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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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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初愈后难以支撑的病体。陆文婷,任劳任怨,不计名利,以精湛的医术使多少病人重见光明,她有纯洁高尚的灵魂。她是真正的人,我好像看到她在捅炉子做饭,给孩子絮棉衣,她是可亲可敬的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

人们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您是当之无愧的。您的设计和计算是如此精确,您的“建筑”朴实无华。然而它高大、坚实、俊美。在祖国初春的天气里,在“复苏”的百花文苑里,它大放异彩。它可以使千万个“寒士”得以温暖,使千万颗历尽坎坷、多遭磨难的心得以慰藉。我和您素不相识,但我觉得您是一代中年人的知心人,更是我的亲人。您和陆文婷大夫一样,有一颗热情善良而富于同情的心,有着极为精湛的“医术”……陆文婷的形象已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了根,她将与我相伴一生,她使我双眸更加明亮,对生活、理想、事业的追求更加执着,使我在生活道路上的步子更加坚定。我万分感激您,望您保重身体,写出更多好的作品。……

一封封深情的信,像涓涓细流,汇进了作家心灵,产生绚丽的涟漪。作品感动了读者,读者也在激励着作家。

读着这些喷发着感情火花的来信,我们便谈起《人到中年》的写作经过和社会反响。

谌容说,她原想写中年这一层知识分子,歌颂他们默默无闻地工作,表现他们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崇高品德。而其中的医生,尤为可贵,他们给予社会的是那样巨大,而社会给予他们的与他们付出的劳动简直不相符。他们的工作接触社会各个方面,从他们身上可以反映生活的广大面;而作者又有一些当医生的朋友,于是她便开始读医学书籍,到医院深入生活(一个月),很快便写出了这个震动文坛的中篇小说。老作家巴金羡慕地说:“我多么希望我能够写一部像《人到中年》那样的小说!”

不久前报纸曾就《人到中年》展开了讨论,可惜讨论没有充分展开,争鸣气氛不够。谌容表示愿意做箭靶子,希望别人讨论她的作品,不同意见应充分摆出来,把观点讲清楚。讨论涉及当代小说怎么写法这个大问题,是按照公文、报告写,还是按照生活的真实面目写,这样的问题不能含糊。

对作品中刘学尧夫妇出走的问题常常是人们议论的话题,谌容对此多次表示她不愿意说违心的话。一个真正的作家没有权利违背生活,他只能忠实地反映生活。生活中有这样的存在,而且这是十年浩劫之后,在拨乱反正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将来也许不会再有,但现在确实存在,作者有责任把它艺术地再现于文学作品中,使作品更富有时代的印记。起初,她并没有打算写这个情节,是生活本身提示了她,迫使她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她到医院里生活时,碰到了两起要求出国的事件,她对他们的出走表示遗憾和难过,但又深知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于是她根据生活的提示,在作品中构思了刘学尧夫妇出走的情节(她的作品一般都有模特儿,有一位出走的大夫就姓刘)。她认为,他们也不愿意走,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还是走了,但走了又会怎样?他们自己说不清楚,所以作品写他们“像一个漂泊在天空的气球,不知将落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就是要写出他们那种彷徨的心理状态。

谌容能写出震撼人心的作品,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坎坷的道路的。

她出身在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今年四十岁——正是人到中年之时。她常常风趣地说,关于我自己,只用三句话就行了:一我没有牧歌式的童年;二我没有令人羡慕的学历;三我没有可歌可泣的战斗经历,日子过得平平凡凡。这是谦虚之词,其实她的日子颇不平凡,生活道路坎坷不平,创作上也是几经沉浮。

在她还只有十二三岁时,就浸沉在家里的藏书中,从诗词到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西厢记》、《三国演义》,她都看得津津有味;从昆曲、京戏、川剧到话剧,她都有着广泛的爱好,这些早期文艺的熏陶对她的日后成为作家不无影响。

十五岁是她生活的一个转折,四川刚解放不久,她为了冲出剥削阶级家庭,自谋生路,毅然放弃初一的学业,考进了重庆工店当售书员。她永远忘不了晓雾濛濛的嘉陵江岸边,她背着书箱向工厂走去,她奔走,她追求,然而前面的路是什么样子她并不十分清晰。她卖书给女工,女工却不识字;她到矿上去,矿工却不敢出来见她——因为他们没有衣服遮体。她愕然了,女孩子怎么不上学念书呢?人怎么会没有衣服穿呢?她难以相信,无法理解,然而这却是铁的事实。这时她才看到了贫富的悬殊,人间的不平,生活本身对她的阶级教育远远胜过了政治课上获得的知识。

她站的是文学柜台,有机会饱览文艺新书,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到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她都贪婪地攻读。一年后她进入重庆一家报社,在那里自学了全部初高中课程。1954年她考入北京俄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编译工作,五年中她兢兢业业,全力以赴,不幸身体累垮了,遭到了精简,被调到北京市教育局,并成了编外人员,像一个被社会遗忘的人。这是她受到的第一次打击。

这种打击谁又能料定岂非“塞翁失马”呢?她自己不愿意遗弃自己,她在领取“劳保工资”的情况下,到山西农村一边养病,一边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尝试。一连写了四个剧本,前三个都被“枪毙”,最后一个是以焦裕禄为题材的,好不容易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看中,可是“史无前例”的风暴来临,又成了一场空。

“出家”晚,又不是抬头见喜,而是开门碰壁。这就是谌容文艺生涯的起点。

1969年“清队”以后,她随北京市大批干部一起下放到郊区通县,在那里喂猪、插秧、种菜、当工作队员,一干就是四年,最能出成果的黄金岁月被耽误了。“铁扫帚”在扫荡一切,但她还是念念不忘重操“旧业”,在1974年分配到北京某中学之前,她已着手创作长篇小说《万年青》。1975年这部描写农村题材的三十四万字小说问世了,打倒“四人帮”以后这却成了某些人议论和指责的口实,在她出版了《光明与黑暗》第一部之后,她所在的单位再也不准她的创作假了,后来还扣发了她三年工资。

身处逆境,她却像陆文婷一样,“超负荷运转”。她不奔走,不哀告,而是借款度日,闭门谢客,拼命地写作,昏过去了,醒来又继续写,写,不停地写,《永远是春天》、《人到中年》都是在这种逆境中写出来的。……

正在我们谈得起劲时,南方某杂志的编辑来向谌容约稿,请她写点创作经验之类的文章,她直率地拒绝了,她目前不打算写这类东西,她认为自己创作没有什么经验可谈,鲁迅先生也说没有什么“小说作法”,所以她不能满足报刊这方面的要求。她认为写小说没有什么窍门,一个是读书,吸取前人的东西,丰富知识,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知之越多越好;二是动手写,犹如《红楼梦》中惜春学画,主要靠自己慢慢画,边画边提高。

在谈到作家和作品对她的影响时,谌容说她最崇拜的是鲁迅,对他的作品和为人都十分钦佩。中国古典小说中她最喜欢《红楼梦》。她在创作上一方面借鉴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白描手法,另一方面也受外国文艺技巧的影响。她上俄语学院时,参加了那里的“文学社”,读了不少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狄更斯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家都是写人的大师,她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表现手法。她说她写东西力争做到自由一些,不管别人说是什么方法,看需要而应用,《人到中年》用回叙,少不了一些心理刻画;《周末》是用的传统白描;《玫瑰色的晚餐》是写意识活动;不同的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她近期的小说具有鲜明的“内省”色彩,能引起人们对社会历史和人生道路的深刻思索,这种表现手法与传统的小说写法有很大不同,处处流露出作家的主观意识,通过人物内心世界反映外部世界,现实和回忆、联想和梦幻,穿插交换,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感受性,但又不是西方意识流的简单移植,而仅仅是吸收了意识流的某些表现方法。她说,时代在前进,生活的节奏变快了,小说再不宜慢吞吞地描写,那样读者就不爱看。她不希望别人把她的作品进行对比,因为她每写一篇都在进行新的探索,尽量不雷同于别人,也不雷同于自己。作家追求的是一个“新”字,脑子就用在创新上,要立意新、思想新、人物新、语言新,她感到每写一篇作品都是在爬一次坡,是很艰苦的劳动,前面充满了坎坷不平,但要有勇气继续爬上去。

谌容的创作路子是相当宽广的,她长于写农村各类干部乃至普通社员(如中篇小说《白雪》),也熟悉广大知识分子;她写了两个长篇,四个中篇,一组短篇,但她的主要兴趣是致力于长篇,她觉得短篇这种东西“可遇不可求”。从明年开始,她打算谢绝约稿,关门写长篇,完成《光明与黑暗》。

在谈到约稿这类事时,她风趣地说,有人求稿心切,让她翻一下箱底,把过去写的东西找出来发表,她说她不能那样做,那样对作者编者都不利,弄不好会砸锅。有时半夜三更,一封电报来了,不知出了什么事情,悲喜莫测,拆开一看,原来是一封催稿电报,一场好梦随着电波消失,叫人啼笑不得。

她说,写小说不是机器包饺子,构思一篇很不容易,写出来了,不满意的不愿意往外拿。她讲到这里,使我不禁想起歌德的话:“有些高明的人不会临时应差写出肤浅的东西,他们的一生要求对他们的题目安安静静地进行深入的研究。这种人往往使我们感到不耐烦,我们不能从他们手里得到马上就要用的东西。但是,只有这条路才能导致登峰造极。”(《歌德谈话录》第35—36页)

谌容深感写作是很艰苦的劳动,她在她的一篇散文《病中》(见1980年第4期《文汇增刊》)已有透露:

巴尔扎克说:“创作是累人的劳动。”没有想到竟是这样的累人。作家的脑子就是劳动的车间,你病倒了,你的车间没有停工。安装在那里的各种机床昼夜不息地旋转着。生活的素材不断地被传送带输送进来。体验、分析、加工、提炼、构思、丰富。这里没有病假、没有公休、没有节日。这里是永远的运转,甚至在梦中。

这是病态:神经衰弱,精神分裂。这又是最佳的竞技状态:文思如潮,不可遏制。

这是她的心情的真实写照。目前,她感到对她和她的创作的评价,有些过奖了,“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她是理解读者和编者对她的关心的,但为了答谢读者的热忱,她只有努力创作,写出新作呈献给他们,除此而外,别无他法。

(原载《长春》1980年第11期)

《人到中年》的思想和艺术

练文修



作为一部中篇小说,《人到中年》的情节是很简单的:中年眼科大夫陆文婷,在一个上午连续三次手术之后,心脏病突发,濒临死亡的边沿。借用她丈夫的一个专业术语,可以说这篇小说写的就是陆文婷的“断裂”。

陆文婷为什么“断裂”?

是她原来体质太弱吗?不是。在医院里,她算是“身强力壮”的,本院的保健科甚至没有她的病历档案。是她精神比较脆弱吗?也不是。当她还是一个普通的住院医生的时候,就敢于在一次查房之后,当着眼科主任和许多大夫的面,对主治医生的诊断提出怀疑;在批判“白专道路”,点了她的名之后,她还是不动声色,回家照样钻研业务;“文化大革命”中,她冒着“包庇叛徒”的危险,在造反派闯进手术室的情况下,坚持为病人做好了手术;在她病倒的前一天,为了让她的丈夫能把八小时变成十六小时,毅然决定让她丈夫搬到研究所去住,而把两个孩子,一大堆家务,独自承担下来。无疑,陆文婷正如她丈夫所常说的,是一个“坚强的女人”。

那么,是因为丈夫不够体贴?不。傅家杰是很爱自己的妻子的。仅有的一张三屉桌,他让给陆文婷使用,自己则屈居于床边的一叠箱子上,把一本本参考书摊在床铺,研究他的金属断裂专题;有了孩子之后,他便在屋里拉起一块绿色的塑料布,把三屉桌挪到布幔后面,希望能在这瓶瓶罐罐、哭哭啼啼的世界里,为妻子另辟一块安定的绿洲,使她能像以前那样夜夜攻读;“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实验室被封闭、研究专题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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