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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个跛脚的乞丐端着铁筒移过来，我见里边都是一毛五毛，索性将裤兜里的一万元放进去。乞丐低头看着，脖子僵直，欲哭无泪。我踢了他一脚，他想到什么，弃掉拐杖，风一般遁了。店主错愕不已。我想他明白了，我并不在乎玉佛能卖多少，我只需要一万。
吃饭时，我开始省着点花，去火车站坐的也是公交车。这是事情的原则。距离火车站很远，我便拆下手机电池。
火车站广场有一面孤墙，绘着巨大的中国地图，人群像鱼儿般拥来拥去，将它一遍遍经过。我站在它面前，像站在时间之河，一天之后公安局长也会站在这里。我们思考着同样的问题：一名逃犯他会往哪里逃？对我来说，它充满无限的可能性，而局长必须拿起奥卡姆剃刀，将目标削为两处：一、逃犯在那里有着重要的利益或情感约定；二、逃犯在那里有认识的人。
剩下的他只能听天由命。
我扪心自问，在这世界与谁也没有约定，如果非得算上一个，那就是自己。很早以来我就想去海拔很高的名山观看日出，我一度觉得这是治疗人心衰竭的唯一办法。而我在异地认识的人，妈妈、大多数的亲戚以及原来的同学都住在A县，只有一个姑妈家的表姐生活在遥远的T市。
我到售票大厅排队，准备买明天下午四点半离开的票，半小时后陡然想到它是过路车，可能晚点，便走出队伍重新盘算。最终买好的是明天下午四点十分从此地始发的票。售票员说只有软卧，我说不要，她说没有硬座，我说那就站票。此后，我找到一家离火车站很远的机票代售点，接通手机信号，当着摄像头拿出身份证，花几百元买到一张明天晚上九点出发的折扣票。
出来后我将机票塞进排水口。
下午，我找到曾经去过的那间服装店。店主穿着旧连衣裙，扑在收银台上打盹，嘴角流着口水，一丝眼白可怖地露出来，门口的喇叭则来回播放清仓的消息。我看见上次试过的衬衣、西裤、皮鞋和公文包还堆在那里，没有收拾。
我敲打着桌面，她从久远的地方醒来，“看中什么了？”我指着那四样。她看着它们，又看看我，记起来了，说：“二百你都不要。”
“不，我要，我要两套。”我从一沓钱里抽出四张。她狐疑地看着，笑容忽然像伞般打开，人飞将起来。这让我感觉自己像上帝，我是在将甘露洒向最困厄的女人，使她获得往下活的力量。
她给我倒茶，不停地说：“我就说你看起来不像不诚心的人。”我见如此，索性将单子交给她，她从自己店里拿，或者去隔壁店里借，将我需要的皮带、鞋油、香水、帽子整齐全，还将那半瓶啫喱水送给我。我让她将帽子换了个大号的。
她打好包后，搓着手，像孩子等待领赏那样。我又抽出两张，她说：“多谢叔，叔是大老板。”我真想凑过去亲她一下，手却抽回来一张。我眨眨眼，走了。我想她很开心。
我还买了老鼠药、压缩饼干和矿泉水。其中一袋饼干在家拆着吃了，吃不掉的倒进去老鼠药，就着塑料袋揉，直到它们被揉碎揉匀。然后我像任何即将远行的人那样，亢奋地收拾行李。我将钱塞到旅行包最里边，将内裤、鞋油、牙刷、牙膏、毛巾、洗发水、肥皂、饼干、矿泉水铺好，再在上边放置眼镜、公文包、衬衣、西裤、袜子、皮带、皮鞋、啫喱水、梳子、香水。火车票和两张身份证放在钱包里。有一张是假的，是蓄须之前出于好玩，花一百元找办证广告办的，在那上边我叫李明，北京人。
帽子拿在手里，我转动着它，又将它戴在头上。我在想还有什么遗漏的。我不相信自己，又打开旅行包，将东西倒出来检查，果然发现少了一把剃须刀。这并不致命，下楼买一把就是，但它还是提醒我，这是我人生中能主动做的最后几件事之一了。
此后我开始收拾房间，客厅本来就小，婶子居住时，往里又添出许多无用的东西。我关死两边的玻璃窗，拉上窗帘，将电视柜、沙发、鞋架、盆景以及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堆到一个角落，用拖把将空出的地方拖得一尘不染［小说网·。。］，随后将洗衣机从卫生间推出来，搁置在门边。那些弹簧刀、尼龙索和掺好老鼠药的饼干袋则放在屋角，透明胶撕开，粘挂在墙上。
我躺在地上，沉浸在将要离去的忧伤里，给妈妈打电话。这是我第一次主动给她打电话。我们经常吵架。
爸爸死时，妈妈一滴眼泪没流，也不觉得害怕，开始做生意。她将饮料卖给别人，自己则用热得快烧水，有时货物来了，为省搬运费，自己一箱箱搬回来。我要是吃点什么零食，她便说不卫生，都是臭油炸出来的。我说这么大的牌子怎么可能坑害顾客，她说，那也是钱，你吃掉一袋，我得卖出整整一百袋才能赚回来。
“你赚钱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说。
“当然是为了你。”
“为了我你还不让我吃。”
“我还不是为了你的将来。”
“我将来要是得癌吃不下东西，你不是白搭？”我将东西扔了，听到她蛮横地说：“那你现在也不能吃。”我觉得她只爱钱。她每次看见我消耗它，眼神都会充满失去它的悲壮。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要在一千元和我之间作出选择，她会选前者。但后来我觉得并非如此，之所以经常发生这些可笑的争执，是因为我的成长让她害怕。这个文盲唯一懂得并且经过实践检验的道理是辛苦赚钱，这是她能控制我的唯一资本。
后来我很少与她纠缠，她爱怎样就怎样。但现在，当她的声音传来，一想及自己要永远滑向另一个世界，我便泪花翻滚。我想起一本书里说的，“人只有一个妈呀”。我静静地坐着，悲伤地听她严肃的说教，她说：“你的人生大事落实了，更加要听叔叔婶子的话，平时放勤快点。”
我说：“嗯。”
彼此又没什么好说的，我便问：“婶子去了吗？”
“来了，看得起我，给我带了好几件高级衣服呢。”
“什么时候走？”
“明天下午。”
我觉得就这样，便挂掉电话，然后给孔洁发短信。我说：“我实在受不了，真想杀掉我的婶子。”她回电话过来，说：“你别急，冷静点，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好不好？”她的声音像是自天而降的水瀑，缠绕在我身上，转瞬又消失掉。我顿在那里，冲动莫名。当它再度传来时，我听分明了，那是柔弱、真诚、焦灼和不离不弃，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爱，即便她爱的是所有人。我放声大哭。
我哭得那么伤心，以致很久都觉得不真实。我走来走去，终于就着悲伤，找出本子，记起日记来。我绞尽脑汁，只写出几个干巴巴的句子，后来便这样写：
表姐 表姐 表姐 表姐
表姐 表姐 表姐 表姐
表姐 表姐 表姐 表姐
表姐 表姐 表姐 表姐
我写了一页又一页，直到再也写不动。
第五章 行动
我等不及了。
我换上另一套T恤、球裤，
拿起弹簧刀，走过来，走过去。
嗒，嗒。
闹钟定的是上午九点，八点我就醒了。我给孔洁发短信：“我和婶子撕破脸了，无家可归，下午两点当她面取东西，你能来么？”
她回：“不能挽回么？”
我回：“不能。我已经买好傍晚回老家的火车票。”
然后手机许久没有动静，我盯着它，觉得人和人终归相隔，此一大事，彼一鹅毛。我熬不住想打过去时，她又回过来：“你先别着急，看看能挽回不？”
我回：“现在你说话方便么？”
她回：“方便。”
我便将电话打过去，说：“到时你能来一趟么？”那边又没声音了。我知道她在犹豫，她一贯奉行的是乐于助人的原则，现在内心生出的感受却是“麻烦”，她觉得这事很麻烦。我有些失望，说：“就当我没说过，就这样。”然后挂掉电话。
一会儿，她发短信过来：“我来，你别灰心，你要相信任何事都是可以挽回的。”
我冷漠地回：“多谢。”想想又回了一条：“我永远不想让第三个人知道这段屈辱。”
她回：“好。”
这时隔壁何老头儿在炒菜，铲子不停抄着锅底，声音撕心裂肺。我戴上帽子，穿着T恤下楼。快到岗哨时，我将拖鞋拖得山响，哨兵目光斜视四十五度，五指并拢，贴于裤缝，就像雕塑般纹丝不动。我走近看，汗水淌了他一脸，而指尖和臀部由于用力过猛正在轻微抖动。
我咳出好几声，才想到一个称呼：“同学，你这个班是站到下午么？”
他像机器人般旋转九十度，啪地立正：“是，下午三点。”
“我有个朋友两点过来，麻烦你到时放行。”
“他长什么样子？”
“是个女的。”
他露出会意的笑。我摘下帽子，不停地扇，说：“好晒。”他说“是啊”，借着这个机会松弛下来，想和我多聊一阵。他当然知道我是军校教务处处长的侄子。我傲慢地走掉。我厌恨他这种生活，不想和他们打交道。
我找到一家生意差的理发店，只说一句“也该理理这乱蓬蓬的头发了”，他们便像雀儿般扑来，唧唧喳喳地开风扇、倒茶、搬椅子，问我用什么洗发水，要弄什么发型。我翻过册子，看看他们头上，都是一个鸟样，像是雉尾五颜六色耸成一团，便说：“你们能弄点正规的么？”他们又拿来一本册子，上头尽是日韩清纯小生，无时不在展现叛逆背后的幼稚。我摆摆手，想描述又描述不出来，此时电视恰好放准点新闻，有位看不出年龄的男子在播报新闻，我便说要那样的。
我看着电视，忽然想播音员的每个动作、每句话其实都在展现这个职业无尽的合理性，便讨来纸笔，细细记录。我想人要迅速赢得周围人的尊重和信任，必须掌握以下几个要诀：
1。服装简洁普通，色调稳重；
2。发型为二八偏分，发线向后向右，一丝不乱，积极健康；
3。面部表情不能丰富；
4。动作平和、自然、适中；
5。头部端正，下颌微收，时刻保持自然诚挚的微笑；
6。眼睛不能睁大，也不能迷糊，眼神明亮、集中、柔和，角度正视（略偏下），做到眼前有人，心中有人。
我对镜自审，看到的是一张截然不同的脸。我眼神冷漠，无所依附，嘴角下拉，胡子拉碴，头发向各个方向蓬散。那些在岁月中生发的慵懒、无聊，已然刻印在脸上。我想即使我没犯事，人们也会第一个怀疑我。
我苦心模仿播音员的仪态，分寸极难把握，有一阵子理发师和我都觉得没有比这好笑的事了。但当发型弄好时，我眼前一亮，都有点认不出道貌岸然的自己了。理发师说要不要刮胡子，我说不要，便结账走人。
时间尚早，我无所事事，寻到一个台球摊。大上午的，客人稀少，我提出和老板对打，老板斜眼看着我，沉稳地说：“我不怎么会打啊。”而手已经提起杆子。
“我也不会打。”
他开球就塌杆，我让重开，他说：“比赛就是比赛，不讲人情。”我说好，提起杆也姿势难看地打起来。第一局是五十元，我不想赢，他也不肯进球，嘴里一再说自己真不会打。我知道他在钓鱼，便顺水推舟连收两局。
第三局他说行价是翻倍，我说好。他又说：“我可要好好打了。”我说好。他知道我的斗性还没被激发起来，因此仍旧装出一副菜鸟的样子，对每个球都郑重其事地长考，出杆患得患失，但是想进的球都会进。我从冰柜拿了瓶啤酒，咬开喝了，然后闭目养神。其实我很烦，我打台球就是这样，没打时想打，打过三局便兴味索然，对手总是越来越磨蹭。
他打得没什么打了，做好防守，谄笑道：“承让承让。”
我走去一看，知他欺我不能解开，便打了个白球反弹，将目标球撞入底袋，然后手起杆落，直打得洞口剩下一枚黑球。他像首级要被割掉，将球杆放到一边。我将白球径直打入空袋，将球权留给他。他说：“兄弟好爽性。”
我说：“就当请我喝啤酒。”
他还要找我打免费局，我摇摇头，说：“有句话不知你懂不？虽然你年纪大我很多。”
“你说。”
“每次我打球时，心里都会涌出一种不如去死的恶心。”
“我懂。我比你更懂。”
他当然比我懂，有什么比一个人经年守着一个台球摊，看着球子成千上万次聚散离合更痛苦的事呢？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里说的：把一桶水从一只桶里倒进另一只桶里，然后再从另一只桶里倒回原先的一只桶里，几天之后，囚犯宁可死掉，也不愿忍受这种侮辱。
午饭吃的是新奥尔良烤翅，这是我的圣餐。每次想吃时，我都会控制住欲望，直到抵挡不住，好似漫天飞着的都是焦黄色、滑腻、多汁的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