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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帝国-第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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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四大金刚却毫发无损,说不定还因祸得福,站在旱岸上拣个大便宜。如果他们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四大集团一切照旧,就证明郭家店没有他郭存先,也一样照常运转,甚至还运转得更好。那才是端了他的老窝,断了他的后路,比判他个死刑更让他受不了。他从一被关进来,最希望的就是那几个兄弟给他作脸,从他挨抓的那天起就停工停产、或消极怠工,将集团搞垮、拖垮,让郭家店彻底完蛋。只有那样才能证明郭存先的重要,郭家店没有他不行,抓了他就等于毁了郭家店。可是,那些人会这么干吗?有的会,有的说不定还怀着某种暗喜,搬掉了太上皇,正好各自独立,称王称霸……

第二天,陈康果然带来一位理发师,审讯之前先给郭存先理发刮脸。

这就是陈康的审讯方式,随意性很大,老有出其不意的东西调节审讯气氛和节奏。他给人一种不着急不上火的感觉,讲究的是火候,如温火炖肉,不紧不慢。但,火候到了,被审讯者会比他还更着急。郭存先的头脸被清理干净以后,显得利索和精神了许多。陈康在一旁还紧着给刷色:“老郭呵,理完发你看起来还是很年轻的,我对你就更有信心了,好好认识自己的过去,争取宽大处理,出去还可以好好干几年。”

这几句话极大地鼓舞了郭存先,尽管他没有吭声。

陈康一边说着一边急急忙忙地又开始为郭存先画像:“你简直就是焕然一新,我得好好为你画几幅像。你坐好了,咱们接着昨天的话茬儿往下说,今天要说具体的,你们打死了人刚有七个打手被判了刑,随即又发生打死了自己东方集团的总会计师的事。你还为被判刑的囚犯募捐了四十多万元的捐款,有人怀疑你拉这么多钱到底想干什么,真的要成立一个“杀人犯基金会”,还是另有所图?……这都是为什么?你不必解释给我听,我想让你给自己找出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郭存先一下子没有昨天那股胡吹乱侃给自己打气的谈兴了,他有些不耐烦。

陈康不急,右手重又拿起粗铅笔,不错眼珠地在捕捉郭存先的神情变化。嘴里当然也不闲着:“别躲、别躲,看着我……唉,这就对了,事有事在,理有理在,你甭想靠几句歪理就能逃脱责任。”

“天下的理多了,谁有权谁的理就管用,没有理也可嚼出理来。相反,手里没权,理再多也狗屁不值。现在权力就在你的手里,你怎么说都行,想提审我就得来,不想提审我就得在监号里待着。”

“哦,这么说那个时候你的手里权力最大,所以就敢为所欲为。”

“等等,先别动。”陈康伸出胳膊用画笔做了个想拦住郭存先的架势, 陈康飞快地在纸上画着,语气也跟着加快:“你们就像在过狂欢节一样兴奋、刺激、痛快,人人参与,尽情释放。打外人,打自己人,连三并四,逐步升级,打手由几个、十几个、几十个,发展到武装起几千人,公开对抗国家的武警部队……”

“然而,打便宜人者,一定便宜不了。”陈康从座位上站起来,举着画纸一边围着郭存先转悠,一边在打量:“你们要干什么?这简直是闻所未闻,听起来就像是现代版的天方夜谭。所以我一直在想,你们是不是打人上了瘾?把手都打熟了,一不高兴手就发痒,就要抬巴掌、抡拳头。我知道犯罪是能够上瘾的,有些罪犯会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一种畅快的感觉,为了追求这种感觉,他们便身不由己的继续犯罪,欲罢不能。比如恐怖分子、连环杀手、或者窃贼之流,总是用同一种他们所喜欢的方式犯罪,每种罪行都留有其特殊的面貌,形成他们自己的犯罪特征和笔迹。这就是犯罪心理学上所说的‘犯罪方法重复性理论’。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陈康奉局长之命,破例在办公室里等候着安景惠的来访。以往哪有这样的规矩,可见这位女记者的能量。更特殊的是,按约定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安景惠还没露面,要知道这可是她来有求于陈康,竟然还敢摆这么大的架子……

这就是女人呵,而且是有了名气的女人。陈康想象着这位本市“名女人”的样子,听到楼道里终于响起张扬的高跟鞋的橐橐声,随即有一股好闻的香水味飘进来。陈康抬头,暗自一惊,老天哪,这位“名记”怎么跟电影里刺杀列宁的那个女人差不多,耸着肩,抽着脖,嘴唇冻得发青,或者是成心将嘴唇涂成这种颜色。

尽管如此安景惠却不失性感,下身一系玄色丝裙,上身是酡色衬衣,胳膊上挎着小包,双手抱在胸前,走到陈康面前停住脚,定定地看着他,面带微笑,却一声不吭。

陈康起身打招呼让座:“快请坐,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安景惠记者?”

女记者并不坐:“把这一大串都省了吧,叫我景惠就行。”

她还在不错眼珠地打量他,脸上的笑容也更亲近了:“你才是大名鼎鼎呐,刑侦专家,多才多艺……”她跺跺脚搓搓手,抱怨天气太凉,这间办公室更冷,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来寒流?忽然像老熟人似的直呼他的大名,陈康,你能不能发扬一下人民警察爱人民的光荣传统,给你安大姐搓搓手暖和暖和。

陈康尴尬,他倒是很想把安景惠的两只手抓在自己手心里揉搓热了,可他哪敢呀!尽管第一次见面就提这样的要求有点过分,可他心里并不厌恶这个女人,反而觉得很受用,悄然生出一种好感,顿觉自在多了。他脱下自己的警服,绕过去给安景惠披上。

“谢谢!”安景惠笑得越加暧昧了,揶揄道,“你还算是一个绅士,其实我就想试试你们公安人的风度。”

陈康赶紧说正题:“局长办公室通知我,你想看郭家店的录像?”

“是啊,可你这屋子里太凉了,能不能让我把录像带借走,回家慢慢看。”

陈康紧张:“那可不行。”

“要不我还带着空白录像带,能转录一份带走吗?”

“那也不行。”

安景惠一点都不着急,仍旧以一种好玩的眼神在诱惑他:“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这儿有行的吗?”

陈康苦笑:“对不起,这是纪律,我也是奉命行事。若不是局长特批,您连到这儿看带子都是不可能的。但也只限于让您看一看,不能记录,不能在写文章或发消息时使用录像带上的内容。您能答应吗?”

安景惠正色道:“我答应你,咱们开始吧。”

一进入工作状态,她显得很投入,不再打岔,也不再嫌屋子冷,录像资料冗长芜杂,有许多枯燥乏味的地方,她的眼睛却始终紧盯着电视荧屏,偶尔会在一张纸上记下几个字,陈康没有制止。

画面上一片混乱,有许多房间里都在进行审讯和殴打,有吼叫,有央求,有哭号,有辩白。屋外的高音喇叭里在播放着郭存先的讲话……陈康在旁边为安景惠解说,安景惠从挎包里摸出香烟和打火机,问道:“可以吸烟吗?”

陈康点点头:“当然。”安景惠先把烟盒送到他眼前,他摆摆手:“我不吸烟,您请自便。”

画面出现了几个横眉立目的警卫,簇拥着一个西装整洁,神情谦逊的中年人进了一间大办公室。安景惠禁不住发问:“郭家店怎有这么多穿警服的?简直是遍地警卫,处处保安。”

陈康解释说:“郭家店派出所是上边特批的,郭存先有当所长的任命书,还配了子弹、枪和十几套警服,都是公安局正式发的,不过已经收缴回来了,派出所也撤了……崇尚暴力的地方,以为穿上一身警服就可高人一等,横行霸道。其实这恰恰暴露了是一种心虚,每个人都会不自觉地保护心理上的弱点,缺乏安全感才惯于自我保护。郭存先痛恨警察,却要当警察的人天天围在自己身边,这让他有安全感。”

看完郭家店打人事件的录像之后,安景惠仿佛在自言自语:“郭存先这个人真是很复杂,有时看着很男子气,可气量很小,报复心极强。有时又慷慨得令人难以置信……”她忽然侧转脸问陈康,“这录像是谁拍的?”

“当然是郭存先叫人拍的,郭家店有一流的录像设备,还有一个电视台。”

“他有病啊?这不是成心给人留下证据?”

陈康笑了:“不错,您也看出来他是有病?不过当时他下令录像的时候,更多的是要显示自己的风采,自己的权威性,表示堂堂正正,无所畏惧。另外,他还有一种历史情结,记录下所有的资料以便将来载入史册。他平时的一言一行都有专门的人负责录音、录像,然后整理出来,或以文件的形式下发给村民,或存个一年半载的就印成一本书,将来出《选集》《全集》就很方便了。可他哪里会想到,这些录像带日后竟成了他犯法的铁证。”

几天后,《大化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安景惠的文章《富翁的沉落》:

又有一个农民制造了爆炸性新闻,震惊全国。他当然不是普通的农民,是大名鼎鼎的郭家店“店主”、全国人大代表郭存先。是的,就是这个郭存先出事了。出了大事,人命关天,被抓起来了。

谁不知道,1976年“文革”结束,1977年大家观望、等待和琢磨了一年,1978年首先是农民忍不住了,那也可以叫做另一种形式的“揭竿而起”: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歃血为盟,签下生死文书,大胆地平分了土地,实行大包干。

也就在那个时候,各地也都有胆大的和有能耐的农民开始办工厂,跑运输,包工程……也是因为农民穷怕了,穷够了,不愿意再被糊弄,也不怕吓唬了。只要能挣到钱,什么都干,几十块钱不嫌少,凑起几百块钱就敢干大事。只要脑瓜聪明,点子活泛,很快就能发一笔财。

当时中国最流行的话是,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农民问题最大,不懂农民就不懂中国。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农民活得不好,中国社会还能好得了吗?就这样,中国的改革首先在农村起步了,甚至到1980年代农业改革期间,连主要的改革领导人也多出自农业大省。

紧跟着,乡镇企业称雄,农民独领风骚,构成了那个时期的社会潮流。郭存先是这个潮流中发展得最快、干得最大的一个。他充分展示了农民的智慧、勤劳和胆气,有自己的哲学、神招和手段,甚至不缺乏自嘲和幽默感。在社会转型期,在新旧规则交叉使用的阶段,他抓住机会抢先进入高速度,打擦边球,开飞车,踩线不越线,瞅冷子还会闯红灯,屡有违章却从未翻车。只用了十几年的工夫,郭家店成为农村中无可争议的首富,郭存先顺理成章地成了经济时代的英雄,被推举为新时期农民的代表。

套一句老话,叫“典型”——农村发家致富的“先进典型”。从“土改”、“合作化”,到“四清”、“文革”,每个时代都有农民典型,但每个典型的命运又都不是很长。典型不同,其本质和盛衰规律却大同小异,这里面是不是有可总结的东西?农民的先进分子难道就不能摆脱这一命运模式?大家都在看着郭存先,寄希望于他。所以,在他成了“典型”的富翁之后,其演变过程就更值得人们思考。今天他的被捕,同时也预示了新的农民富豪们的一种命运轨迹。

当下媒体在纷纷给农民富豪们算卦:在1991年国家评选出来的500位农民企业家中,仅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由于各种原因退出了企业家的舞台……他们像做了一个发财梦,梦醒之后发现又回到了原地,仍旧是穷光蛋。有的还回不到原地了,而是进了监狱,甚或已经做鬼……

北京的权威媒体,还公布了对三代农民企业家的调查:

1978至1984年为第一代,文化程度以小学为主,多是村里的支书、队长以及能人,采用家长式的管理方法,完成了从土地拓荒到市场拓荒的转变。

1985至1990年为第二代,文化程度已经上升为初中、高中,个别的甚至还进过大学的门,管理形势也趋向制度化,其历史贡献是完成了从小生产到大市场的转变。

1990至1994年为第三代,文化程度升至高中、大学甚或研究生,管理上开始吸纳外来的先进方式,有意识地引导企业走向高科技和工业现代化……

若是这么看,郭存先显然是属于第一代。几年就是一代,养兔子都没有这么快!

根据这个统计,中国的乡镇企业平均寿命是7年,有八类发财的人是富不过第一代的:胆大妄为的,做事太嚣张的,靠结交权贵发财的,养权生钱的,割据一方的,好大喜功的,侥幸发财的,股市的超级庄家……郭存先又算是哪一类?

为什么一发家致富成了“地主”,便要当恶霸,一当恶霸就快作到头了。可怕的是,郭存先现象并不是个别的。仅摘录几则刚被媒体曝光的农村暴力事件:

福建漳州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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