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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宝鸡一家国营机械厂的技术员，西部大学毕业，但没有拿到毕业证。”他说。
“为什么？”我感到奇怪了。
“学潮时栽了。我一时冲动跑到北京，还好没有正式逮捕我，但学校无论如何不给我发毕业证了，只补发了肄业证书。”他说。
“我有个同学，当时也在北京，去时还带着女朋友，回来只受了个处分，毕业时悄悄给撤销了。”
“那肯定是认罪态度好。”他说。
“两口子一个是学马列的，一个是学历史的，懂得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感召力，认罪态度好。写的认罪书长达3万字，成了校方惩前毙后，治病救人的反面教材，据说八九年后每年新生入学时都要学他俩合写的这篇忏悔书。”我想反正没事可做，不如和他抡圆了聊聊。
“可能尽是些痛定思痛的话。”他乐了。
“岂止痛定思痛，简直是脱胎换骨，洗新革面，泪水化作倾盆雨了。两口子引经据典，广征博引，分析总结出党在从陈独秀到王明到张国焘到高岗到林彪到赵紫阳的各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就是：一小撮人的分裂冒险及其失败。而一些觉悟不高的人受了蒙蔽，听不出党中央出现了第二种声音，往往成为他们的政治牺牲品。他们最高明的地方就是极力证明自己属于受了蒙蔽的那一部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好心人办了糊涂事，强调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并热情地颂扬了党和政府母亲般博大胸怀和宽容政策。别人都把你比作母亲了，你还忍心对他下手吗？其实那家伙在高中时就对社会不满，出言不逊，口口声声要和公家平起平坐。我看你呀，可能是太憨厚了。”我说。
“还是你们学文科的脑子灵活，我那四年没看什么社科书，整天就是学机械，把头都学得呆头呆脑的，一时转不过弯来，其实只要当时返校后认罪态度好，什么事也没有，有好几个问题比我严重得多的人都逃脱了。系主任是个女的，对我可好了，让我写认罪书写得深刻点，可我连一个字都不写，她几乎流泪央求我才敷衍了事，她还帮我润色修改，要不是她，我肯定更惨了。当时主要是思想上一下转不过弯，可能是意识形态的机械事故。”他打了个令我意想不到的比方。
“四川人都形容顽固不化的人‘倔得象老陕’。”我给他递上一支三五牌烟，又到旁边杂货店买了两瓶冻奶，他接过冻奶一边道谢一边问我：那时你在哪里？没有出事吧？”
“我根正苗红，我爸爸专门赶到学校教育我，我只是凑凑热闹，瞎起哄，最多起了个掩护坏人的作用。我们学校开除了几个。”我说，“噢，倒忘了问你在工厂里是怎么回事？怎么出来了？”
“我好歹分到一家国营工厂。我进厂后，起早贪黑，拼命工作，由于我是个有问题的人，他们对我还是有成见。保卫科、政工科的人有事没事找我谈话，公安局的人也时常打听我的表现我的行踪－－我要定时汇报的。最气愤的居然是同行中人，那些技术科的人专抢我的成绩。我的技改建议一提出来就成了别人的了，别人晋升工资评职称，我却什么也没有，一出什么问题就往我身上推。反正成绩总是别人的，错误全是我的，我是个黑人。”他委屈地说。
我已经没有心情给他讲我的故事，都沉默无语，闷着抽烟、喝奶。在这种场合和一个陌生谈学潮，有意思。
在下午两点，他说他要到关外一家工厂去见工，互祝走运后就各奔东西了，分手后我才记起我们连彼此的姓名都不知道。我到深纺大厦时还没有上班，过厅里聚满了人，有空调的地方更是水泄不通，难以插足。门口那个挺面熟的戴眼镜的小伙子正汗流浃背地兜售没有卖掉的盒饭，师兄长师妹短地叫个不停。我听见旁边有人在说那河南小子还是个中文硕士生哩，被炒鱿鱼后已经卖了一个月盒饭了。我找不到一块可以纳凉的立锥之地，索性到了隔壁偌大的股票交易大厅，这几天股市交易疲软，墙上电子大屏简直成了一块绿茵茵的稻苗，里面稀稀拉拉的几个人。我在冷气下，用皮包垫着席地而坐，感到惬意极了，不久看到厅外人群浮动，我赶紧走出大厅挤进人流涌上二楼。
象上午一样，我先买了张信息表浏览了一遍，发现今下午的招聘对象绝大多数是理工科毕业生，如电子计算机软件、财会、报关、工程师，还有热处理冷处理氩弧焊什么的，只有一个玩具厂的经理助理对我还有一丝可能性。我回忆了一下上午邓刚的指点，然后大大趔趔地走向洽谈间。这里已经聚集了好几个人，两个小姐正在询问应聘者一些问题。轮到我时，我对答几乎和上午一样的问题都用了不同的方式，当问我到深圳多久了时，我信心开河到深圳整整两年了，大学一毕业就来了。那个小姐抬起头疑惑地看着我说：
“你的肤色不象。”
“我，我一直在室内工作，管理人员，白领阶层嘛！平时很少出门晒太阳，再说我是大圈仔。”我平静地回答。
“会讲广东话吗？”她又问。
“以前老板是台湾人，要求讲国语，广东话会讲一些，但听懂没多大问题。”我说。
“我们老板是香港人，客户都是广东人、香港人，要求会讲广东话，讲几句我听听。”她盯着我。
我把阿超这几天教我的日常用语说了几句，如从一数到十，香港四大天王刘张黎郭的名字。她又问了我几句，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只好象日本人那样边点头边“嗨呀！嗨呀！”了两声，“嗨呀！”在粤语中是“是”的意思。
“这份求职登记表上的字是你写的？字写得还不错。”她拿起资料看。
“我还喜欢写毛笔字，用繁体字写。”我赶紧补充道，“海外华人都用繁体字嘛。另外，我能讲一口流利的华侨普通话。”
“这样吧，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你两天后打电话来Call我，我告诉你结果怎么样？我姓陈。”她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下公司名称、电话号码和她的名字。她是公司人事部的干事。我感激地点了点头，连声道谢。
出了深纺大厦，一时不知该向何处走，我顺着人行道漫无目的地遛达着。不知不觉来到一家新华书店门口，晃眼发现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嘴，我定睛一看，竟是王朔老丫的！他叼着一支烟，对着大街似笑非笑，那张娃娃脸特奶油特狡黠特深沉。旁边赫然印着“王朔再批判”几个红字，原来那是茶色玻璃窗上贴着的一张黑色广告画。我大步走进去，从书架上取出了这本书浏览。于是王朔在大师、痞子、毒蜘蛛、风暴眼、腌白菜、蝎子之后，又摇身一变，变成了婊子、恶作剧者，语言强奸犯之类的货色。我想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倒是玩得精明，以开涮名人证明自己更高明，书也畅销，名气也有了，可谓名利双收。可惜毫无文字功夫（通篇都是文革大字报上的语言），涮来涮去涮自己。批？我真不知道有什么可批的！不用您老人家批，别人早就承认自个儿是流氓了嘛！您老人家跟一个流氓计较什么嘛！纠缠得清吗？您老还是自个儿身子骨要紧！－－气死人可不犯法！就象一个蹩脚的厨子在美食家面前炫耀手艺，倒了别人的胃口，又坏了自己的名声。书店里人很多，我到外文类柜旁翻了一阵，取了本《外贸英语九百句》，然后到香港报刊杂志专柜，挑选了几本专门介绍香港的天王、巨星、酷哥、靓妹、港姐、波霸这类人的杂志，尽是传言绯闻、行为爱好、饮食起居、性格怪癖。我不知不觉地竟在书店呆了两个小时。我最终只买了本《外贸英语九百句》离开书店。
我无心流连于灯火阑珊的深圳之夜，直接奔向“大拇指”快餐店，要了四两锅贴油煎水饺，一瓶“金威”啤酒，草草应付之后便抄近路回宿舍了。阿超不在，听说陪阿蕾去逛街了。我就冲了个凉，早早地睡下。
二十
第二天起早再次直奔人才智力市场，我几乎是第一个到达那里的。等了近半个小时才聚集了几十个人，每个人脸上都充满着睡眠不足和心急如焚的神态，有几个还挺面熟的。到了九点一开门，人群乱哄哄地往里涌。今天重新买了张求职登记表，不慌不忙地填好后，开始浏览墙上电视中当天上午的人才供求信息，有适合的立即用笔记下来。照例是到中间去和招聘商洽谈，与其说是讨价还价还不如说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以最低的身价贱卖自己换来一个栖身之地。照例是留下资料，留下电话号码，照例是那句“如果你是最合适的，我们会在三天内call你的。”
一家房地产公司招聘总经理中英文秘书，一位穿白衬衣，系领带，长得颇像香港演员“大傻（成奎安）”的用英语和我交谈了好一阵，并约好明天到公司见总经理，突然走进来一位小姐，冷冷地说了句：“这个职位要求女性。”
“招聘表上没写呀？”我着急地说。
“对不起，这是总经理要求的。”她说着转身用钢笔在性别要求一栏上添了个“女”字。
“男秘书有什么不好？我以前就是秘书嘛，为什么非要女的？这不公平嘛。”我抱怨道。
“可总经理是男的呀。”她这句话引得旁边的人大笑。
“那你们公司有女经理吗？”我恼了，无奈地说。
“暂时没有，有了一定通知你。”她说，又引起傍人哄笑。
我心里用英语骂道：“Bitch！Fuck you！（臭三八，操你！）”
“大傻”无奈地耸耸肩，我悻悻地走开。在大厅右侧找个空小间独自坐下，闷着吸烟，喝矿泉水，还不到下班时间我就走了。当赶到了阿超的酒楼，正是营业高潮。阿超把我安排在一个闲置的小包间里，拿来一瓶易拉罐啤酒，让我先喝着，说待忙过了我们就开饭。没有想到他们的工作餐如此丰富。难怪阿超来深圳居然还长胖了。吃过后我们闲坐在吧台。我给阿超谈了应聘的情况，这时苏茹小姐走了进来，依旧一袭黑色连衣裙，黑色休闲鞋，反衬得皮肤更加白皙，她走到吧台来，放下她的皮包和遮阳伞，我们相互点了点头“嗨”了一声。她问我这几天情况怎么样，我把人才市场的情况给她讲了一些，她说：“不要着急，这里在一个月内找到工作已经算是幸运的了。但在一个地方呆上三个月不被炒掉也是幸运的了。”
“那你们酒楼好象比较稳定。”我不经意地问，“阿超都干了两年多了。”
“对四川人来说这里是特区的内地，一般不炒四川人，老板毕竟也是四川人，但对外省人，这里几乎每天都有人被炒掉，每天都有人被雇佣。”她说。
“我倒是挺羡慕你们的。”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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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尝出了这里的味道吧？”她笑着问。
“不，不，我的意思是你们活得挺轻松的，没有压力。”我说。
“是不是怀念以前的单位了？”她问。
“现在怀念也没用了，落草为寇，回头无岸了，能撑一天算一天吧。”我无奈地说。
“我倒认识一些公司的老板，我可以帮你打听一下，你是英语专业，对不对？”她问。
“谢谢！真是不好意思。”我羞愧地说。
“没什么，老乡嘛。有什么事说出来，不要不好意思。在外面，不比家里。”她宽容地说。这时电话响了，阿蕾叫道：“苏姐，寮国长途电话。”苏茹去接电话，我看见她笑容满面，时不时说几句寮国语。我蓦地想起此刻糜局长在寮国干什么。
待她打完，我笑着说：“你真不简单，公关公到寮国去了。”
“那是个千万富翁，还不到四十岁，大贸易商，在深圳的生意就不下几百万。”她解释说。这时阿利走过来，阿超问她：“阿利，你的良哥来了吗？”
“他来干什么？”阿利问。
“来卖鱼呗。”阿超笑道，“我们酒楼可是个大买主呵。”
“阿超你口真臭，他这个周末来。我们只是好朋友啊，别乱说。”她说。
下午两点后，我又到了深纺工业大厦。有一家港资企业引起了我的兴趣，那是一个黑龙江人二十多年前到香港单枪匹马奋斗出来的企业，人事部的人领着我们十几个应聘者乘电梯到了深纺工业大厦的十楼。在一个铺着红地毯的会议室内面试，我们一个一个地单独面试。叫我时，我心里着实紧张了一下，因为我知道如果老板愿意亲自见你，被聘的希望会大增。我一走进会议室就看见那个东北大汉坐在大真皮转椅上。他不过四十岁左右，但今日的富有和气派掩饰不住满脸的沧桑感。他放下我的资料，然后抬头看着我。他眼中有一种使人胆怯的咄咄逼人的威严。我不觉更紧张了。他让我坐在他身边，然后问我：“英语专业，有六级水平？”
“对，我测试过。”
“六级相当于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