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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共产党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组建私营汽车运营管理委员会，他调到甘肃分会当业务科长，工作就是给私营汽车配货。
五七年大鸣大放时，这个分会已经名存实亡，因为1956年国家进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私营汽车公私合营变成了国家资产。
五七年大鸣大放他根本就没说一句话，只是因为他日常说过一些错话，省交通厅给他定了个政治坏分子。
五十年代我们国家从上到下宣传中苏友谊，说苏联帮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老大哥如何好如何好；说苏联实行了农业集体化，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老百姓如何如何幸福和富有。可王玉峰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出发当着交通厅领导的面说过这样的话：你见过苏联人吗？你知道苏联人吃的什么吗？苏联的司机到星星峡来，拿的干粮是黑面做的面包，干硬干硬的，能把狗打死。苏联的司机到星星峡来，穿着工作服，里边没有衬衫。苏联的司机都是酒鬼，把我仓库的汽车轮胎偷出去跟商人换酒喝……
当初去夹边沟的时候，领导对我们说，去农场是叫你们改造思想的，去了学习上几个月，思想改造好就回来了。可是我们到了夹边沟农场，才发现劳教比劳改还厉害。劳改有期限，劳动是磨洋工混日子，刑期混够了就释放了。劳教就没期限，劳动重得人受不了，得拼出十二分的劲头干活。你要给管教干部好印象呀，说明你改造好了，但是怎么才叫改造好了，并没有个标准，你得无休无止地劳动，且都是超重体力地劳动。到了1959年，口粮减到一人一天十一两——才半斤多一点——人饿得走不动了，浮肿了，还要出工干活，挖大渠，平田整地和开荒。
我的情况还可以凑合。有车就修车，没车时到缝纫组转一圈，然后就跑到菜地里偷点甜菜叶子什么的，拿回来煮着吃，填肚子。有时来修车的司机们给我几个馍，或者几斤他们偷下的麦子、豌豆之类的，我煮熟了装在口袋里，捏着嚼。可是王玉峰的情况很不妙……
那是1960年春季的一天黄昏，我从食堂打饭出来，在门口看见了他。他正和农业队的人排着队，在一口大缸前站着，打饭。他把我吓了一跳，他的脸肿得像是一个大倭瓜，眼睛细细的一条。他的脸皮肿得亮晃晃的，像是透明的油纸一样，手指头就能捅破的样子。头发长得像个疯子，胡子长得像乱草。他的眼睛好像也不大好用了。我看着他打完了饭往农业队的方向走，就喊他的名字。我喊了好几声，他才回过头，很茫然的眼光看着我，迟疑的口气说：
你是王新修吗？
我说他，你连我都认不出来吗？
他说眼睛麻了，天一黑就看不见了。
当时天还没黑，只是太阳已经落山了，回光返照还映亮着天空。我心里很不好受，说他：
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你看你，头发也不剪，胡子也不剃！
他一下子就哭起来：新修呀，人活到这个地步，没啥意思了……
看起来老汉是饿极了。那天我们站在路上说话，他就饿得忍不住了，一边说着话，一边喝糊糊汤，一会儿就把汤喝完了。我看他那种饥饿的样子，就把自己的那份糊糊倒在他的碗里，叫他喝。他是哭着喝完的，一边哭还一边说，作孽呀，我上辈子没积下德这辈子还债来的呀……
那天回到宿舍后我就想了，怎么样帮帮他。老汉一辈子都真诚待人，帮助人，尤其在星星峡的时候帮助过许多人，今天老汉自己落难了，我要不帮帮他，可是天理不容呀！
可我怎么才能帮他哩？想来想去，我决定找夹边沟农场的司机。夹边沟有个姓黄的司机，是酒泉地区劳改分局的局长黄钲的弟弟。我调到副业队，其实就是他跟农场领导建议的。我和他的关系很好，他常常从外头拿个馍呀抓几把粮食呀给我吃。
那司机还真帮忙。当天晚上，他就去食堂用一个围裙提来十几个豆面馍馍。叫我给王玉峰送去。过了几天，他的汽车需要修理，他把车停在杂工大院里，然后就去找领导，说汽车需要好好保养一下，我一个人忙不过来，需要叫两个人帮忙。他点名叫王玉峰来，他胡编说王玉峰开过汽车，会修车。结果，领导还真同意王玉峰临时到副业队给我帮忙。
王玉峰能帮我啥忙呢，他根本就没摸过汽车。我叫他来副业队也就是叫他休息几天；我修车的时候，他在旁边坐着。他的身旁放着一个洗脸盆，里边倒上半盆煤油，再泡上几个螺栓什么的。干部们走过来的时候，他拿个刷子，做出清洗零件的样子。
干部们一走他就坐着晒太阳。
我在夹边沟农场修理汽车已经很出名了。附近的几个劳改劳教农场，凡是汽车出了故障，都搞到夹边沟农场来修；就连酒泉劳改分局的两辆北京吉普和八辆卡车也常常弄到夹边沟来叫我修理和保养。有时候还把我借出去，到别的农场修几天车。遇到修车和外出的机会，我就把王玉峰从农业队叫来和我待在一起，或者到外单位去。时间一长，领导干脆就把他正式调到副业队来跟我修车。我特别愿意去外单位修车。在外单位，人家把我当请来的客人看待，叫我在干部灶吃饭，可以吃到很白的白面馍，吃到炒得比较精致的蔬菜，可以吃饱肚子。
这样子过了两个多月，王玉峰竟然消肿了。我心里很是欣慰，心想我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救了他，也算我行了善积了德。但没想到的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那是1960年五一劳动节前的一天，我和王玉峰修完了一辆城郊劳改农场的卡车，就等着城郊农场的司机来接车了，我和他在房子里坐着休息。农场生产股的一个干事突然闯了进来，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人。生产股干事说，这是安西县县委书记的汽车司机，他的车出毛病了，你去看一下。
我问司机出什么毛病了？他说来夹边沟的路上好好的。要走了，突然打不着火了，他侍弄好久，也找不出毛病出在哪里。他说是一辆福特牌吉普。听他讲一讲我还不能判断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估计他开的车是二战或者解放战争时期的美国货，老掉牙了，什么故障都可能发生。于是我和王玉峰提上一个帆布工具包，跟他们去看车。
司机是位年轻人，爱说话，我们走着路他就说，他是拉着县委书记到张掖地区去开会的。他们返回安西县去，路过酒泉，县委书记要来夹边沟农场看一个人。那人在安西县当过宣传部长，后来调金塔县当县长，五八年打成反党分子了，在夹边沟劳动教养。那人叫张和祥。
我说张和祥我天天看见，他就在杂工大院的马厩里喂牲口。
说着话，我们走到场部门前的空地上了，车停在场长办公室门口。生产股干事进场长办公室去了，我和司机检查汽车。
其实故障不大，就是电路出了毛病。司机开车不久，经验不足。我把查出来的线路接好，他坐上去一打火车就发动了。听见发动机响，一个四十多五十岁的人走了出来。他穿着灰色的呢子大衣，狐皮领子，手里提着个战争年代人们使用的棕黄色牛皮文件包。戴着火车头式的羊皮帽子。夹边沟农场的场长皮肤黑黑的刘振宇跟出来送他，还有调来不久的梁步云书记和管教股长、生产股长。
那个穿呢子大衣的人问，小康，车修好了吗？司机从车上下来，说，常书记，上车吧，修好了。
常书记就回过头去和刘振宇握手，和其他人握手，说打扰你们了，你们进去吧，然后向吉普车走过来。我知道，我这样身份的人，就是修好了车，首长也是不屑一顾的，决不会说个谢字的，所以我急忙让路，并且拉了一把站在身旁的王玉峰。但是奇怪的是常书记走过我们身旁之后突然扭过脸看了王玉峰一眼，并且站住了脚步，转过身来看他，从上到下地看他。
我以为他认识王玉峰，可是他看了一会儿之后又转身向汽车走去，上了车，关上了门。
司机上车了，汽车缓缓开动了，但这时我清晰地听见常书记又喊了一声：停车！小康，你停一下。
车停住了，常书记下了车又走回来，站在王玉峰面前说：
我问你个话，你是不是叫王玉峰？
王玉峰没说话。他可能被面前的情况搞懵了，也可能心里有点发憷，因为刘振宇和管教股的几个干事就站在旁边。于是常书记又问了一声：你曾经在星星峡转运站工作过？对不对？
王玉峰这才回答：我早就认出你来了。你不是常子昆吗？
县委书记说，对呀，我是常子昆。你还记得我？
我早就认出来了。
早认出来了，你为啥不说话，害得我差一点错过去！
王玉峰没说话。常书记说：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王玉峰说，我给国民党干过，给我定了个政治坏分子，劳动教养来了。
怎么个政治坏分子？
我说过苏联人穷的话，苏联的司机偷了站上的汽车轮胎换酒喝。
书记静了一下，仰脸看着天空。他像是在思考什么。然后说了一句你等我一会儿，站着，不要走。然后他对送他的刘振宇和梁步云说：
走，我们再进去一下，我有句话跟你们说一下。
汽车旁就剩下我和王玉峰了，我们等着常书记出来。我问王玉峰，你怎么认识这个书记的。他回答：
我在星星峡当站长的时候接待过他。他从新疆跑出来，要到兰州去，到八路军在兰州的办事处去。
你知道他是共产党吗？
知道。盛世才的人追到了星星峡。抓他的人住在外头的小旅店里，等他一出门就要抓他。我把他打扮成司机，叫人捎到了兰州。
听他这样说，我心里很兴奋，心想这位书记如果还有点感恩图报的良心，总要帮助帮助他吧：给点钱和粮票呀，或者给刘振宇说句好话，生活上照顾一下他。
大约过了十分钟，常书记和刘振宇一起走出来了，还有梁书记。刘振宇对王玉峰说，王玉峰，你在哪达住着哩？去，把被褥捆上，拿来。
王玉峰不明白他的意思，站着没动。刘振宇又说：
去呀，拿行李去。你今天就跟常书记走。
王玉峰被这突然降临的喜讯惊呆了，也搞糊涂了，他结结巴巴地说：
你是说……放我走……
刘振宇大声说，怎么了，你傻了吗？当然是放你走呀。快拿去，拿被褥！坐常书记的车走！
那我到哪里去呀，回兰州去吗？
这时常书记说话了：不要问了。不是回兰州。你跟我走，先到安西县去，在我那里休息几天。其他的事，我们再说。走吧。你的房子在哪里？我们拿行李去。
我在旁边说，他的行李在杂工大院里，他和我在一起住。于是常书记就叫我们上车，车开到杂工大院，装上了他的被褥，把他拉走了。
捆行李的时候，王玉峰说，这就要开饭了，常书记，吃过饭再走吧。常书记说，不吃了，今晚的饭到酒泉城里吃。
县委书记接走王玉峰的事件轰动了夹边沟农场，人们都说王玉峰运气好，有吉人相助。连着好几天，人们都把它当作饭后闲暇时的美好谈资。更有甚者跑到杂工大院来问我，安西县的县委书记是如何接走王玉峰的，怎么跟夹边沟农场的领导交涉的。我只能告诉他们一个大概的过程，至于怎么和场领导交涉的，过了好几天，生产股的股长领着酒泉新生电机厂的厂长来找我，我才搞清楚了。
生产股长对我讲，那天常书记进了办公室坐下，对刘振宇说，刘场长，今天你们几个领导都在这里，我有个要求不知道你们答应不答应：这个王玉峰我要保他出去。听了他的话，刘振宇、梁步云和办公室的人都惊了一下。夹边沟农场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一个共产党的县委书记要保释劳教分子。愣怔好久，刘振宇才说，啥事嘛，你保他是为了啥事嘛？你总要说个一二三嘛？
常书记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不是他的照顾，抗日战争我就没命了。
梁书记说，说细些，你说细一些。
常书记说，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共产党和盛世才有过一段合作的历史，这你们都知道。当时组织上派我到新疆的伊犁，叫我做知识分子的工作。可是后来盛世才又反对共产党，抓共产党。当时有人通知我了，要我赶快离开新疆，盛世才的警察局要抓我了；盛世才背信弃义，在迪化已经抓共产党了。当时我正在得病，得的是斑疹伤寒。但得病也得走呀，我就坐一辆军车到了迪化，然后从迪化又搭乘一辆商人的拉羊毛的车到了星星峡。在星星峡，我说什么也走不成了，一来我已经病得坐不成车了，从迪化到星星峡的路上，商人就把我藏在羊毛捆子下边，我已经昏迷不醒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