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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的早晨，我独自到病房巡视，在第四间病房，一个老汉喊住了我：解放军大夫，问你个话行不行？
这个老人，前两天我就注意到他了：我给别人看病的时候，他一直是在炕上躺着。他的身上除了被子，还压着一件狐皮领子的大衣。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似乎连坐起来的力量都没有了。但这天早晨走进病房的时候，他在炕上倚着被子坐着，大衣披在身上。
我在他面前站住，说，有啥话你说吧。
我想跟你打听个人。他的脸上显出很谨慎小心翼翼的样子。
打听谁？
我问你，你们部队的编制是不是内卫七十二团？
我说是。咦，你怎么知道我是七十二团？
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又问：你们部队有没有一个叫季自生的人？
我一怔：有啊，是我们团的卫生队长。怎么，你认识他？
他答，认识，认识。
我又问：你怎么认识他的？
他回答：你们部队在武威驻扎过吧？
我又说：住过，我们团部和卫生队都在武威住过。
他说：在武威，我的姑娘跟了季自生。
我说：是吗？那么说你姓吴？
他说：对，我叫吴成祥。我的姑娘叫吴秀英。
我说：对，对，我们季队长的爱人就叫吴秀英。啊呀呀，这么说你就是季队长的岳父了。
他谦恭地点了点头。
知道了眼前的这个老人是我们季队长的岳父，我心里感慨不已。老人瘦得像个骷髅。他的胡子很长，长得垂在胸前，白花花的。他的头发也全白了，和胡子连在了一起。衣襟上全是吃饭拉拉的汤水的污斑。但从他脸上的神态，他的长长的胡须，我仍然觉得他是个有身份的人。他的胡须在进入夹边沟之前，想必是很好看的。我黯然神伤地说：
您姑娘和女婿知道你在这里吗？
嗯……老人支吾了一下。
我又问，你没给姑娘写过信吗？
没写过。
我再问：你为什么不写信呀。你女婿是我们的卫生队长，你写个信，他还不帮助你吗？
老汉不说话。
我停一下说，老人家，你要不要我给您的女婿带个话。
他似乎在思考，过一会儿才说，要是方便的话，你给我要点辣面子。
我说：你不要点糖吗？
他们有糖吗？
有。他有特别供应证。他是校官，少校军衔。
啊，那你就给我要些糖来。
再要些什么？
能要些炒面吗？
能要呀。啊呀，你还客气啥呀，他是你的女婿。你都快饿死了，跟女婿要些吃的有啥不行的。要。我给您要去，要些饼干。
啊，好，好好。解放军，你贵姓？
我说姓尚。我还想和老人说说话的。可这时隔壁房子的一位看护跑进来叫我，说，尚大夫，有个人不行了。我急忙跑去抢救。
抢救完病号，我又到吴老汉那儿去了一趟，坐在炕头上，和他聊了几句。我问他在武威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是县工商联的主任，解放前是商人，经营毛皮生意。我问他女儿是怎么嫁给季队长的。他说女儿在兰州上的师范，毕业后在武威一中当老师，部队和学生搞联欢时，认识了季队长。我又问，你女儿和女婿真不知道你在夹边沟吗？他说，应该知道，我给家里写了信，叫家人给姑娘写信说明我在夹边沟，叫姑娘给我送些吃的。家人来信说写信说了。我说，你姑娘没管你？他没直接回答我，而是说，可能姑娘没收到信吧，也可能家里人哄我——没写信说写信了。我说他们哄你做啥嘛？他说，害怕给姑娘和女婿出难题呗！我是阶级敌人了，帮助我还了得呀！那不是划不清界限吗？同情阶级敌人呀！
我对老汉说，没关系，没关系，你的姑娘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这事我给你办。我找季队长去。什么划清界限不划清界限，岳父要饿死了，他能不管吗？
这天中午回部队吃饭，我想起打电话来的，想在电话里跟季队长谈这件事。可是在连部坐着等上班时间的时候，我又觉得打电话不妥：接线员听见我们的谈话怎么办，传出去怎么办？从我来夹边沟之前季队长跟我谈话的神情来看，他是知道岳父在夹边沟劳教的。既然知道岳父在这儿，又不给予帮助，这说明他的确害怕这件事给他惹出什么麻烦来。
这事我须谨慎处理才是。
下午临下班，我说明天进一趟城，去卫生队要点药去。那几个右派医生很赞成，因为我带来的强心剂和葡萄糖第三天就用完了。
翌日晨，我步行30公里到了酒泉县。我先到邮局把右派们的信发了，然后去了团部。一进大院，我就遇见了季队长。看见我他有点惊讶，问你怎么来了，遇到啥事了吗？我说是取药来的。他问取什么药？我说葡萄糖，抢救病人最好的药是葡萄糖。
还要啥药？他问。
强心剂。
再啥？
豆面疙瘩。
豆面疙瘩就是康复丸。用豆面羼上红糖和红枣捏成的圆疙瘩，甜甜的很好吃，病号们都愿意要。
季队长把我领到了药房，对司药说，小尚是给医疗队来拿药的，要多少拿多少。然后又对我说，领了药，你到我房子来一下。
我想，他可能沉不住气了。
取完了药，我去了他的办公室。我一进去，他就叫我把门关上，叫我坐下，然后给我让烟。季队长平时抽的飞马烟，可是这天他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牡丹香烟，抽出一根给我。我接过烟，他又划火柴。不好意思叫他给我点烟，我忙接过火柴盒说，我自己点，我自己点。
我点上烟才吸了一口，他问，怎么样？
我说什么怎么样？
他怔了一下，说，你的医疗水平提高了吗？那些右派医生的水平很高，病号也多。
我说，提高什么呀，病号多是多，可是病情很单纯，就是低血糖。人晕过去了打强心针，往静脉血管推葡萄糖。再啥事都没有。
他说，遇到啥事没有？
有啥事？
譬如说，遇到什么特殊的人没有？像你们通渭县的老乡呀，熟人呀……
人嘛，各种类型的人都有。有个通渭县的丫头，才21岁，叫拔了白旗。不过这人我不认识。还有个人是傅作义的弟弟，叫傅作恭，那里的人说，那是个大家伙。
我说农场的情况，季队长连烟都不吸了，双眼直直地盯着我。我想，应该说他关心的事了。于是，我吸了口烟，又说，队长，你可不要嫌我多嘴，有件事我觉得应该告诉你：有一个武威人，是个老汉，有60岁了吧，知道你的名字。他问我认识你不认识，是不是和我一个部队的。
你怎么说了？
我说不认识，我们部队没这么个人。队长，你不要嫌我说谎，这事，我怕连累你，没敢跟他说实话。可是，我觉得这事必须告诉你，所以昨天认识了他，今天我就来卫生队，向你汇报。
季队长说，对，你做得对，这事你做得对。他再跟你说什么没有？
没有。
他没说怎么认识我的吗？
没有。
季队长长长地出了口气，身体一仰靠在椅背上，好久没说话，光是吸烟。我呢，也没说什么话，我不知他怎么想的，怕说多了惹出麻烦。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之后，用很神秘的口气问我：
小尚，这件事你没跟啥人说过吗？
我摇了摇头。
他又说，好，没跟人说好。这种事呀，知道的人多了不好，这我不说你也明白。可是这事呀……我跟你还是要说实话。你知道不知道，上级叫我们派人到夹边沟去，我为什么派你去？就是因为你可靠，办事我放心，你也机灵。我害怕别的医生去了。遇到这事处理不好。我跟你说实话吧，那个打听我的人就是吴秀英的父亲——我的岳父呀。
是吗？我装出惊讶的样子。
是，就是。去年，吴秀英的妈就来信了，说他父亲在夹边沟。这事你可不能对外人说呀。
我说，队长，你放心，这我明白。我不会对人说的。
他又长长地出了口气，说，他没说他那里缺什么？没说要什么？
没要啥。我没说认识你，他能要吗？
你觉得他缺啥？他就是没要也得帮助一下他呀。去年，吴秀英的妈就来信，叫我们帮助一下老汉。我害怕粘上说不清，没管。现在¨wén rén shū wū¨得管一下啦，不要叫老汉饿死。
我心里一阵轻松。我终于可以完成对吴老汉的允诺了。我脱口而出，说，缺盐，缺辣面子。
缺烟，老汉不吸烟的呀。
不是烟，是盐，吃的咸盐。他们一天两顿饭，就是喝些豆面糊糊，害怕吃盐会浮肿，伙房不放盐，难喝得很。给他带些盐，辣椒面，调调味道。
再给带些啥吧？——带上些炒面，你说好不好？
好，带些炒面，多带些。有饼干了拿上几斤，最好。
饼干有，饼干有。要不要再给拿些肉？
拿上些肉，最好炒成臊子，他每顿能调上些。老汉瘦得不成样子了。
再拿些葡萄糖粉。再给拿几件衣裳。
衣裳不要拿。那里死的人多，死人的衣裳没人穿，衣裳不缺，就缺吃的。对了，有毛袜子拿上一双。我看老汉没袜子穿。用包脚布当袜子。
最后季队长说，现在你回家去。明早走的时候到我家来一趟。
从卫生队出来，我就回家了。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刚入伍的时候，部队不提倡当兵的结婚，到1959年，我们改编为武装警察部队了，挣工资了——一月四十多元，像外国的职业兵一样。有些人就结婚了。我找了个酒泉姑娘结婚，租间民房住着。
第二天早晨，我背上领好的药品到了季队长家。吃的东西早就准备好了，盐，辣椒面儿，十几斤炒面和三四斤饼干，还有一茶缸炒好的猪肉臊子。捆好，我背好之后，季队长说，小尚呀，你就辛苦一下吧，本想给你找个车，又怕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说，用不着找车，四五个钟头就走到了。但临走，我又问了一句：吴老师哩？
季队长把准备好的东西装起来捆好，我一直也没看见吴秀英。吴秀英在酒泉中学当老师。那是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
季队长说，她上班去了。
但我判断吴秀英就在家里：第一，我去她家的时候才七点半钟呀，天还不大亮；第二，我叫季队长给他岳父带点钱，他走进里屋去，我听见了吴秀英细碎的说话声。她是不愿意出面和我接触，不留嫌疑。
我是中午一点钟到达夹边沟农场的。我没去连队，径直去了农场医务所。进了医务所，我倒碗水喝，吃点从家里带着的干粮。我想略微休息一下就去看望队长的岳父，可是我一个饼还没吃完，有个护士就跑进来了，说有个病人不行了。几个医生急忙去抢救病人，我也匆忙吞下一口饼，拿着背来的强心剂和葡萄糖赶去了。
那护士说不行了的就是季队长的岳父。老汉已经没气了，我们把强心剂和葡萄糖都用上了，抢救半天，还是没活过来。
我又气又急，在病房里就厉声训起那几个医生：我走的时候跟你们说了，这个病号要看好，你们没给我看住！
三个医生和一个护士笔直地站在我的面前，一句话不说，连大气都不敢出。
训了几句也就罢了。人死了，训他们有什么用！但我心里很不平静：我对不起吴老汉呀……我叫护士拉个架子车来，我们几个人把老汉拉到沙包后边，挖了个深些的坑把他掩埋了。
回到医务室，姓杨的医生看我气顺些了，才对我说，我去酒泉的一天，老汉就晕厥了两次，都救活了。这是第三次晕厥。
我把炒面饼干和大肉臊子给他们几个人吃了。辣椒面和咸盐给了磨坊的那个通渭的姑娘。那姑娘是我的老乡呀。
过了两天，我去了一趟酒泉，向季队长汇报了他岳父的情况。那两天我一直在想怎么向他交待这事，是我没照顾好他的岳父呀！讲完之后，我等待着他的发作，我想我该倒霉了。不要说提干，恐怕过不了几天，我就得打点行李回老家了。谁知他却很平静，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这就好了。
又过了十几天，省委的救命工作队来到夹边沟，说是西北局兰州会议开过了，会议决定送右派们回家。这时夹边沟的右派差不多死光了，只剩下一百多人，不到二百人。那个通渭姑娘和医学院讲师是第一批离开夹边沟的，汽车开动时，那姑娘看见了我，向我招手，喊，再见了尚大夫。我也向她招了一下手。第二天我就背着背包回城郊农场的营部去了，我的任务完成了。至于那些起不了床坐不成汽车的人，我就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了。那不是我的事了，因为地区医院的医生组成的一个医疗队跟着省委工作组到了夹边沟。
尚大夫结束了他的夹边沟故事，开始吸烟。我静了好一会儿，问尚大夫：你什么时候提干的？
他回答，第二年春天。
你怎么到的农建十一师？
1965年，我们季队长调军分区后勤部当副部长，新上任的卫生队长叫我转业。正好那年农建十一师中心医院要医生。
农建十一师组建于1964年。
医生的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