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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登科吓得往后直退，又结结巴巴分辩道：“我可是在报上看到的。”康局长说：“报上也是放屁！报上放的屁更臭，臭不可闻！”
杨登科再也不敢吱声了，一把抓过桌上那个大信封，往怀里一塞，落荒而逃。康局长不收自己的钱也就罢了，他随便找个什么理由都说得过去，可他为什么要发那么大的火呢？是疾恶如仇？是痛心疾首？是怕手中钞票多了咬手？好像都不是。现在是金钱社会，不可能有太多的人会对钞票怀有那么大的敌意。何况康局长也不是没收过局里人的钱。比如办公室主任吴卫东和政工科蔡科长，杨登科就听人私下说过，陈局长下去后，他们除了市工作组进驻农业局时对陈局长落井下石外，同时还给康局长送过大钱，康局长并没将钱退给他们，而是让他们保住了原来的位置。杨登科不知道自己犯了康局长什么大忌，百思不得其解。
来到楼下，杨登科不敢回司机班，直接出了农业局。他知道此时自己这个狼狈不堪灰头土脸的样子，一定不怎么中看。
一时不知往何处去才好。回家吧，还没到下班时间，家里空空荡荡的，一个人呆着很是无趣。找个人一吐心中块垒，好像偌大一个城市并没有个真正能说得上话的朋友。跟钟鼎文倒是还投机，只是他忙忙碌碌的，哪有空陪你说话？杨登科只得漫无目的地游荡着。想起几个月来的遭遇，想起自己一个大男人，不读电大前天天给领导开车，也算是领导身边的红人，读了两年电大后，竟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想重操旧业找部车开开都不可能了，心里沮丧得不行，恨不得一头撞到墙上，将自己了结算了。
想自己一个小人物，别的大事难事做不来还情有可原，可拿着现成的钱都送不出去，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不中用的东西么？
这么自责着，杨登科不觉上了一座天桥。越过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人，望向远处空旷的街口，天边彩云如锦。杨登科抚栏而立，仰天长叹了一声。良久低首，发觉自己已是泪眼婆娑。
最后杨登科还是悄悄抹去脸上泪水，离开了天桥。他还下不了从天桥上栽下去的决心。
荡了一圈，又回到了市中心，这才发现到了医院门口。猛然想起猴子来，也不知他老婆的病怎么样了。杨登科觉得自己太对不起猴子了，他老婆住在医院，上门借钱，连个借字都没让人家说出口，就把他打发走了。杨登科下意识摸了摸身上那个八千元的大信封，心下暗忖，这钱反正送不出手，何不借给最需要钱的人？
狠了狠心，杨登科真抬腿进了医院。
然而猴子老婆已经不在医院。医生说已出院好久了，是钱不够无奈出院的，其实肠癌只要手术动得及时，病人是完全可以康复的，耽误了就会坏事。
杨登科默默离开了医院。如果猴子老婆确是因为借不到钱误了性命，那自己岂不是罪人一个？杨登科已经打定主意，第二天就到侯家村去走一趟，把这八千元钱送到猴子手上，叫他把老婆的手术给做了。
第二天杨登科跑到侯家村，猴子家竟然空无一人。向邻居一问，才知猴子老婆一个星期前已经病故，猴子把老婆尸体一埋，就跟村里人进了城，向种子公司讨要法院判给村里的赔款去了，如果种子公司不给，他们就到人大和政府去上访。
中年丧妻，这是人生之大不幸。杨登科总觉得猴子老婆的死，自己责任重大。他后悔莫及，那天晚上家里除了一张两千元的存折，还有三千元现金，如果给猴子施以援手，他老婆的命肯定是保得住的。杨登科想，这一辈子是没法原谅自己这个过错了。
离开侯家村时，杨登科曾动过把那八千元留下，托邻居转交给猴子的念头，可想想又有些不妥，还是放弃了。他怕猴子无法接受。猴子老婆活着时，你不借钱给他，他老婆死了，你送钱来了，你这是安的什么心？是不是幸灾乐祸？杨登科无奈，怪只怪自己当初一念之差，酿成这个后果。看来只得以后再找机会修复这份战友情了。
从侯家村回来后，杨登科觉得将八千元留在手头已经意义不大，立即找到钟鼎文，还那三千元给他。开始钟鼎文怎么也不肯接收，杨登科竟然怒不可遏了，鼓着一双红彤彤的眼睛，像是要和钟鼎文干架似的。钟鼎文不知杨登科在哪里吃了火药，只好接了那钱。
另外五千元，杨登科晚上给了聂小菊。其实聂小菊昨晚就意识到了事情的结局，因为一个晚上杨登科都没说一句话，脸色阴沉得像一块久未搓洗的抹布。这一刻望着手上的大信封，聂小菊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有拿了钱送不出去的，说出来恐怕谁都会当作现代童话。但她不好说杨登科什么，她知道他已经受了太大的委屈，不愿再点他的痛处。
杨登科大病了一场。
夜里聂小菊并没察觉杨登科有什么异常，第二天早上她安排杨聂吃过早餐，打发他背着书包出了门，自己也准备动身了，才发现并没有睡懒觉习惯的杨登科还一动不动躺在床上。聂小菊以为他还在生气，不去惊动他，可要出门了，又觉得有些不大对劲，便走到床前，伸手在杨登科额上一摸，竟然烧得和烫斗一样。聂小菊急了，要送杨登科上医院，他却坚决不肯。聂小菊没法，只得匆匆下楼，跑到学校医务室，喊了校医来给杨登科吊水。吊了两天，也没见好转，体温一直没降下来。可杨登科还是倔着不肯上医院，说死在家里总比在外面做野鬼强。聂小菊无可奈何，只有背过脸去悄悄流泪。
杨登科卧床不起，好几天没去上班，农业局竟然没人发觉，好像局里从来就没有过杨登科这么一个人似的。如果不是杨登科，而是换了一位重要领导龙体欠安，一两天没露面，局里那就热闹了，那些要求进步的主任科长们还不吃了老鼠药一样，早就六神无主，无所适从，仿佛天都要塌下来了，那是打了地洞也非得把领导给翻出来不可的。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谁叫你杨登科蚂蚁一样那么不起眼呢？
后来还是老郭几天没见杨登科的影子，觉得有些不对头，打电话到九中，才在聂小菊的哭诉里知道杨登科病得不轻。
老郭特意跑到九中来看望了杨登科一回。老郭不愧是老郭，不用把脉，不用问病情，只在杨登科的脸上瞥了一眼，便知道了他的病因何在。
老郭还特意把聂小菊和旁边的校医支开，和杨登科单独呆了一会儿。他望望面黄肌瘦的杨登科，说：“你给康局长送钱的事，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说实话，是不是被他退了回来？”杨登科那半开半合的眼睛就张大了，说：“你是怎么知道的？”老郭说：“我掐指头掐的。”
杨登科当然不相信老郭这么能掐，他又没学过阴阳五行。就是学过，也不可能掐得这么准确。杨登科说：“是姓康的透露给了胡国干，胡国干说出来的吧？”老郭摇摇头，说：“姓康的堂堂一局之长，不可能这么没水平，人家给他送钱的事也拿出来说。就是他说了，胡国干也不会乱说的，嘴巴不紧点，能给领导开几天车？”
杨登科觉得老郭说的有道理，说：“以前怎么从没见你掐过指头？”老郭笑道：“说掐指头当然是假，但说推测却是真的。想想看，如果康局长没把钱退给你，你会一病不起吗？”杨登科说：“你错了。我没给康局长送过钱，他又怎么退钱给我？”
话都说得这么露了，杨登科还这么藏着掖着的，老郭不免有些生气，说：“到了这个地步，你还不相信我，那我没法了。”站起身，做出要走的样子。杨登科急了，从被子里伸出手来，拉住老郭，央求道：“老郭你别生气，只要你给我做主，我什么都说。”
然后把给康局长送钱的前后经过，一古脑都倒了出来。
听完杨登科的交代，老郭忍不住笑起来。杨登科说：“我知道你觉得好笑，只有我杨登科才这么蠢到了家，拿着现成的钞票都送不出去。”老郭止住笑，说：“蠢倒说得重了点，如今谁办点事不都是拿钱开道？”接着又故作高深地说：“问你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你一定见过过去的钱币吧？你知道为什么要在中间打一个眼么？”
杨登科哪有心思跟老郭闲扯这无聊的话题？也不愿深想，极不耐烦地摇了摇头。老郭也不在意，说：“那是让人往里钻的。”杨登科不觉得老郭这个见解有多高明，说：“要是有人不肯往里钻呢，你又拿他怎么办？”老郭说：“那你就得反省一下，看是哪个环节搞错了。”杨登科甚觉不解，说：“送钱不简单得很么？错得到哪里去？”
老郭停顿片刻，悠悠说道：“你还没开悟，我干脆跟你直说了吧，康局长根本就不承认他是1949年12月22日的生日，你这马屁拍得不是地方，到了人家大腿上。”
这让杨登科吃惊不小，瞪大眼睛道：“那不是报纸上说的么？白纸黑字，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不然我也不知道他是那天的生日。”老郭说：“报纸上的东西你也相信？如今的报纸除了日期有可能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
杨登科还是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说：“吴卫东不是那篇文章的撰稿人之一么？他是办公室主任，他宁肯把自己爹妈的生日弄错，也不可能把康局长的生日弄错呀。我很清楚地记得文章里还有一句这样的话，说康局长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懂点地方史料的人都知道，1949年12月22日对于我们贵都市来说，的的确确还是旧社会。”老郭说：“我知道文章里有这句话，那篇文章司机班的人都拜读过，刁大义和小钱他们都差点能背下来了。那还是你电大毕业前三个月发生的事，为此吴卫东差点就要做不成那个办公室主任了。”
接着老郭给杨登科说了说事情的来龙去脉。
前面说过，市里工作组进驻农业局后，吴卫东见陈局长大势已去，就主动跑到工作组那里去举报陈局长。康局长上台后，本来视吴卫东为陈局长的人，曾动过挪开他的念头，后来考虑他举报陈局长有功，就将他留下来试一阵再说。吴卫东为了讨好康局长，坐稳那个办公室主任的位置，特意写了那篇马屁文章，和记者联名发表在报纸上。文章确实写得不错，吴卫东将他的才华发挥到了极至。但康局长看了文章，却把吴卫东喊去大骂了一顿，还说要撤了他办公室主任的职，吓得吴卫东尿都出来了，托了不少关系到康局长那里去讲好话，还跑到邮局，给康局长在外地读大学的儿子汇了八千元钱，康局长这才收回了成命。
原来问题就出在康局长的出生年月日上。据说省委组织部从去年下半年起，就着手考察各地市下届班子，贵都市下面各县区领导和市直各单位的头头早就开始活动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据说省委组织部为使干部队伍年轻化，做了一个没成文的内部规定，就是全省各地市下届班子一般不再考虑五十年代以前出生的干部。
康局长是通过内线了解到这个不成文的规定的。他知道现在的事情，不成文的规定往往比成了文的规定还要管用，而他最近三年的档案年龄是1949年12月22日，恰好在省委组织部内部规定的年龄界限之外。这个档案年龄还是康局长三年前托关系找公安部门改过来的，他原来的生日是1949年11月22日。这样改的理由是过去干部年龄往往填的旧历生日，现在兴算阳历，当然应该往后推延一个月。
康局长难免有些泄气，恨自己早生了一个月，不然那次阴历改阳历时也就改到1950年了。有人就怂恿康局长，不妨将生日再往后推一个月，这样就到了1950年。康局长也不是没这么想过，可这样的事一次可以，再来一次就说不过去了，因为档案里已经有了两个出生日，总不可能搞成三个出生日吧？给康局长出主意的人笑他太诚实了，如今谁还这么诚实，已经不是美德，而是一种虚伪了。还说两个三个档案年龄算什么？有些人的档案年龄五个六个都有呢？康局长就壮了胆，通过硬关系终于把档案里的出生日改到了1950年1 月22 日。这一来终于符合省委组织部不成文的内部规定了，康局长这才松了一口气。
岂料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吴卫东和记者在报纸上联名发了一篇文章，说什么康局长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还附了康局长的简介，里面的出生日是吴卫东从局里上年的干部年报表上抄下来的。康局长只差点没心肌梗塞了，找来吴卫东，破着嗓子臭骂了他一顿，扬言要撤了他的职。只是考虑吴卫东是好心人做了错事，当初举报陈局长功不可没，不久前又给他儿子汇去了八千元，最后还是放了他一马。
这件事闹得农业局无人不晓，惟独杨登科一无所知。当时他正躲在电大宿舍里，为毕业考试进行紧张复习，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