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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照旧。
宁长仍采取围而不打的办法。先清外围，最后攻坚，半个月后向平挺不住了。在一个夜色胺陇的晚上，他轻轻地敲开了宁长的家门。一进屋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叔，你救我一命吧（其实他比宁长还大五六岁呢；但现在的人都怪，平时气宇轩昂，牛X哄哄，一副外交官或国家元首的派头，一到求人办事或希望对方咋样的时候，立时就矮下七分；笔者就曾见过一个老太太管小姑娘叫大姨的尴尬场面）……”宁长伸手把他拉起来，还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这事只能你自己救自己，别人帮不了忙的。”最后他们几乎是膝碰膝地谈了一个多小时。宁长因不会吸烟就忘了给向平拿烟，茶水还是倒了好几次的。
临走向平硬是扔下一个纸包，说是对“侄儿”的一点小意思。宁长家里确实不宽裕，两口子一个孩子，媳妇小红就是开头说的那个郊区胡寡妇的女儿。他们是怎样成的夫妻，他们自己很少讲，外人当时议论猜测了一番之后，渐渐也就时过境迁，无人过问了，反正就是两个人同意，又有原先那个熟识的基础，小红又高中毕业后到了成婚的年龄，双方接触多了，感情厚了，一来二去地就成了亲。说白了也实在没啥好说的，只是这家庭生活，儿子醒龙正上幼儿班，每月都得花个三百二百的，过一年两年再一上学哪天不得花钱？小红又没有工作，天天蹲市卖菜，能挣几个钱吧。宁长（我们无意褒奖）又不会接受“表示”，要不日子哪能过得这样紧巴。你就看看他的家，除了单位分的两室一厅六十平方米的住房，家具仍是结婚时打制的一个立柜，一对箱子（该商品现在连一般职工家里都很少见了），再像样的就是儿子醒龙刚上幼儿班时买的一个一百多元的电子琴，别无他物。他媳妇卖菜，有兴趣你挨着个儿数一数，现在县里有几个副局级的家属蹲市场卖菜？所以这一次也一样，他不可能接，还将纸包往沙发上一摔，“你不拿着，只能加重你的处罚！”向平却如释重负地溜出门。他以为宁长和别的领导一样，收钱时总要谦虚一番，甚至气得什么似的，待“表示”人一走，马上点钱，然后根据钱多少来琢磨事情给办到什么程度，然后琢磨这笔钱的用场，然后……宁长没有然后，然而也没有上交领导，只和王祥串连一下，便将钱锁进办公桌里了，因为这笔钱没有这个用场，还有那个用场呢。
查案工作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在案子十分紧要的一天晚上，向平的老母亲，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拄着拐杖来到宁长的家里。老太太双腿颤抖，老眼昏花，一脸愁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这个儿子不孝心，你们也许不知道，可他要进去我连个不孝心的儿子也没有了……”说着满脸的皱纹哆啧啧地颤抖，忽然就吟吟地哭起来，无牙的瘪嘴显得有些难看，更叫人可怜。
宁长早听说了，向平虽然手头很富裕，花钱如水，上酒楼一伸手可以千儿八百地甩给服务小姐却很少给母亲零花钱，对老人也是冷言冷语斥斥搭搭，有时不高兴训斥母亲比训斥儿女都随便，可这年愈古稀的老母亲真是……虎毒不食子，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宁长平日是极不喜欢动感情的，看到这种情景就嘴唇紧紧地抿着，脸上不停地抽搐，终于掉下几颗很大的泪来。说真的他又想起了自己那可怜的母亲，他一有空就要回家看看，或寄钱给她，对父亲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听说老爸正在城里做工，有时也想过去看看，一想起爸爸当时的样子，就有些泄气，当然爸爸要是有事找他，或有一天有了难处，他还是要管的。宁长在大娘大娘的叫了半个小时之后，茶水、瓜果地请过让过之后，现打电话把王祥叫来，郑重其事地宣布将向平那天晚上塞给他的那包钱原封不动地交给了老太太，并说这是向平送钱之后他就想好的主意，按理这钱是应上缴公家的，可他知道老人家太可怜了，错也可他一个人错吧。还一再申明：事件真相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你可能暂时失去一个不孝的儿子，可经过政府的改造教育，你可能再得到一个孝顺儿子，从长远看，对向平本人或老太太都是件好事。而这段时间，他甘愿代替向平做老太太的儿子，吃穿用他都将竭尽全力，生活将不会低于过去的水平。最后这一老一少，还有一直守候在一边的王祥和媳妇小红眼里都江满了泪水。
向平最终因受贿贪污罪给判处了五年徒刑。
这五年宁长果然言而有信，从未间断对老太太的关照和看望。连向平出狱后都说：“匡书记我服了，起码教会我怎样孝敬老人了。”
第十二章“庙小”神通大一连环案A
有一次他正在玉香家进行“指导”和“建议”，玉香的木匠丈夫背着家什回来了，两个人于是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斗。斧头来棒子往，锤子飞木板挡，最后都精疲力竭，玉香还给“兔子”和“王八”各倒一杯茶水，木匠将水杯打飞，临走时说：“姓孙的，我早晚要拿下你的脑袋！”
县纪检委的工作就是这样，一会儿城里，一会儿乡下。
红柳乡的民政助理老王，在乡民政助理的椅子上一坐就是三十多年。经他的手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后出生的孩子有的都当上了乡党委书记，老王还是个民政助理。有人就戏称他是铁助理，椅子下边生根了。人们对他都很尊重，对他办理的事情深信不疑，老王也很看重这种信誉，大事小事谨小慎微，既热情宽厚，又一丝不苟。如办理一桩结婚登记手续，男女双方总要递过一支握手牌香烟，或捧过一把带喜字的硬糖。老王盈着笑的脸上就要皱出垄沟来，“这是咋了，这是咋了？够年龄，手续全，双方又都愿意，扯这个干啥！留下钱还能买两盒火柴，都是拿身子当地种的勾当，手续不全给座金山也不敢办呢。”最后只将硬糖含上一块，权作对男女青年的祝福了。后来青年人办理登记手续就要送上一包石林烟，一袋糖果或瓜籽啥的，老王就吃惊心跳：“这是咋了，你家里开银行了还是开金矿了，咋这样破费？”青年人却不屑一顾：“一点小小的意思，结婚时还要请你喝喜酒呢。”老王百般不要：“这是咋了，这是咋了！”可青年人将烟、糖往他抽屉里一塞就跑走了。老王的心就要跳上半天。日子久了，每对青年都是这样，像每天早上必须洗脸吃饭一样地习惯、自然。渐渐地老王的心就不再慌乱了，偶而有空着手来办手续的，老王还会感到吃惊：这是咋了？心里也是空落落的。但他绝不让人犯难：只要手续齐全，年龄够格，给不给烟只是一点情感问题。
渐渐地有的小青年对当今的法定婚龄就合不上拍子了。如女方二十，男方二十二岁——还得各是周岁方可登记结婚，这让他们感到时间过于缓慢，日于过于久远，一狠心就来个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或奏已先斩。而计划生育对其关卡把守得又十分严格，什么结婚证，准生证，户日本．要证证俱全并严丝合缝方可怀孕生育，否则将视为非婚生育并罚得一败涂地。于是一些急不可耐的小青年就打起老王的主意，就涎着脸皮让老王高抬贵手，他们好开闸放水！老王别看一包香烟，一包喜糖已司空见惯，在这个大事大非问题上决不手软。就板着一张几十年一成不变的老脸说：“先把村介绍信和户口本递给我看看。”要村介绍信是手到擒来的小菜一盘，只要给村会计两盒好烟，供一顿好酒，别说一张介绍信，可像开屁股纸似地随便撕扯。户口本是早已填定的，要改需到乡派出所里通融，那是乡村干部或门子巴巴硬的角色才能办的，一身灰土的老百姓不是异想天开么？而老王又将这道关口死死地把牢，只要稍有差错，就一直金口不开。于是有人就想到了钱，三十，五十，百儿八十地变魔术似地来回倒动，起先老王坚决不允许，并认为这是赎职，是受贿，一辈子清清白白，眼看临近退休了犯点毛病不值个儿。
小青年们却前仆后继，苦战不休，有的甚至论今喻古，百般规劝。日子久了，日子也苦了，老王也见一些领导和别的站所凡有权柄的人都使尽浑身解数，将自己的权力发挥得淋漓尽致，眼花镜乱，溜溜溜地风转，惟恐有点滴的闲置或浪费，小日子就一个个都过得有滋有味，甜甜润润。而他，作为一个老民政助理，要是不为那个空有虚名的所谓“清白”，也许早干上去了，或者日子也早过得红红火火的了。如今人们为捞钱绞尽脑汁，不择手段，有的父子爷们儿都你死我活，寸利不让，朋友哥们儿更是反目相仇，誓不两立，多少领导干部在台上说得天花乱坠，慷慨激昂，一下台寸金必夺，寸利必争，他还“死看死守”地为哪般呢？于是就胆胆怯怯地收一点儿，但心很怯，手很软，如人家给五十元，他只收二十元，还要紧鼻子紧眼地说啥：“权当我买包烟抽了，只你这一件，只你、我两个人知道，对外跟你老太爷也不能说，要么丢死人——你我都完了。”
渐渐地觉得也不算啥事，别人都这样干，我老王咋了？脑袋上长包了还是让大头鞋端了？为稳妥起见，有一次还到邻乡管民政的同行那里观摩观摩，探讨探讨，见也都大同小异，表面上都说得白白清清，叮看看家里的摆设就一目了然了，没外块哪来恁大的房子，恁多的高档家具？就你能干，别人都躺在炕上睡大觉，蹲在门口喝西北风？于是就胆子壮起来。你给，我就推推让让地收下来，不给我也不强求索要。后来连推让也不推让，你给，我就一声不响地揣进兜里。再后来，凡不到法定登记年龄的来求情登记结婚的，低于五十元的就啥也不给办了。况且现在不到法定年龄非法结婚的民政部门又有明文规定，罚款两千到五千元不等。他就私下将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又非要办理登记手续的收费底线，由过去的五十元上升到五百元，否则是没人冒这个风险的。渐渐就成了个不成文的规矩：凡不到法定结婚年龄又非要办理登记手续的，不凑足五百元的好处费也不来找老王办手续了，来办手续（非法）的不拿到五百元的老王连鼻子也不哼一哼了。渐渐的老王已不满足于仅仅就非法结婚方面的服务了，就是够法定结婚年龄的，不多少“意思”“意思”，也轻易不给办理登记手续了。如户口本上的出生日期和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不够吻合（一些农民常常将出生日期的公历和农历相互混肴颠倒），或村里戳子盖得不够清晰，这些都是不能办理登记手续的理由。如果这些理由都不能成立，他就说要马上下村处理早婚罚款，今天没时间，改日再来吧。有明白的就拿个三十元二十元的“意思”“意思”，起码图个顺当吉利。老王才滞滞扭扭地给你办理登记手续，还说也就是你吧，换了别人给五百元也不好使呢。这样一来，有一毛不拔又已看好了结婚日子的往往就错过了登记时间，有的甚至认为反正男女双方都达到了法定结婚年龄，一你不愿给办，我还不办了呢！这就出现了够法定结婚年龄又没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就生了孩子的家庭，而计划生育部门又将这种生育视为计划外生育，非要罚款不可。就形成了矛盾，便打官司告状，最后就牵扯到了老王。这就是宁长受理的另一件索贿案件。
当宁长和他的助手王祥坐在红柳乡民政助理办公室的沙发上时，老王坐在自己的办公椅上也一动没动。他不像杨晓宇那样气势汹汹，张牙舞爪的熊样子，他像傻子似地闷不作声，间或用一根细细的竹签一下下地抠着自己那厚厚的指甲，脸由白变青，由青变紫，像电影里不断变换的镜头。
当王祥又按部就班地问着姓名、年龄，籍贯，职务时，他竟像一个刚会发音的孩子，一字一字地向外吐着。给人的感觉这声音好像不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而是从鼻子里憋出来的或肚子里闪出来的。当宁长问他是否有索贿行为时，他苦着脸，一声不吭，又一下下地抠着指甲，有几处已冒出了血丝，仍在专心抠挖，好像那并不是自己的指甲，而是在修理一件十分喜爱的饰物，脸上就像给闪光灯晃过的一样，不时地变换着青、红、白、紫等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