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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秘书说：“首长，你不要这么说。这一年多，你自己日子也不好过……”
他一直感到这位秘书是了解自己的，这话使他十分感动。
“那么，你有什么话，就说吧。特别是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
毕秘书想了一刻，缓缓地说：“我和首长要说的话，其实也不多。首长比我的水平也不知道高多少倍。我只是想说：真理和权力，有时候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只这一句话，张敬怀就被震动了，他没有想到毕秘书会想得这么深，这么富于哲理性。
张敬怀微微点了点头，不语。
毕秘书继续说：“当真理被权力愚弄了的时候，遭殃的就是人民了！”
张敬怀又一次被震动。
毕秘书接着说：“所以，我劝首长，对问题想开一点，看远一点。不要苦闷，不要和自己过不去。”
“是，是，你说的对。认识一个真理，大概需要历史和时间的验证，需要一个过程的……”
“历史是最无情的。”毕秘书接着说“还有，首长到了地方上……地方，比军队要复杂得多。像你单枪匹马的，到一个人生地疏的岗位，无论是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和首长熟悉的军队环境，都相差甚远。地方上的人际关系，盘根错节的，有许多事，都不能按部队的习惯处理……”
“你说得很对，十分对！”他没有想到毕秘书在这个时候能够说出这些话来。
他感到原来对毕秘书的认识和估计还是太低了。
“至于……”毕秘书停了一下“我的工作，也不用首长再操心了。组织上已经决定让我转业到地方工作了。”
这句话使张敬怀吃惊不小。他提高了声调：“为什么？你还年轻嘛！什么时候定的？”
“前天组织部找我谈的话。只说是工作需要，让我服从分配。”
“是不是你没有揭发我？没有和我划清界限？是我株连了你？”
“我不能这么想，首长也别这么想……”
过了半天，张敬怀“唉”了一声。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张敬怀换上便衣的第三天，就到省委报到了。省委书记杨同理，还专门开了一次常委会。杨书记向常委们介绍了新来的省委副书记，称他为“张敬怀书记”，并表示热烈欢迎。
杨同理书记说：“张敬怀书记，是从部队来的，部队在革命化方面，是我们地方的榜样。张书记来我们省委，会给我们这个领导班子，带来革命化的思想作风。”
张敬怀绝对相信，省委领导层都会知道，他是因为“沾”了彭德怀问题的“边”，被调到地方的。这是些客气话而已。
在座的常委们热烈鼓掌。
会上研究常委们的工作分工。
张敬怀说：“我刚刚到地方，什么情况也不了解。目前想搞点调查研究，是不是暂时不要给我分配什么具体工作了？”
杨同理书记说：“在工作中熟悉情况嘛。”
大家议论结果，让张敬怀分管“文教”这一摊。张敬怀只好接受了。
经过一个短时间的体验，他发现同志们对他还是很亲切的，并没有谁“歧视”他。他也知道，地方上在那次“反右倾”斗争中，也曾经定了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人还从侧面对他表示同情，这使他得到许多安慰。
会后，省委办公厅单主任找他请示：他作为一位省委书记，没有从部队带来秘书，单主任提出，由办公厅物色几个秘书人选，由张书记决定。
对配秘书的事，从张敬怀和毕秘书的关系，他越来越感到选择一个秘书，需要十分慎重。他说：“不忙，不忙。我刚刚来，工作也不会太多，等有了合适的人选再说吧。”
张敬怀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开任何会议他几乎都是一言不发。他每次下基层，办公厅都是从政策研究室临时给他抽调一个秘书。又是每一次换一个人，他观察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可以做他的秘书的。
张敬怀的思想、感情、性格以至作风、气质，是他们这一代人在当时的特殊历史、生活经历铸造成的：就是他对政治、对社会问题的特别敏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右倾”的后遗症，很快便暴露出来了。从“大内参”不断透露的情况看，那套极左路线在实践中所造成的危害，越来越清楚了。饿死人的消息在内部刊物有越来越多的报道。河南省有的地方，由支部书记集体组织出外讨饭，全国的浮肿病患者，据不完全统计，以亿人的数目计算。这时，他想起了他换便衣那天，毕秘书的一句非常具有哲理性的语言：“当真理被权力愚弄了的时候，遭殃的就是人民了！”
到了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公共食堂被解散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大跃进”中盲目招工中，下放到农村两千万人，被“敢想敢干”破坏了的各项制度，逐渐恢复。那种“革命浪漫主义”所宣传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呔，我来了！”为求实作风所代替。
到了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和各条战线纷纷制定“小宪法”式的工作条例：“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手工业三十条”，“文艺八条”等等，陆续出台。张敬怀理所当然地想：是因为极左路线那一套在实际工作中碰了壁，吃了苦头，“物极必反”的规律起作用了，虽然谁也不那么说，实质上是纠正极左的错误。在各种会议上都提倡调查研究，政治空气开始松动。在“反右倾”运动中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陆续“平反”，摘“帽子”。人们开始敢于讲些真话，反映真实情况了。这时，张敬怀不断深入到各市、地、县、公社，了解情况。原来他觉得自己对地方情况不熟、不懂，不敢具体抓工作，现在开始进入他的副书记角色了。
可是，为他配秘书的事，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虽然单主任为他找了好几个，没有一个是他中意的。他选择秘书的条件主要有两条：一是品质好，一是文笔有才气。品质好的标志是敢于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文笔好的主要标志是，有文采，文字表达能力强，根据他的意图起草各种稿子，不用自己再大改。
有一天，办公厅秘书处送来一大堆文件，有一份省报刚刚出版的内部刊物，名叫《求实》，实际上是一份供省委领导看的“内参简报”，他先浏览了目录，有一篇标题《最常说的，最难做的》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饶有兴趣的读着。那文章一开头的几句，就颇具理论色彩。文章说：
“实事求是，是我们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我们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是我们制订一切政策、方针的基础，实事求是，也是马列主义的灵魂。……”
接着论述道：
“我相信，没有一个群众没有听说过‘ 实事求是’ 的，没有一个干部没有讲过工作中要”实事求是“的。我们说得最多的是”实事求是“，做起来最难的也是”实事求是“。
接着作者举出了许多实际工作中的事例，来证明自己“最常说的，最难做的”的观点：
“在大炼钢铁的时候，我们没有调查研究，也没有论证，最起码的要问一问，我们有没有原料？有没有技术力量？在当时，一个县，一个公社都比着‘ 放卫星’ ，日产千吨铁，万吨钢的”卫星“满天飞。”放卫星“就是一切。于是，一窝风式的搞了许多‘ 一脚踢’ 式小高炉，连好好的铁锅，犁铧，甚至门了吊，都炼了铁。有的地方盲目追求‘ 大’ ，越‘ 大’ 越革命。某公社动员两千农民中的强劳力，要建‘ 世界第一高炉’。干了两个月，炉基竣工时。两千人开庆祝大会，连炉底都没有坐满。当时，为什么不想一想，问一问：这样大的高炉，炼一炉铁需要多少矿石？多少焦炭？多少石灰石？用多么大功率的鼓风机？在一片荒郊中，没有铁路，怎么运输？……可是当时没有人去问，也许是不敢问……”
作者又举出了前年秋冬之间的“深翻土地”运动。文中说：
“当时领导号召说，‘ 深翻’ 能增产，土地翻得越深越好。有的地方深翻三尺，有的深翻五尺。实际情况是：任何一个地方的农民都知道：各个地方土质不同，有的土质只有浅浅的一层薄熟土，往下翻一尺就是生土或者是沙子。这是一个连最普通农民都懂得的道理，可是，当时谁翻得深，谁就革命，抵制深翻，就是‘ 右倾’ ，就要被拔‘ 白旗’ ……
“再就是‘ 密植’ ，说是密植能增产，不管什么土壤情况，越密越好。有的地方一亩地播三斗种子，出来的苗子，像毯子毛，如何能够增产？可是当时谁不搞密植，就要挨批判……”
作者还举出了其他各条战线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一些例子。接着作者论述了我们实际工作中违反实事的原因：首先作者谈到刮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的问题。接着作者又提出了很有创见性的说是“四不正之风”：一是，搞什么工作，不区分具体情况搞“一刀切”；二是，只能听一种意见，听不得不同意见造成的“一边倒”；三是，用“大呼隆”“一窝风”式的“一阵风”；四是领导干部中的“一言堂”。这是“实事求是”说得最多，做起来最难的根本原因……
文章结构严密，层次分明，逻辑性强，观点犀利，没有“党八股”气，特别是在“反右派”后，敢于讲真话，这使张敬怀甚为赞赏，佩服。他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既联系实际，又上升为理论的并且敢讲真话的好文章了。文章署名为“卜奎”，这个卜奎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张敬怀放下“内参简报”，马上给办公厅打了电话，要他们派个人来见他。
十多分钟后，一个临时为他服务的名叫刘吉有的秘书就来了。这个办公厅的秘书，才三十多岁，头顶已经半秃了。好像是过分发达的脑细胞给顶掉的。
张敬怀让刘秘书坐下，指着茶桌那本打开了的“内参简报”问：“这篇文章你看了没有？”
刘秘书看了张敬怀指着的标题回答：“还没有。”
“这篇文章写得相当不错……”
张敬怀好像是下意识地说了一句，说后他立即感到有些后悔：对这么一篇尖锐的文章，作为省委领导面对下级，先表态是很不适当的。
“是，是！”刘秘书回答。
张敬怀觉得不高兴：你没有看，怎么我说好，你马上就说“是是是”呢？
原来办公厅想让刘秘书当他的专职秘书，他一直觉得这样的人，可能很听话，但决没有一个好秘书的品格，他不喜欢这种性格的人。
张敬怀说：“这个叫卜奎的作者，在哪里？做什么工作？”
刘秘书说：“我马上去查一查。”说着走出张敬怀的客厅，到西厢房打了个电话给报社，不到五分钟，回来向张敬怀报告：“这位卜奎同志是三平地区地委宣传部的一个宣传干事。”
“你打个电话给三平地区宣传部，让卜奎同志来一趟，我想和他谈一谈。”
“好的。”刘秘书见张敬怀不再说什么，转身告辞。
“好吧！”张敬怀说。
次日上午，卜奎就到了张敬怀的客厅。使张敬怀惊异的是，原来他以为这个卜奎起码应该是四十岁的人，没有想到，竟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虽然戴着一副近视镜，但一张娃娃脸，好像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中学生。
刘吉有先给张敬怀作了介绍，“这是张书记，这是三平地区的卜奎同志。”
张敬怀和卜奎握了手，刘吉有说：“张书记没有别的事，我就回去了。”
“好吧。”张敬怀说，他和小青年的谈话，不希望这个人在场。
卜奎说：“我是三平地区的卜奎，昨天接到省里的电话，今天一早就来了。”
张敬怀说：“你坐下吧。”
卜奎环顾张敬怀的办公室，周围全是大书架，精装的，线装的，摆得满满的，地上的书也是成堆成罗，他想，张书记一定是什么大学毕业的学问家。但他不知道这位书记要找他干什么，在等着发问。
一般像他这样的青年，见到省委书记这样的高级干部，都会有些紧张和拘谨，可是卜奎却坦然地坐在他身旁的沙发上，不卑不亢的样子。
张敬怀指着那份“内参简报”问：“这中间那篇《最常说的，最难做的》是你写的吗？”
“是。”卜奎回答。
“我们这些领导干部。虽然也常常到基层了解情况，调查研究，有时开现场会，到底能看到多少真实的东西，我经常怀疑。你们在基层，比我们更接近实际，我想就实事求是问题，就你自己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