢。”
能有什么结果？你不是就照着抢劫罪审的吗？我说：“反正就这样了，你们看着办吧。”
胖警察说：“什么叫我们看着办？检察院跟公安局不是一个系统，你没罪人家凭什么起诉你？”
我说：“我有罪，可我没有抢劫罪。”
胖警察叹了一口气：“别跟我叨叨了，我只负责预审，有罪没罪我说了不算。”
在号子里又呆了几天，检察院的人就来到看守所了。在值班室里，我满腹委屈，正想跟他们诉苦呢，人家就让我靠墙站好了：“被告人杨远，请听本院宣读对你的起诉书：被告人杨远，男，1966年7月27日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捕前住……被告杨远在1983年7月21日晚，伙同被告李俊海，窜至本市顺天路13号石桥饭店内饮酒，因一客人不慎将尿撒到被告李俊海的鞋面上，二人发生口角。被告杨远闻声赶到，对客人大打出手……被告李俊海掐住客人的脖子，被告杨远掏出匕首威胁客人交出钱财，二人共劫得人民币八十九元两角……该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我听得晕头转向，小腹阵阵抽搐，如果不是因为年轻，估计当时我就拉裤裆里了。回到号子，我梦头大睡，感觉自己疲惫得要死了。整个号子鸦雀无声，大家都不想惹我。
开庭的时候，我见到了李俊海。他瘦得像个猴子，被法警捏着脖子进来的时候，他瞪着呆滞的眼睛扫了我一眼，我发现他的目光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和内疚。我想大声地质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为什么？！可是，当我看到他的那一瞬，心突然软了，就像一块烧红了的铁一下子戳到冰凉的水里那样，冷却了，没有了灼人的气息。我直直地看着他，心里很难受，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当时的心情，我觉得他像一把用木头做的刀子，一点一点地在割我，疼、麻木且忧伤着……审判长不停地问：“你到底拿没拿刀子威胁客人？”我不是不想回答，我是真的说不出来话了，就这样仰着头，眼如死鱼，心如死灰。我麻木了，麻木得如同一根竖在寒风里的木头……迷糊中，我清楚地听到这么一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杨远因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与前罪没有执行完毕的刑罚一年零一个月，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七年……”
闭庭的时候，我站在威严的国徽下面，泪雨滂沱，当时我哭得伤心极了，哭得腰里直抽搐。
李俊海站在我的旁边，他好象对这个结果很满意：“兄弟，这就不错了，我还八年呢。”
我转身往门口走去，那里有一片灿烂的阳光，阳光下一朵小花正在绽放，光彩夺目。
杨远说到这里，突然嘿嘿地笑了起来，我莫名其妙：“远哥，你笑什么？”
杨远不理我，把脸转向后窗，大声喊：“阎坤！你死了吗？为什么不喊你远哥了？”
阎坤好象在睡梦中被他吵醒了，叽里咕噜地嘟囔道：“又犯神经了……哥们儿，有事儿吗？”
杨远的眼睛突然放出了狼一样的光芒：“李俊海伤到了什么程度？”
阎坤的声音半死不活：“跟你一样，把肝尖让林武给他切去了。”
杨远哦了一声，喃喃地说：“我怎么会跟他一样？我至于跟他一样吗？我傻了？”
我发现，此时他似乎有点神经错乱，我给他盖了盖毯子，垂下头，没敢再看他。
1984年7月27日，我满十八岁了，这一天是我判决后在集中号呆的第三天。吃中午饭的时候，段所来了，他拨开窥视孔冲我勾了勾指头，我连忙靠了过去，段所说：“你爸爸给你捎了点东西。”说着就把门下方的大窗口拉开，递进一个纸包来。我的心一抽，接过纸包问：“我爹走了？”段所点点头：“走了，现在你的身份不一样，不能接见。”
我说了声“谢谢政府”，把纸包打开了，那里面包着一双鞋，是用黑颜色的布做成的，底是很厚的那种白布纳的，针脚密得像用缝纫机拶的，我知道这是我爹的手艺。我小时候的鞋都是我爹亲手做的，穿在脚上很舒服。在废品站当临时工的时候，一位老师傅嫌我的鞋底不抗“造”，用一块轮胎皮子给我做了个鞋底，我爹很恼火，立逼着我用剪子将它抠了去。我爹说，他一个收破烂的懂个屁？这种底子穿上，结实倒是结实了，那还叫手工鞋？老祖宗的这点玩意儿就这么让这帮不学无术的家伙给糟蹋了。我感到好笑，这都哪跟哪呀，可又不敢不听他的，回废品站以后，老师傅还好一阵纳闷，这孩子真不会过日子，好端端的一双鞋，没穿几天就透底子了。我爹可不管那一套，他很喜欢给我和弟弟做鞋。这种鞋，我一个月就能穿破一双。去机械厂上班以后，我爹就不给我做这种鞋穿了，他说，儿子，咱也是在城里上班的人了，咱得穿皮鞋了，再也没给我做。看着这双鞋，眼前就浮现出我爹睁着那只视力模糊的眼，坐在灯下给我纳鞋底的情景。他的影子孤单地映在墙上，随着他的动作一晃一晃，针扎破了他的指头，他把嘴巴嘬起来，那根指头在嘴巴里一扭一扭……我的鼻子蓦地一酸，差点儿流了眼泪，我赶紧冲大家笑笑，我说：“老少爷们儿，今天我过生日，我爹给我做了双鞋，这种鞋最适合在劳改队里穿，倍儿有派……”
我说不下去了，心里难受的要死。
一个叫“QJ”的老头，接过鞋赞道：“好手艺，比我老娘做的还好呢。”
一提娘，大家都眼泪汪汪的，饭也吃不下去了。
鞋里还有一张纸，QJ抖着那张纸说：“蝴蝶，这里还有一幅画儿呢。”
我接过来一看，再也控制不住情绪了，我用那张画挡着脸，往伤心里使劲地哭，哭得十分难听。
那是我弟弟给我画的画儿，那上面画着一个威风凛凛的解放军，他的腰板笔直，他的表情很严肃，他的衣服是用蜡笔和蓝色钢笔水涂的，眼睛像关公，脸像张飞，胸口敞开着，胸前是一只像老鹰一样的蝴蝶……他站在蓝天下，显得英姿勃勃。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梦，我梦见我和我爹牵着我弟弟的手，走在天上。黄颜色的和红颜色的还有白颜色的云彩，一缕一缕地从我们身边飘过，伸出手来就可以抓一把放在手心里；远处飞翔着一行一行的大雁，它们默默地飞，没有一丝声响；红彤彤的太阳像锅盖那么大，它就那么静悄悄地悬挂在我们仨的头顶上，一点儿也不刺眼，一点儿也不烫人，照得身上暖洋洋的。我爹说，嗨，多么美的景色呀，大远，你快看，多么美的景色呀。我弟弟依旧结巴着，他说，嘿，嘿嘿，嘿……我笑醒了，我以为我会大叫起来：弟兄们，快来看，多么美的景色呀。可是我发现，我的脸上满是泪水。
“杨远，出号！”十天以后的一个早晨，段所在门口喊我。
“是！”我一个猛子蹦了起来，我知道，我即将被发往劳改队服刑了。
值班室门口站着一个面皮白净的年轻警察，见我抱着铺盖来了，冲我点点头：“你叫杨远？”
我在他三米远的地方蹲下了：“报告政府，我叫杨远。”
警察笑了：“好嘛，这不也没那么吓人嘛，我还以为流氓集团首犯长了俩脑袋呢。”
我陪他笑了笑：“那个脑袋掉了，这个也快了。”
警察拉下了脸：“废什么话？进去登记！”
登记的时候，我了解到，这个警察是入监队的中队长，姓马。
瞅个机会，我问站在一旁的段所：“所长，你不要我了？”
段所的口气很无奈：“我倒是想要你，可你这刑期？”
我使劲咽了一口唾沫：“段所，谢谢你对我的照顾，等我出狱了，我会回来看你的。”
段所盯了我一眼，叹口气不说话了。
我们一行六个人跟在马队长的身后，像一串用铁丝穿起来的蚂蚱，哆里哆嗦地上了停在门口的一辆警车。
坐在车里，听着城市里喧闹嘈杂的声音，我很茫然，不知道前方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第九章 艰难的申诉
第九章 艰难的申诉
入监队在一个大院的西北角上，是一座孤零零的橘黄色楼房。我们一行人跟在马队长的身后，战战兢兢地进了楼底的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站着一个相貌凶恶的黑大个儿，马队长冲黑大个打了一个响指：“董启祥，看好了，这都是你的人了。”那个叫董启祥的黑大个咧了咧香肠般厚实的嘴唇，上来一个一个把我们按在靠墙的位置蹲好，然后问：“‘二看’的？”大家都没敢说话，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马队长坐到办公桌后面点着我们说：“来吧，一个一个的说。”董启祥掏出烟给马队长点上：“马队，你忙你的去吧，这儿有我呢。”马队长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忙晕了……那好，我还得去‘一看’呢，登记完了就带他们走。”
接下来我明白了，这个黑大个也是个犯人，是入监队的“大值星”（犯人头）。
登记很简单，无非就是问了问姓名、案由、刑期等等，很快。
跟着董启祥上楼的时候，一个拎着水桶下楼的人一把拉住了我：“蝴蝶？”
这个人个头很高，长得也很壮实，我站住了，面熟，但不认识，我尴尬地笑笑：“是我，你是？”
那个人好象很吃惊，把眼睛瞪得像铃铛：“真的是你？你不是在看守所干劳动号的吗？”
董启祥也站住了：“谁叫蝴蝶？”
我回答：“祥哥，我。”
那个人抢话说：“大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