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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毛垢，放在奶粉盒里炖烂，再加上少许盐末就着吃。还舍不得一次吃完，一次吃一点一次吃一点。吃了三四天，还剩小半罐了，他又添满了水，放在炉子上炖着，去上厕所。谁知便后回来，罐头盒竟然不翼而飞了。四壁张望见一名叫王彦的榆中县老师手里端着他的罐头盒正往嘴里塞东西。他喊了一声，你这是干什么，有你这样的人吗？王彦苦笑一下，脸色变得惨白，说，你已经吃几顿了，我吃点就不行吗？我也想保命呀！王永兴没说第二句话，默默地躺在炕上。他闭上眼睛，还看见王彦那惨白苦笑的脸在他眼前晃呀晃呀。
时间已是12月上旬，医院病号们的情况更为严峻：每间病房每天都有一两个病号死亡，原先健壮的人也都衰竭了，躺倒了。死者被人用他自己的被子裹一裹，抬到门口放着，有专人用架子车＇4＇拉走。拉人就像拉麦捆子一样，一个摞着一个，一车要拉七八个人。早些天人死了还拉远一点，拉到沙梁的背后去埋，近来死的多了，埋人的人也没力量了，拉到房后边的沙坡上就埋了。
对于死亡，领导也想了很多办法，每间病房派来两名身体健壮的看护——以前留下来的劳改释放后的就业人员、杂役、被称为拐棍的分队长们——给病号打饭端水，端屎倒尿。不叫他们动弹，节省哪怕一点点体力。伙食也有所改善，粮食一点也没增加，但每天要宰几只羊，给大家增加两顿羊肉汤。但一丝肉也看不见只漂着几丁丁胡萝卜的清汤能有多少营养呢？死亡不仅得不到控制，越发加剧——病号们的体质状况已经衰竭之极，不可逆转了！
石玉瑚死了！虽然他的家人通过邮局寄来了几斤熟面，但已经晚了，无济于事了，吃完那些熟面之后就告别了人世。在王永兴的印象里，这是个为人正直、不屈非议的人。在病室的同伴们一个个不声不息撒手人间的当儿，他也奄奄一息了，但是，当医生来给他打针的时候，他却推开了医生的手。他也拒绝吃药。看护给他拿来维生素之类的药片，他不吃。他对看护说，拿回去，给大夫去，就说我用不着这些东西！一次陈院长来劝慰他，叫他吃药接受治疗。他无动于衷直言不讳地说，我得的是空肠病，打针吃药没用处，你们节约下这些药片片吧，给有用的人吃去。与其吃药，还不如给我一碗面汤顶用。陈院长怔怔地站了两分钟，一言不发地走了。两天后的一个夜里，石玉瑚静悄悄地走了。早晨，王永兴怀着对乡亲的崇敬之情亲视衬殓，用他的被褥裹尸，一拉拉起褥子，发现大把的药片压在褥子底下。
人死如灯灭，这话说得真对呀！病号大部分都是入睡后死去的，没有呻吟，没有痛苦的挣扎。他们静静地安详地死去，就像一盏灯熬干了油，无声无息地熄了。
领导认为，这是黑夜的罪过，是睡觉的罪过！他们对看护规定：夜里要把火生旺，守着煤油灯坐着，随时听候病号们的使唤和求助，要时时动员病号们说话和聊天，要坐着，以防睡死过去。但是死亡不可遏止。一位和王永兴挨着睡的叫蔡子贺的老人，约50多岁了，由于无力交谈，王永兴始终没问过他的身世，他自己也没说过。王永兴曾两次发现他不说话了，睡死过去，叫看护去叫医生。医生来了，实行人工呼吸，打葡萄糖，把他救活了。他确实多活了两天，但是第三天夜里，他壅着被子坐着，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韩大夫跑来做人工呼吸也无济于事了。
从住进医院以后，王永兴身旁抬出去了三具尸体。除了蔡子贺，另外的两个人他连名字都不知道。因为那两个人是新补进来的，进了病房就躺着，护理员端来了饭就吃，吃了就躺着，一句话也没说过。
一个病号死了尸体抬出去了，又拉来一个新病号补上，补上的人死了再拉一个人补上。
王永兴是最幸运的了。那张驴脸皮吃完的第三天，他的女人巨勤英千里迢迢来看望他，带来了四斤熟面和一包甜菜干。女人也被饥馑的日子折磨得瘦巴巴的。还患着严重感冒，高烧把她干瘦的脸烧得红红的，干巴的嘴唇因为高烧贴在牙床上。女人按照老父亲的话到了酒泉县城后去坐班车，可班车要等到第二天。她怕晚一天王永兴就会饿死，女人连夜走到夹边沟来了。王永兴既感动又可怜女人，连夜把女人领到韩大夫的办公室，请韩大夫给女人看看病。韩大夫给了女人几片阿司匹林。翌日晨，女人的身体还没退烧，王永兴不叫女人走，怕她在路上病倒，叫她多住两天，烧退了再回去，可女人也说出了父母说过的话：我是给你送吃的来的，住上两天我把粮食吃完了，你不就挨饿了吗？
女人回去后不几天，又打发弟弟巨生才来了一趟，送来几斤熟面和几个鸡蛋。
他的姨妈从邮局寄来了两斤熟面。
虽然亲人的接济不断，但那仅仅是杯水车薪，只能是一点补充，吊住命饿不死而已。到了12月下旬，他的身体还是到了不可逆转的程度：他已经下不了火炕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干瘪，头一天比一天肿大，小腿的浮肿已经蔓延到大腿根。
他已经不能去猪圈的墙根处捡菜根了。他的身体哪一部分也不觉得痛，但是哪一部分也不听从大脑的支配——软得动不了！睡觉和起床成了很困难的事情：当他挪动一下身体，拉开褥子，拉开被子，拉一下枕头，或者端起饭盆的时候，每一个动作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完成。每一个动作都和电影的慢镜头一样缓慢。他自己感觉，每做一个动作，就如同拉一辆满载的架子车爬坡一样费力，气喘，心跳，头昏，眼黑，耳鸣。每一次起床或者睡觉，穿衣或者脱衣，收拾被褥都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能完成。
他很清楚，死神又一次拉住他的衣襟了，就像去年在银达公社修渠时蹲在自然沟里站不起来一样。他明白，来日不多了。这次和上次略有不同之处是：上次是在身体较为强壮的情况下突然站不起来的，别人扶了扶就回到草房子去了。而这次是生命的一切物质基础消耗殆尽了，像一盏灯已经熬干了油……不是今天夜晚就是明天夜晚，这盏灯突然就要灭了……
王永兴的木箱里，女人、内弟和姨妈送来的熟面和甜菜已经所剩无几了——也就有五六斤了——但他仍然坚持着细水长流。他想再坚持几天，再熬几天——或许老天睁眼，上级把他们送回家去……他已经没有力量在取暖的炉子上去做自己的加餐了。他用一个已经死去的右派遗留下来的装青霉素的方铁盒子自制了一小火炉。他坐在炕上，盖好被子，把小火炉放在面前的炕上，搭上喝开水用的搪瓷缸子，倒上半缸子水，舀一调羹狗肉干，两调羹熟面，三调羹甜菜干。他捡了许多被人扔掉的书，还有自己的书——几本他读私塾时就很喜欢的《古文观止》、《小仓山尺牍》、《儒林外史》、《桃花扇》等——一页一页撕开，点着了，塞进小火炉里，把汤煮开……
他顽强地进行着最后的炕头上的挣扎。他要推开死神的拉住了他的衣襟的手。要撒尿了，他从身旁拿过一个预备好的罐头盒。尿完后伸手倒进炕头上看护们早就摆好的尿桶里……
生命是脆弱的，生命也是顽强的。王永兴终于活到了这一天——1961年1月31日傍晚，院子里房檐下沉寂了多日的有线喇叭突然吱扭吱扭响了几声，有人喂喂喂地喊了几声，讲起话来：以下劳教人员注意，明日天亮之前都收拾好行李，有汽车送你们回原单位……
是右派们没注意听这个讲话呢，还是这突如其来的讲话大家还有点不相信呢，喇叭讲话结束之后所有的病房都静谧无声，死静死静。足足过了一分钟，一间病房里才传出一声尖锐的啸叫声，噢——要回家喽！接着，所有的病房就传出低沉的但却像海啸一样一阵又一阵的呼号声：噢……回家喽……噢……回家喽……这天夜里，根本就不用看护人员招呼，各病房都灯光通明，右派们正襟危坐，欢声笑语，通宵达旦地谈论回家的话题……
和王永兴同住一间病房的一位姓陶的部队干部，是军校教师，1938年参军的老革命，兴奋和激动之情难以抑制，整夜跳进跳出，说呀，笑呀，唱呀，折腾不休。天亮了，汽车来了，临上汽车却一个跟头跌倒了。从酒泉县医院抽来接人的几个医生围着他抢救，打强心针，做人工呼吸，最终也没能醒转过来。
王永兴也很兴奋，早晨起床后收拾行李，他竟然能走路啦！不用看护搀扶他就走到汽车旁。只是胳膊腿疲乏无力上不了车。是韩大夫把他托上汽车的。韩大夫告诉他，陈院长指示，由他亲自送他回永登县去，还有个永登县的中学教师刘杰明。他要负责把他们两人直接送回家去。他和刘杰明的身体太虚弱了，必须有医生护送。
汽车开动了，汽车要把他们拉到酒泉火车站去坐火车。因为只有一辆汽车，走的却有几十个人，有一部分人等着汽车来拉第二趟，车下的人和车上的人互相招手，同时奋力喊着，一会儿见，火车上见。这时王永兴的心头忽地一热，泪水涌上了眼睛。车上坐了二三十人，医院的院子里还稀稀拉拉地站着不足一百人，这是全部病号。而他来住院的时候，全院住着二三百号病人，后来还补充了二三百病人的！车往前行驶，走过了场部的办公室，突然，他的眼睛看见了房后的沙梁，沙梁的斜坡上布满密如繁星的坟冢。坟冢已经铺到水渠边上了，离着最近的房子也就20米远。他突然就泪如雨下，悲从中来。他想起了石玉瑚，想起了蔡子贺，想起了已经葬身明水的赵庭基……想起了夹边沟的两年又六个月的日子……他泣不成声地说了一句：永别了，伙伴们……
后记
王永兴出生在一个家道中落的农村私塾先生的家庭，虽未能赴大都市求学深造，但他一心向学，及长至老耕读不辍，精读典籍。一生中写了许多诗文，晚年出了两本书：《我的心声与轨迹》和《晚晴诗稿》。这里摘抄有关夹边沟的几首诗以示读者。
一
怀乡思亲二首1960年，余由酒泉夹边沟农场转场到高台县的明水农场，因病住在地窖里，无床铺，躺在铺草的湿地上，备极悲苦。时在仲秋夜晚，望月怀乡思亲，占句以寄怀云尔。
明水明月月倍明，清光一片万里同。
深夜抱病坐月下，望月思亲忆永登。
明水仲秋月，水月同一色。
此夜不成眠，望月思亲切。
二
非沟夹边是平原，何以命名解亦难。
西望峪关四十里，南看丝路沿祁连。
北临金塔鸳鸯池，东去民勤戈壁滩。
是地口碑说右派，古今功罪论酒泉。
三
夹边沟是一弹丸，全国地图画上难。
缘以沙沉右派骨，微名赢得倍酒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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