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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书记回来后颇有微辞，先后三次去该股抽查工作，终于发现该股在该副股长卫生分担区内按规定多栽了五棵鸡冠花，少栽了五棵月季花。姚书记对此十分重视，在大会上明确表态：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事虽小，反映了我们的机关干部，甚至是中层领导干部与党委不能保持一致，我行我素，老子天下第一，别人都是臭皮匠，只有自己是诸葛亮，高傲自大，目中无人……此事在连续讲了半小时之后，突然来了一个北京长途，才使讲话中途夭折．否则还说不上会借题发挥多久。会后好心的同志就劝这位副股长赶紧找姚书记陪个礼，最好买点东西看看外出刚回来的姚书记，偏偏这位副股长属死脑筋一类人物，认为自己无大毛病．姚书记是无限上纲，鸡蛋里挑骨头。不能给他养成这个坏毛病，况且领导都是刀子嘴豆腐心，以教育为主，说过拉倒，哪有那么小肚鸡肠，不吃人饭的。结果三天后该副股长给解除了职务，从外股调进一个女同志接替了该职。尽管该股后来的工作每况愈下，姚书记的态度仍十分坚定：在用人问题上还是要把革命化放在第一位，要先算政治账，后算经济账．人选准了，没有钱可以想办法挣到钱，没有产值可以创造条件创造产值。如果人选错了，有了……据说该女同志谋到该职．是在未失身的情况下按规定（不成文的）给姚书记交了足额的操心费才谋得的。据说这里要当什么干部，整到什么级别都是有一定额度的，此额度虽无明文规定，拟谋职的人都能十分认真地履行，非常信誉地遵守。如当副股长，应花八百——一千五百元；股长为一千五百——三千元；好的站所长为三千——五千元；副乡长为一万元等等。凡有点条件又能交到此额度的都能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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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手里没钱又想挑担子当领导的，这人叫孙文修，身材魁梧，一表人才，脑袋长得比园艺师修剪得还齐整。就是整天惦记着领导给他压担子当个股长副股长什么的。可他一无靠山，二无金钱，就是有点现钱，他那个病包子媳妇（当初也只长了个衣服架子）也是有一分钱等着花两分钱的角色，他只能靠自己。于是他有事无事常在姚书记家里，壶里没水去灶前烧水，院子里有草毛毛就拿条帚去扫院子，煤堆冻了就拿铁镐去刨煤，和煤、生炉子、剁鸡食、剖鱼腹等都是不可缺少的服务系列，实在没事就拿着苍蝇拍子里外屋撵着打苍蝇，赶蚊子。天下雨了，他拿自己的伞悄悄送到姚书记办公室；天下雪了，他夹着大衣悄悄走到姚书记身边。结果眼看着股里股长、副股长的位置都满了，姚书记也没有点头的意思。他的修养就在于不急躁，不泄气，一天到晚只要有时间仍长在姚书记家里，该干啥照干不误，一点焦灼和期待的征兆都看不出来。好像这是一种本份，一种神圣的义务，以至有一天晚上姚书记在家里坐着坐着突然感到闹心，到卫生院又查不出什么毛病，姚书记媳妇于晓梅也没来由地屋里屋外直打转转。后来孩子提醒他们；孙叔叔晚上没有来。两口子这才恍然大悟，心情也很快平静下来。原来那天晚上孙文修媳妇病重，他正陪着打点滴呢。终于在四年后，姚书记第二个孩子也已三岁，于晓梅连块尿布都没捞着洗，说句难以启齿的话，她的血裤衩都是孙文修一点一点给搓净的。但姚书记歪着头，在屋子里犹犹豫豫地转游了半个小时，最后咬咬牙，还是没有启齿。最后于晓梅在一次与胡厂长外出回来借着酒力，终于忍不住了：“姚长生，你还有没有点人心，什么大不了的，差多少钱，我给行不行，不就一个破股长么，非得逼死人咋的？”姚书记咬咬牙，惨白的脸上也泛起一片红润：“明天吧”。
“XX股股长、副股长的位置都满了，明天顶个屁用，你也别拖了，他也不嫌寒掺了，当个股长助理还不行么？”
“废话，咱们要干就是一把的，什么助里（理）助外的！”
“那董股长往哪搁？”
“下去，愿干啥干啥，党委书记要这点权威都没有还干啥劲！”
孙文修这个1．5O米的中专毕业生，竟“咯”一声跪在地上双泪长流，拽都拽不起来。听说他上任后干得还真不错，其中有两项突击性工作在省里还拿了第一名呢。于是有人就说，前门上来的不一定都是英才，后门上来的也不一定都是蠢才，关键在机遇、本事和事业心上。
齐永田就不行，他属于手里没钱，又想挑担子，又不想走正道那种人。他也知道自己一拍脑袋穷得屁股直冒灰，干活又舍不得出气力的角色，就劝老婆没事常去姚书记家转转，干点零活啥的。结果那几天于晓梅真没在家，她也真去了。可不到半小时就让姚书记给轰出来了，且在机关会上讲道：“干什么？领导干部没长手啊，家里一点屁活你也去，他（她）也去，乱蝇蝇地像干什么？咱们先说个安民告示：以后有事到单位谈，家里一律不接待；围前围后的一律不受欢迎！”大个子为此专门写了一篇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报道，寄到省报还给刊发了，姚书记也为此风光了好一阵子。齐永田并不这么看，他现在才意识到，自己这个近四十岁的老婆实在是不中用了。咬咬牙趁侄女婿外出不在家，央侄女到乡卫生院去护理一下姚书记（姚因打麻将时间过长住进了乡卫生院；于晓梅与胡魁外出没在家）。侄女从小失去双亲，是老齐一手拉扯大的，对老齐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但这件事却很不情愿。情急下老齐像孙文修及一些膝盖骨质松软的男人一样，竟也“咚”地给侄女跪了下去，难得的眼泪也哗哗地流了下来。侄女在流了比叔叔更多的眼泪之后，毅然去了卫生院。结果姚书记出院第二天，齐永田就当上了X股第一副股长。
马玉山是个无能的家伙，他一天总嘟啃着个猪肚子脸，一副哭叽叽的熊样子。他不仅没钱，又不屑想去姚书记家里找零活干，又连个对象还没选中，亲戚朋友里也没一个能拿得出手的女人，可他也想让组织上给自己压副担子。就三天两头往姚书记家送东酉，品种还说得过去，大多是绿色食品。什么一筐鲜豆角，半盆顶花带刺的嫩黄瓜．半编织袋子黑龙江土豆，两个嫩角瓜等等。有一次抓了几只蛤蟆，老娘也正有病，就说：“玉山哪．给妈切两个土豆一块炖了吧，妈正想吃点有籽的蛤螟。”他想了想，最终摇摇头，“妈，你让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就瞅老娘不注意，用布袋提着蛤蟆哭叽叽地来到姚书记家里。“大姐（乡里的很多人，含比于晓梅大很多年岁的男女同志往往都这样称呼她），刚从洞里抠里出来的，满肚子籽，老肥了。”于晓梅就笑吟吟地接过蛤蟆，还照他那黑乎乎的猪肚子脸上捏一把，也没捏笑，只短时间地把肌肉给捏松懈了。一出大门，他可是用力地蹦了两个高儿，还自己对自己做了个鬼脸儿。可那几只蛤蟆并没有派上用场，因为在他进屋二十分钟之前，有人从山里给姚书记捎来半编织袋个个拳头大的黄肚蛤蟆，个个油乎乎的，肚子胀鼓鼓的，于晓梅觉得这几只小蛤蟆和那些放在一起怎么也不伦不类，她又没养成轻易把东西转送给别人的习惯，就偷偷地把那几只蛤蟆放掉了。也许，那几只田蛙现正在繁儿育女，已培育出一代代无数的田蛙儿子孙子了，若让联合国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知道，于晓梅或许能获奖呢。后来送的时间长了，就放松了礼品的质量，如豆角，不是蔫叽叽的，就是带老皮的；黄瓜不是软塌塌的，就是半老株黄的水黄瓜；有时别人送的活蹦乱跳的大鲤鱼已装满了专用的大水缸，他偏偏不在哪条小河沟子里抓了十几条带死不活的小鲫鱼、小泥鳅、小老头什么的。气得于晓梅就点着姚书记的鼻子质问：“你们那XX股的王股长还没死么？快给他整个角色儿吧，我实在受不了了。”结果一个星期后，马玉山就当上了xX股的第三副股长的股长助理。听说现在时兴的局长助理，乡长助理什么的都是从杏树乡的股长助理的基础上演义出来的，不然哪来这么多“助理”呢。
最具戏剧性的要属禹臣当副乡长的曲折经历……。
马乡长说得很激动，那顶他长年都舍不得摘下的前进帽子也摘下来扔在茶几上，一会又戴上去，一会又……突然就住了嘴，睁大眼睛从窗玻璃向院子里看着。宁长他们也跟着往院子里看。院子里来了三个人，穿得很破烂，马乡长外甥女将他们拦在门口，他们却执意要进来。其中一个穿着破帆布上衣的背剪着手的矮个子，宁长一眼就认出是柳树村的黄书记，一脸横肉的戴着破草帽子的高个子是治保主任李鸣，李鸣身后那个穿破花布衫的女人就是李鸣的相好。李鸣作着揖，死乞百赖地要进屋里，眼睛滴溜溜地四处逢巡，“求求了，进屋给口饭吧……”可能是窗玻璃的折射作用，他们并没有看见屋子里的人。马乡长就摆摆手，示意宁长他们进里屋先坐，自己就迎出去。
宁长看得很清楚，他们三个见了马乡长先是一愣，随后就一脸尴尬，齐声说：“马乡长……”都低了头。马乡长显出同样的激昂，“黄永富、李鸣，你们也不用跟我装神弄鬼，咱们打开窗户说亮话，我马志纲从来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做官，说话办事不避人，不怕人，共产党的天下胡作非为早晚吃不了得兜着走。现在全国反腐败这么紧你们也清楚，自己做好做歹自己最清楚，老百姓最清楚，要想人不知，除非已莫为。都到了这种地步，还甘心做（狗）腿子，跟着瞎嗡嗡，自己着量办吧！”他一摔门就进了屋子。
黄书记、李鸣等在院子里不知所措地站了站，对着屋里说一声；“马乡长，没啥事我们就走了。”就灰溜溜地走出院子。
马乡长在屋子里坐下起来好多次，一顶帽子也戴上摘下好多次，“他们这是侦察我，也不光侦察我……”沉思一会，摆摆手，接着讲自己的故事。
禹臣出生山东，为人耿直、正派，在杏树乡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每当关键时刻，都有人说别急，快了快了，耐心等吧。结果苦苦干了二十多年，好歹在一个当副县长的同学在离任前给他说句话，才由全乡也许是全县最老资格的助理选进了乡党委班子成员。还是个纪检副书记。是个好事不沾边，坏事落不下，有能耐的不想干，没能耐的干不了的得罪人差事。他回头一看，已经四十大几了，和他一起参加工作最次的都熬到了副乡长，再不提任，过两年有人提携也过了年龄。他倒不是非要当官，在乡下没个职务，马上要毕业的孩子都没法安排，又赶上全县乡级班子普遍调整。一狠心，找朋友带亲戚帮助，总算凑了一万元钱。往哪投？这里边很有讲究，投对了一炮打响；投不对丢财丢人，让人当笑话讲。考虑再三，觉得还是投给姚书记把握些！乡一把手，县里要提副职起码要征求他的意见，他要死活不同意，上边硬派下来的也干不长久；他要下决心死拽你，暂时不行也只是时间问题，这样的例子实在很多了。再说县里他也实在没人，就按当地不成文的规矩，将一万元都甩给了姚书记、姚书记收礼时总是很生气的样子：“你要这样我就生气，就不给你办了！”出门时于晓梅对他交底说：“放心吧，不准成他也不能接；接了也是给别人送去；真不行了也差不了事儿。”
结果一个月后他当了个副乡长助理，而将一个比他小五岁的于全拽上去当了副乡长。理由是禹臣年龄偏大，进党委时间偏短。可于全虽然年龄偏小，连党委还没进呢；说是选举吧，上边圈定的人选也没有他；乡里选举吧，姚书记同意的基本就是定局了……后来听说他和于全都各给姚书记送了一万元，使姚书记在定夺时好长时间拿不准主意，最后发现禹臣的钱一是比较破旧，二是每张票子面额较小，一万元的票子几乎装了半背兜子。而于全的票子张张百元，且都没有拆封。这说明什么？读者一看自明，说明于全的钱冲，而禹臣就后劲不足，再要有个往来用项就不一定拿得出了。所以姚书记最终选择了于全而放弃了禹臣。但副乡长助理也是个职务，再使使劲就是副乡长，还不用县里常委会讨论，乡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