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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山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地窝子里。
大约过了三四个小时，袁干事又回到这间地窝子里，说，刘文山，走吧，出去吧，我们查清楚了，那件事我搞清了，是个误会。
刘文山在地铺上坐着，冷冷地说，真搞清楚了？你不是骗我？
袁干事回答：嗳嗳，看你说的，我骗你做啥？我找了张维让了，也找胡永顺了，他们领我去了小食堂，找了炊事员老赵。他说是把兔子埋在粪堆那里了。我们去看了，就是叫人挖走了。和你们说的情况一样。误会了，我们误会了。
误会了？说一声误会就行了？你的一个误会，我们三个人可是差点没命了。
袁干事大为惊讶：哎，看你这个人，告诉你误会了，你回队上去就是了，你还想做啥？
刘文山盯着袁干事年轻英俊的脸看了几秒钟，一句话没说，站起来默默地卷行李。袁干事叫来一名就业人员帮他拿行李，他自己端着洗脸盆，饭盆，还提着那只破皮包。他们走出地窝子，袁干事对那位就业人员说：
你把他领到二号病房去吧。
二号病房实际上就是他住过的那间大地窝子。就在他进严管队不久，许多人躺倒了，死亡加剧了。为了延缓和减少死亡，领导把几间大地窝子改为临时病房，把生命几近衰竭者集中到这里。派了几个身体较好的右派和就业人员做护理员，端屎端尿；开饭时炊事员把面糊糊送到“床”头上，不叫他们动弹，以减少体力的消耗。
进了病房，刘文山才知道，中央和省委的工作组来过了，过几天就要送右派回原单位。他在心里暗暗地庆幸：终于熬到头了。
探望王景超
在我的印象里，河西走廊是非常干旱的，夏天无雨，冬季下雪的次数也不多，也下不大。和桑不同意我的看法，说，你这种印象不准确，河西下雪的次数是不太多，但要是下起来也很吓人，就拿1960年冬季的那场大雪来说，下了近一尺深，我没齿不忘。
和桑说，那次大雪，她之所以没齿不忘是因为那次大雪前的一天黄昏，她收到父亲来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中说，他在兰州听到消息，夹边沟农场的右派调到高台县明水乡去了，明水的情况非常严峻，问她能不能请几天假去夹边沟农场看看景超。父亲在严峻两个字下边还划了两横。
和桑很明白父亲那两个字下边划横线的意义，那意思是说他不能写得更明白了。那个年代，很多话是不能说出来的，尤其是给她这样的人写信。
其实，她比父亲更清楚景超的情况，因为她仅仅是戴了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行政降五级，在安西县境内的四工农场劳动，改造思想。报社每月还寄给她五十八元的工资。而景超却是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押送酒泉县的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已经两年八个月了。景超十月初曾寄信给她，说他从夹边沟农场调到高台县的明水乡了，口粮降到了每月十四斤。她也回了封信给景超，说，我们的口粮也减少到十五斤了。她在信中还夹了10斤粮票。景超再也没有寄信来。
在接到父亲的来信之前，和桑的大脑里就没有过请假去看丈夫的念头。在四工农场劳动的都是刑满就业人员和右派分子，她没听说过谁请假去看望家人，就是父母死了，也都不敢请假奔丧。王景超是劳动教养的极右分子，她更不敢有这样的非分之想。
但是，这天夜里，她躺在土炕上再也无法入睡。父亲的信在她的心里激起了强烈的欲望：必须去看望丈夫！景超出生在河北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家乡沦陷，十八岁的哥哥带着他逃难到了大后方的四川省。在四川，哥哥又加入商震的部队开赴抗日前线，他进了一家伤病医院当看护员。后来他离开伤病医院进了专为沦陷区儿童开设的学校，读完中学。以后的几年里，他又靠着打工挣钱读西北大学哲学专业。毕业时正赶上西安解放，他便参加从老区来的阮迪民领导的甘肃工作团新闻大队来到兰州，创办甘肃日报。他十三岁离开家乡，始终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在甘肃没有其他亲人，没有人去夹边沟看望他，没人给他送食品接济。他可能饿垮了，也可能病倒了，正在死亡线上挣扎，正需要亲人的安慰和鼓励，需要亲人的关怀和温暖。
她甚至在心里谴责自己了：为什么没有早点想到去看望丈夫呢。是的，自己的处境和景超一样，也是在农场劳动改造，但是，这能成为没去看景超的理由吗？作为妻子，不管自己的处境如何困难，都应该首先想到丈夫，为丈夫做出牺牲。
第二天早晨刮大风，她用一块头巾包住了脸，顶着噎人的风尘走到场部大院去了，径直走进了农场政委＇1＇刘生贵的办公室。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她作出了决定，请假试一试，准了就正大光明地走，不准就找机会逃跑去看望丈夫。哪怕看完了丈夫被抓回来，开批斗会，或者给以严厉的惩罚，也在所不惜。
她是以准备赴死的精神走进办公室的。她知道，她在干别人从来没干过的事，可能，她碰到的将是一顿训斥，一次臭骂，一场暴风骤雨，所以站到刘政委面前后，竟然紧张得说不出话来，脸色变得煞白。
刘生贵一抬头看见了她，也看见她不同寻常的脸色，不由得惊讶起来，问：和桑，你要干什么？
和桑的腿有点发软，心也很慌，但她使着劲儿以很僵硬的口气说，刘政委，我要请几天假。
刘政委没出声，他可能有点不相信，这个右派分子胆敢提出这样的要求。也可能他还在奇怪她的表情和说话的口气。
和桑知道，这可是最要紧的关头，能不能去看望丈夫，就在刘生贵的一句话，这种时候可不能软弱。于是，她以刚才硬绷着的口气说：我要去夹边沟看看我丈夫。我丈夫也是右派分子，在夹边沟劳动教养；我父亲来信了，叫我去看看他。可能他要饿死了，我必须去看看他。我就只请三天假，只要看一眼就回来。刘政委，行吗？
刘生贵说，这有什么不行的？去看看丈夫，这是好事，为什么不行！去吧，把工作交待一下，你明天就可以走。
和桑僵住了，她真有点不相信这会是真的！她是做好了思想准备的，训斥和拒绝是难免的，但她要死磨硬泡长时间央求领导……她还没调整过自己的情绪来，刘生贵又说，你不用急着回来，见了你爱人，可以住几天。要是病了，就把他的病侍候好，病好了你再回来，不要着急。找你们队长说一下，多买上几斤馍。我也听人说了，夹边沟的情况比我们还严重。
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和桑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的遂人心愿。她想说句感谢的话，但又怕一句话引来灾难——刘生贵可以大发慈悲，但也可以突然变卦呀——便掩盖着自己的欣喜说了一句，刘政委，那我明天就走了。今天我把工作交待一下。刘生贵说，对，把工作交待好。
她飞快地找到了三站的站长，转达了书记的话，然后去财务科把自己管理的账本交给别人，再把油料账也交了出去，把自己管理的各种统计表册物品交给别人。做完这些事，已经到了中午。吃完饭她就去找一个叫杜博之的右派借了一百元钱，找一位右派买了一套棉衣裤，一件大衣。她的想象中，王景超两年前穿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了，她必须搞两件能保暖的衣裳带去。王景超是个有洁癖的人，在家的时候，晚上睡觉前，总要把自己的毛料裤折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椅子上，以防裤线变形。
整个下午，她都没有休息。她几次跑到机务队去，向队长询问明天有没有拖车去柳园车站拉煤。然后她到食堂去了一趟，央求伙食的管理员晚饭时多蒸几个馍馍，提前卖给她一星期的干粮。管理员是一名刑满就业人员，一个凶狠的家伙，可是听说她要到明水农场去看丈夫，也为她高兴，很痛快地说，吃饭时你晚点来，直接到办公室来，我给你准备好。这天晚上的事真是令她大喜过望：晚上她走进管理员办公室，管理员指着桌子上一堆白面花卷说，你带书包了吗？看见她拿出一个碎花布的书包，管理员说，装起来，全装起来。她简直惊呆了：这是精白面的花卷，而且是抹了清油＇2＇的，散发着清油的浓香。还是四两＇3＇重的花卷，又大又暄。从她调来四工农场以后，就再也没见过如此大的白面花卷了。她急急忙忙装进书包，总共是20个。装完之后，她说，我一天才半斤定量，这得十天……管理员打断了她：这不是叫你吃的，是给你男人的。快走吧，准备去吧。她感激地说，我怕给你惹事，那些做饭的说出去怎么办？管理员说，谁敢说？驴日的他不想在灶上吃白面馍了！和桑千恩万谢离开了食堂。
这天晚上，她又去了一趟机务队，找到明天要出车的拖拉机驾驶员，说好明天九点钟出发，赶到柳园乘十二点的列车。由于兴奋，这天她又睡得很晚，睡着以后还做了一场梦，梦见她已经到了明水，见到了景超。景超已经饿得奄奄一息，连花卷也吃不下去了。她用水泡着花卷，一口一口喂他。等到了景超有力量说话了……这时她才哭出声来：景超，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她哭得非常伤心，结果把自己哭醒了。哭醒后她发现房子里比往日要亮一些，似乎是天亮了，爬起身往外看，原来是下雪了。雪花在空中飞舞。她知道河西的雪是下不大的，便又躺倒睡了。
谁知天亮后起床，才发现一夜之间下了三四寸厚的雪。那雪还没停的迹象，榆树叶大的雪片洋洋洒洒，近在咫尺的截山被雪花遮没了。她急急忙忙跑到机务队，问驾驶员出不出车？驾驶员说雪停了就出。
可是雪一直下个不停，时大时小。到了黄昏才停，下了六七寸深。
她知道，今天是出不了车了，时间太晚。
转天早晨，她提着花卷和包裹赶到机务队去，驾驶员却说出不了车啦，雪太厚。她有点着急，说，求求你，我是要赶到高台县的明水去，去晚了我男人就……驾驶员截住她说，老和，我知道你的心情，你这是去救命的，可是雪太厚了，要是在半路上滑进沟里，挨冻不说，责任负不起呀。她哑口无言：驾驶员是个就业人员，二劳改，好不容易干上个机务，是不能叫人家冒风险呀！她沮丧地回到宿舍。
天冷，雪是难以融化的，她等了两天，机务队还是不出车。这一来她的心揪紧了：早去两天，可能看得见王景超，晚两天就可能成了终生遗憾。她便去找机务队长。机务队长说，老和，这事我做不了主呀，你问问牛副场长去吧，他说出车就出车，出了事我也好说话。
驾驶员说的牛副场长，是她最不愿意看见的场领导：她害怕他。她是1959年10月从十工农场调到玉门县的黄花农场的，接着又调到安西县的四工农场，先是在四工二站劳动。后来场部下了一道命令，所有的女右派——仅四个人——都调到位于场部的三站来。她当时没来，因为二队都是右派，大家一起受苦，一起学习，人和人是平等的；场部干部多，在干部们的眼皮下工作，政治上的压力太大。这个牛副场长听说她没来，便对二站站长说，那个小右派再要是不来，就叫人捆过来。她吓得当天就自己扛着行李到三站报到了。
此刻，为了早点见到王景超，她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求牛副场长。正好场长们在会议室开会，她便站在门口等着。等到牛副场长出来上厕所，赶紧上前说了自己的要求。牛副场长不耐烦地听她说完，说了一句：滚球开，这么厚的雪能出车吗？就去厕所了。
她默默地回宿舍去了，接着等。
这一等又是四天。到了1961年1月4日，才有一辆卡车去柳园火车站，原来是牛副场长要去酒泉开会。她坐在车槽里到了柳园，上了从哈密开来的列车。这四天也没有白等：从元月一日开始，右派和就业人员的口粮增长到了二十四斤，并且，场部还杀了两口猪，连着做了两顿猪肉熬白菜。猪肉很瘦，菜里又没酱油，白菜里边的猪肉白花花的。她只是吃了白菜，而把肉片挑出来装在茶缸子里，带给丈夫。
从哈密来的列车人满为患，因为年关将近，新疆、青海的人们都往内地走。她好不容易上了车，车门口连站脚之地都没有，只好挤挤碰碰往车厢中间走。挤到车厢中央才有了站脚的地方，挤了挤，她在车厢地板上坐下来。她的体质很弱，站着是不行的，到高台县需要六七个小时。这时又累又冷，眼皮也睁不开了。她抱着膝盖想睡一会儿，却怎么也睡不着，她担忧起景超的命运来了，不知道她能不能见着他。
她和景超是同时在甘肃日报社定为右派的。1957年的早春天气，景超写了一篇杂文《略论“行政手段”》。全文仅一千多字，但景超博古论今，指出今日诸多问题的形成，盖因为有人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