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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母亲带走的行李箱里，不仅仅有她的笑声，她也把整间屋子里唯一比他高的人带走了。不能说琼是个温柔亲切的人，但她至少还是挡在了这个儿子和一片乌云之间。那些阿姨给他递糖果，捏他的脸颊，甚至问他自己穿的裙子好不好看。哈罗德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好像没有了界限，每次她们一碰他，他就往后缩一下。
“我并不是说他怪，”他的梅阿姨评论道，“可他就是不愿看着你。”
哈罗德现在走到比克利了。旅游指南说，他应该去看一看埃克斯河岸边的红砖小城堡。但一个穿橄榄色裤子的长脸男人告诉他，那本指南的内容已经过时了，除非他对豪华婚礼或神秘谋杀案有兴趣。他向哈罗德推荐比克利磨坊的手工艺礼品店，说那里还比较有可能找到合他口味和预算的东西。
哈罗德看看店里的玻璃饰品、香薰袋、当地人手工做的喂鸟器，没发现什么特别感兴趣或者需要的。他有点失望，想离开，但作为店里唯一的一个顾客，又有店员盯着，好像非买点什么不可。他带着一套共四个杯垫离开了，上面印着德文郡子，他给她选了一支圆珠笔，按一按笔尖就会发出暗暗的红光，当她想在黑暗中写字的时候，就可以用了。
“没妈的哈罗德”，学校里的孩子都这样叫他。他不肯上学了。
“没事的。”他的薇拉阿姨说。梅阿姨离开后，她就睡了梅阿姨的位置，“他蛮会讲笑话的，偶尔也有几句点睛之笔。”
疲惫又凄凉的哈罗德在一家“渔夫小舍”点了餐，眺望着河面的景色。他和几个陌生人交谈过，得知这不平静的河面上有座桥，是西蒙和加丰克尔写那首歌的灵感。他在对话过程中又点头又微笑，好像在仔细聆听，实际上满脑子都是走过的旅程，过去的时光，还有自己的脚到底怎么了。情况有多严重？会不会自动消失？他早早就上床睡了，安慰自己多休息一下就没事了，但痛楚并没有好转。
“亲爱的儿子，”琼寄来的唯一一封信是这样写的，“纽西兰是个很棒的地方。我非离开不可。我不是做母亲的料。替我问候你父亲。”最糟的不是她一走了之。最糟的是她连个解释都写得错字连篇。出发的第十天，没有一个动作不在提醒他他有麻烦了。每牵动一下肌肉，他的整条右腿都好像在灼烧。他想起自己在电话里给奎妮的疗养院留下的十万火急的宣言，觉得真是既幼稚又不恰当，连那天晚上和社工的对话也让他惭愧不已。一夜之间仿佛发生了什么，使这个旅程和他的信心断裂成两件不相干的事情，剩下的只有艰苦无边的跋涉。他走了十天，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不断地将一只脚迈到另一只脚前面，现在却发现信念低到了脚下，之前强压着的担忧渐渐成了隐伏的事实。
到目前为止，顺着A396国道走到提伯顿那三英里半是最艰难的。路边几乎没有躲避来往汽车的余地，虽然越过刚刚修剪过的灌木能看到埃克斯河面闪烁的银光，他还是宁愿自己没看到那些四棱八角的枝叶。路过的司机按着喇叭朝他大喊大叫，叫他离开马路。他很是为现在的进度自责，照这个速度，要圣诞节才能赶到贝里克了。“连小孩子都会做得比你好。”他这样对自己说。
他想起了疯魔起舞的戴维，想起那个不顾一切往深海游去的男孩。又看《~文~》到自己试《~人~》着给这孩《~书~》子讲个笑《~屋~》话，戴维听完后整个脸都皱起来，“我不觉得有什么好笑的。”他说。哈罗德含泪回忆着这些画面。他向他解释笑话的笑点在哪里，说笑话就是为了让人轻松一笑，然后又讲了一遍。“我还是不明白。”戴维回应。稍后哈罗德听到戴维向浴室里的莫琳重述那个笑话。“他说这东西好笑，”戴维抱怨道，“他还讲了两遍，我愣是没笑出来。”即使在那么小的年纪，他已经可以把话讲得如此阴沉。
哈罗德想起十八岁的戴维，头发垂过肩膀，手和脚长长地从袖口和裤管里伸出来。他看见这年轻人脚踩枕头躺在床上，双眼死死地盯着一个地方，哈罗德几乎要怀疑戴维是不是能看见什么他看不见的东西。他的小手腕瘦得只剩下骨头了。
他听见了自己的声音：“我听你母亲说你考上了剑桥。”戴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继续盯着那片虚无。哈罗德想过将他揽进怀里，紧紧拥抱一下。他想说：“好样的，儿子，我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你这么聪明的孩子？”然而他最终只是看着戴维深不可测的脸，说了一句“老天，太好了，老天”。
戴维嘲弄地一笑，仿佛父亲讲了一个笑话。哈罗德拉上房门，跟自己说，有一天，当儿子真正长大成人，他们之间相处或许会容易一点。
从提伯顿开始，哈罗德决定一直顺着大路走，他安慰自己这样走线路更直。沿着大西部的线路一直走，穿过乡村小径，到A38国道位置，这样还有二十英里就到陶顿了。
暴风雨就要来了。乌云像兜帽一样盖着大地，却在布雷克顿山边留下一道诡异的光边。他第一次想起了自己没带的手机，不知道前方等着他的是什么，他很想和莫琳说一下话。树梢在花岗岩一样的天空下微微发着光，在第一阵风打到的时候疯狂地颤抖起来，树叶、短枝都卷到了空中。鸟儿在叫。远处一道雨幕出现在哈罗德和群山之间。第一滴雨落下，他把头缩进外套里。
无处可避。雨打在哈罗德的防水夹克和脖子上，甚至流进绑着松紧带的袖口。雨点像豆子一样落下，在水洼里回旋，在排水沟里冲刷。每驶过一辆车子，雨水便溅到他的裤子上，然后顺势流入帆船鞋里。一个小时之后他的脚就全湿了，身上的皮肤被湿透的衣服粘得痒痒的。他不知道自己肚子饿不饿，也想不起自己吃过东西没有。只有右腿仍然痛着。
一辆车在他旁边停下，溅起的水花直甩到他腰上。没关系，反正已经不能再湿了。乘客座的车窗慢慢摇下来，里面传出一股新皮革和暖气混合的味道。哈罗德弯下腰。
车里有一张年轻的，干燥的脸：“需要搭你一程吗？”
“我需要走路，”雨水刺痛了哈罗德的眼睛，“但谢谢你停下来。”
“真的没关系的，”年轻的脸坚持，“这种天气，谁都不该待在外面。”
“我发了誓的，”哈罗德直起身来说道，“我必须一路走过去。但是非常感谢。”
接下来整整一英里，他都在问自己是不是个傻瓜，想象着坐在热气腾腾的车厢里，让双脚休息一下。如果他一路这样搭便车的话，不出几个小时就可以到贝里克了。也许第二天早晨以前就能到。他走得越久，奎妮还活着的可能性就越小。但他仍坚信她在等着。如果他没能履行自己这边的诺言——无论这“协议”看起来多荒谬——他肯定自己一定不会再有机会见到她了。
我该怎么办？给我一个提示吧，奎妮。他有可能边想边大声说了出来。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停了下来，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时候重新回到了他眼中。
一辆巨大的货车轰隆隆朝他开过来，疯狂地响着喇叭，把他从头到脚溅满了泥。
然而另一件事发生了。是那种还没结束就叫人意识到其重要性的事。快到傍晚时，雨突然停了，甚至让人怀疑是不是根本没下过雨。东边的云层撕开一道裂缝，一道矮矮的、闪亮的银光破云而出。哈罗德停下来，看着那块巨大的灰云一点一点裂开，呈现出全新的蓝色、明亮的琥珀色，还有蜜桃色、绿色、深红色。渐渐云层透出了一种暗暗的粉色，仿佛被那些鲜活的色彩穿透了，融合在一起。他动弹不得，急切地想亲眼看见每一点改变：地上的光是金色的，连他身上的皮肤也因此暖起来；脚下的土地咯吱作响，仿佛在耳语什么；空气闻起来是绿色的，充满了新生；软软的水汽升腾而起，如缕缕轻烟。
哈罗德累得几乎抬不起腿，但他看到了这么丰盛的希望，叫人眼花缭乱。如果他能一直将眼光集中在比自己伟大的事物上，他知道自己一定可以走到贝里克的。
奎妮还活着。她也相信了。她在等他。
11 莫琳与临时医生
接待员一个劲地道歉：因为实行了新的自动化服务台，她没法帮莫琳办理预约医生来访登记了。“但是我就站在这里呀，”莫琳说，“为什么你不能帮我登记呢？”接待员指指离主接待台几英尺的屏幕，向莫琳保证自助服务操作非常简单。
莫琳的手指湿答答的。自动服务台问：请问您是男性还是女性，她按错了按钮；输入出生日期时，她将月份输到了日期的位置。最后她只好求助于一个年轻的病人，那病人对着她的肩膀结结实实打了一个喷嚏。到她登记完，身后已经排起一条短短的队伍，有人抱怨，有人呻吟。屏幕上跳出一行字：请咨询主接待台。整条队伍都不约而同地摇摇头。
接待员又一次忙不迭地道歉。莫琳平时看的医生临时有任务不在，但她可以选择看一个代理医生。
“为什么我刚来的时候你不告诉我？”莫琳大声说。
接待员开始念叨第三遍道歉辞。“都是那个新系统，”她说，每个人都要通过这个系统才能查询出结果，“连领养老金的老人也一样。”她问莫琳愿不愿意第二天早上再来一次，莫琳摇了摇头。如果回去，不知道还能不能鼓起这勇气再来一趟。
“您要喝杯水吗？”接待员说，“您脸色有点苍白。”“我坐一会儿就好。”莫琳说。
戴维说她能自己离开屋子，这当然是对的，但他不知道一路上的焦虑有多难熬。并不是因为她想念哈罗德，她告诉自己。但独自一人走在外面这个世界的确是一个新挑战，叫人害怕。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做着最平常不过的事情：开车、推婴儿车、遛狗、回家。仿佛生活一点没变，可明明就变了。这是一个新世界，一个不对劲的世界。她将扣子直扣到脖子那里，翻起衣领包住耳朵，但空气依然凛冽，天空太开阔了，周围的形形色色太强烈了。她趁雷克斯没有看见她冲出了福斯桥路，一口气逃到市中心。码头旁的水仙枯黄了，花瓣皱起来，连春天都要结束了。
在候诊室里，她试着看杂志，但读到的只是一个个分离的单词，连不成有意义的句子。她注意到身边那些与她同样年纪的夫妻坐在一起，相互陪伴。空气中的微尘在午后的阳光中回旋飞舞，好像有人在用勺子不断地搅动一样。
一个年轻人打开诊室门叫了一个名字，莫琳继续坐着，想是谁这么久都没有反应，突然才意识到医生喊的是自己的名字，忙站起来。那代理医生看来刚刚才毕业，连那套深色的西服也撑不起来。他的鞋子擦得锃亮，突然让她想起戴维上学时穿的鞋子，心里一阵刺痛。真后悔向戴维求助，待在家里多好。
“有什么可以帮您吗？”代理医生深鞠一躬，声音细不可闻。一句话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从他一开一合的嘴唇里滑出来，莫琳要努力将身子探前去才能听到。搞不好待会儿他会给她安排一个听力检查呢。
莫琳开始向他解释丈夫如何为一个二十年没见的女人离家远走，并且坚信自己的行为可以治好她的癌症。他已经走了十一天了，莫琳絮絮说着，手里的手帕拧成一个结。“他不可能走得到贝里克的。没有地图，又没有合适的鞋子，连手机都没带。”一口气向陌生人说完一切，她不能自已，几乎哭了出来。她鼓起勇气偷偷瞄了医生一眼，他就像刚被人狠狠踩过一样，眉头的川字像用黑笔填过。
他慢慢开口，好像在寻找合适的词汇：“您丈夫以为他正在拯救一个旧同事？”
“是的。”“治好她的癌症？”
“没错。”莫琳不耐烦起来。她要的不是解释，而是他马上可以理解。她来这里又不是为了帮哈罗德辩护。
“他认为自己可以怎样救她呢？”“他好像觉得徒步走过去就可以救她。”他的脸沉下来，这下子下巴上也多了几条深深的线：“他以为走一段路就可以治愈癌症？”“是一个女孩子给他的启发，”她回答，“在一个加油站里，她还给他做了个汉堡。哈罗德在家从来不吃汉堡的。”“一个女孩子告诉他，他可以治好癌症？”再这样下去，这可怜的男孩恐怕整张脸都会掉下来。莫琳摇摇头，试着理清条理，突然感到一阵疲惫。“我很担心他的身体。”她说。“他身体还健康吗？”
“他有点近视，两颗门牙都补过。但我担心的不是这个。”
“他认为可以通过走路治好癌症？我不明白。他有宗教信仰吗？”
“他？他只有在倒车不小心轧到花园时才会叫上帝。”她笑了一下，让他知道自己是在开玩笑。医生看起来更迷惑了。“哈罗德六个月前退休了，退休后他就变得非常——”她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