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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造成这几年困难的原因，刘少奇说：“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或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
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一出了错误或偏差，总是讲“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就这一问题，刘少奇同志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你不能到处这样套。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
刘少奇在报告中有一段痛心疾首的话：“应该把我们这些年来所犯下的错误，对老百姓所欠下的债务，血泪的教训，刻成碑文，立在每一个地委的大门口，每一个省委的大门口，直至立在中南海的大门口，让我们的子子孙孙，牢记住我们的错误，保证世世代代，决不重犯！”
张敬怀读到这一段，不禁热泪盈框了，多么尖锐！多么深刻！
张敬怀又细读毛主席的讲话，毛主席没有就大跃进以来的问题讲话，而是讲了一个民主集中制问题。
现在回想，彭德怀老总在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和多次发言，是有先见之明的，是对的。从中央到地方，在“反右倾”斗争中，定的“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先后都平反了。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成立有“专案组”。在认定这些人是什么“分子”的时候，根据专案组整理的材料中，说“像这种言论”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平反时，还是这份材料，又认定“这是典型的冤假错案”，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份材料，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不同的结论，仅仅是专案组的悲哀吗？有人竟然先后当了两当了两次典型，“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敢于说真话的典型！实事求是的精神哪里去了？
可是，这次七千人大会却没有涉及彭德怀老总和“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问题。这是张敬怀最关心的问题。自己过去之所以受批判，是和彭德怀的问题有密切联系的。现在组织上对自己的批判和调离部队，难道不该有个说法吗？
目前省委为了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对下边定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纷纷平反了，自己该怎么办呢？要不要向上级申诉呀！他百思百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措施。他身上仍然压着一块石头，就是他真的犯过“错误”，现在也应该给一个“说法”呀！
张敬怀正在想心事，卜秘书拿着一罗文件进来了。
卜奎从中抽出党校一份报告，说：“为了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省委在党校办学习班，短期轮训干部，时间是两个月。主要是让大家就这几年我们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后天，第一期开学。党校请张书记做一次报告，也算是开学典礼。
如果张书记同意，我就告诉他们。需要我起草个稿子，请张书记把基本精神讲个纲要，便于我起草讲话稿时把握方向……”
这几天，张敬怀苦思冥想的结果是：自己虽然受了批判，但是并没有给自己立什么“案”，也没定什么“性”。那么，既然没有立案，又未定性，当然也不在平反之列。即使给他一个“说法”，他也不可能再调回部队了。况且，这一段他在地方工作，已经熟悉了情况，工作很顺手，不管是省委领导班子的同志们，还是他分工的下属部门的同志们，对他也格外尊重。他的思想感情已经完全投入省委的工作中了。既然如此，自己不可能也不想回部队，那么写一个什么“申诉材料”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他有点想开了。
可是张敬怀的思路，继续发展下去：他从苏区的“肃反”，想到延安的“抢救运动”，又想到大跃进和庐山会议。个人受点什么委屈事小，接受几十年极左路线的教训事大。关于自己的受批判，还是以不声不响为好。现在中央既然要大家讲话，让大家“出气”，那么所谓“出气”的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自己还是写一份更有价值的材料为好。
关于要去党校讲话的问题，他虽然有许多话要说，但觉得自己现在讲什么，都不是适当场合。中央在七千人大会上，号召大家出气。如果他去讲话，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会把握不住分寸，还是不去讲的好。便对卜奎说：“你告诉党校，我没有时间。让他们请别的省委领导讲话吧。”
卜奎说：“好的。”
张敬怀又沉思良久，说：“我现在所考虑的不是到什么地方做报告、发指示的问题。最近，我想了很多或者说是更大范围和更长时期的问题，我想和你谈谈，让你找些资料，帮助我起草一份文件。”
卜奎说：“我不知道能否完成任务……”
“你听我慢慢讲。”
然后张敬怀和卜秘书做了一次促膝谈心。这次谈话不是张敬怀和秘书，也不是上下级之间，而是同志和朋友之间才有的谈话。
他从自己在江西故乡当放牛娃想起，想到苏区“肃反”的血腥事件，想到延安的“抡救运动”，又想到大跃进，想到庐山会议，三年困难……他感到，几十年来，“左倾”路线的错误。对党造成的损失太大了。最近在一份简报上，他看到一个基层干部的总结发言中的一段话。那干部说：“人们为什么要犯左的错误呢？在观念上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边是棉花坑，”右“边是大粪坑，掉在”左“边坑里，萱腾腾；掉在”右边“坑里臭烘烘。这真是一语道破的至理名言。可见纠正‘ 左’ 的倾向，还需要花费大的力气。
那么自己要写的材料，就不要从个人问题出发，而是要从更长的时间，总结出一点历史经验，写一份“意见书”，供中央领导参考……
要使自己的材料具有说服力，得举出许多例子，得找出许多历史文件。这就必须要卜奎秘书参与了。这是他决定和卜奎深入谈一次话的根本原因。
那天晚上，他把卜奎留在家里，泡上茶，让卜奎坐下来，轻声细语地说：“卜秘书，我想和你细谈一次，你要帮我整理一份大材料。”
卜奎感到，现在在他面前的张书记，不像是一位领导，而是像同志一样和他谈心的兄长。
“请张书记吩咐。”
张敬怀停了一刻，问：“你知道苏区的‘ 肃反’ 吗？”
“知道一些。”卜奎答。
张敬怀有点疑惑：“你这么个年纪，怎么会知道？”
“听老同志说过一点。”卜奎答。
张敬怀接着说：“苏区的‘ 肃反’ ，肃‘ ＡＢ团’ ，肃‘ 改组派’ ，我们杀了自己很多同志。”
“嗯？”
卜奎睁大了眼睛，张敬怀接着说：“不仅那时，就是到现在，谁也不知道所谓的‘AB 团‘ ，‘改组派’ ，到底是什么，他们在哪里？”
卜奎认真听着，感到了极大的震撼。
“我曾经被‘ 肃’ 过，你相信吗？”
“我无法相信。”
“你想一想，一个穷放牛娃，十五岁参加革命，我知道什么是‘AB 团’ ，改组派？可是，有人说我是‘AB 团’。也没有怎么审问。在一天夜晚的行军路上，差一点没有把脑袋丢掉。后来，我逃跑了。往哪里去呢？我思虑再三，回家，见着白狗子，也难免一死。逃跑，也无处可去，反正，我是被冤枉的，干革命受点冤枉是难免的，活着还得干革命。只要我回到部队，会说清楚的。这样我就撵队伍去了。没有想到，经过这么几十年的战争，居然没有牺牲，还熬出来个将军！”
张敬怀苦笑了一下，卜奎觉得惊心动魄。
“你知道延安的‘ 枪救运动’ 吗？”
“也是从老同志那里听到一点点。”卜奎答。
“那时，我在敌后，先是当营教导员，后来当了团政委。没有受到触及。那年春天，从敌人占领的北平，跑过来一批学生。经人介绍，处了一个对像。后来，我把她送到延安学习。可是她被当做特务，给‘ 枪救’ 了。从此，我们就断了关系。当时从敌占区到延安寻求革命的知识分子，被‘ 枪救’ 的，也不知道有几百几千人，全是假案，冤案，错案。又过了十多年，认识了你这位艾阿姨。”
张敬怀又停了很久，双方都陷入深思之中。还是张敬怀问：“我在‘反右倾‘运动中，受过批判，你知道吗？”
其实，卜奎从别的秘书那里，听到了一点，但他说：“不知道。”
“我讲给你听。”于是，张敬怀把自己在庐山会议之后他受到的批判，像对老朋友那样，讲给自己年轻的秘书听。接着张敬怀叹了一口气，意味深长地说：“我现在想做一篇长文章，不在于给自己’ 平反‘ 什么的，而是想总结一下历史经验。在习惯上，在一般人们的心中，好像左比右好。其实，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左并不比右好。左倾路线所造成的损失，要比右大得多。同时，我们过去所批判的许多’ 右‘ ，并不是真正的右，反而是马列主义。我想从历史上摆许多历史事实，来说明这个问题。……”
张敬怀停了一刻继续说：“过去，我是不敢写这么一篇文章的。因为从全党的情况看，大家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现在，从七千人大会的精神看，从全国、全党的气候看，我觉得，大家都觉悟了。我做这篇文章也是时候了。我想极左路线给我们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只要我们不健忘，起码在二十年内，我们这些老家伙在世时，是不会再重复了。但是我们要给下一代人留下些资料。反面经验也是财富呀！”
“我能帮张书记做些什么事情呢？”卜奎往前探了探身子。
张敬怀说：“我要写文章的基本思路，立论根据，总体结构，我已经想了很久，问题是缺乏具体材料。特别是有关档案，我手头没有。我给你的任务是，到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找一些当时在肃反中的大案，要案。之后，你再到延安去一趟，把当时’ 抢救运动‘ 中的档案材料找几份。至于，找什么材料，以哪些大案、要案为重点？我给你开了个单子，你按着单子去找档案。介绍信呢？一是由省委组织上开一份，我个人再给你写几封个人信件。凡是我让你去的地方，无论是当地的军区，省委，地委，军分区，都有我的老战友。他们一定会全力以助的。你不必告诉他们做什么用，只说是为了给一些老同志落实政策。你回来后，关于大跃进以来，极左路线造成的损失，材料都很现成。随用随拿就可。”
张敬怀说到这里，打住了。
“因为我的文章能不能写出来，写得怎么样，我也没有把握。即使是写出来，也只是一个’ 意见书‘ ，内部材料。这事，你不可对别人讲。”
“那自然。”卜奎说，又问“我什么时候出发？”
“你把手头的工作处理一下。下星期就出发吧。”
一个月后，卜秘书回来了。任务完成得很顺利。凡是张敬怀开列单子上所要的档案材料，基本上都有了。于是张敬怀除了处理日常工作，便没日没夜地投入到写他的文章中去了。
一天晚上，张敬怀正在潜心写文章，夫人艾荣进来了。张敬怀一回头问：“有事吗？”
夫人有点生气：“废话，没有事就不能来你这屋？”
张敬怀见她进来，赶忙把正写的文稿合上。
艾荣说：“你防贼呀！”
张敬怀语塞了。
张敬怀是属于那种党性极强的党员。无论什么事，凡是党内的机秘，不该让夫人知道的，他对夫人是一句话都不讲的。什么人能看党内什么文件，是有严格级别规定的，不该夫人看的，他总是锁在保险柜里。这次他写的是一篇文章，本来不是党的文件。艾荣便走近办公桌，他也只能任其翻阅了。
夫人看那标题是“关于如何从根本上防止极左路线回潮的建议”。夫人又翻了几页纸，笑着说：“你又犯老毛病了是不是？才几天没挨整，心中痒痒了？”
张敬怀不喜理她，这些重大问题是无法和她讨论清楚的，只说了一句：“什么话！”
“这么大的问题，你胡说什么！上有党中央，毛主席。中有各级党委、政府，下有广大群众。难道你比党中央毛主席都高明呀？”
“我并不觉得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