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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腿有残疾的年轻人红着脸捐了八块钱，他说如果都捐了，他转车买车票的钱就没有了，两个被偷了六千块钱的小贩哭丧着脸没有捐钱，我也就认了，但司机不愿捐钱，他说：“我每天跑这条线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如果都捐，我还不破产了。”我攥住卖票的小伙子的手说：“你们必须捐五十，你们只知道收钱，对乘客的财产安全一点都不负责任。”小伙子问司机怎么办，司机说不要睬他，乘客纷纷谴责这种见死不救的行为，我将卖票小伙子的胳膊反背过来：“捐不捐，不捐我今天就将你扔到车外去！”车上的乘客跟着我起哄，司机在前面发话了：“给他五十块钱，认倒霉吧！”我收下五十块钱后说，“倒霉的是乘客，而不是你。”
我自己捐了二十块钱，因为我也没有再多的钱了。当我将四百二十八块钱交到老农手里的时候，老农让他孙子给我跪下，我拉起了正要下跪的小孩。说：“老大爷，天上掉不下馅饼来。以后注意一点就是了。”
做完这一切，我突然有了一种神圣的感觉，这一段时间，我一直活得非常猥琐，妻儿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书商对我指手划脚，而为了挣钱养家糊口，我忍辱负重，出卖尊严，也出卖我舅舅郑天良的历史，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我舅舅那些令人龌龊的丑行在我面前越堆越多，面对我舅舅的丑行就像面对着阴冷潮湿的女人的月经一样让我恶心，但为了生存，我不得不继续恶心下去。
书商姚遥批评我说如果郑天良这个腐败分子与女人的淫乱写得不充分，就决不出版我的这本书。我坐这趟车去武汉是为了找王月玲进行采访，想从她那里能不能得到一些我舅舅的有关材料，我得继续将恶心当作米饭来吃，我得继续寻找并陶醉于月经的气息。
王月玲现在是武汉一所综合性大学经济系本科二年级学生。她在回到老家后用自己挣来的钱进了高考补习班，去年以全县总分第二名考进了这所知名的高等学府。我找到王月玲的时候，她正在图书馆看书。我将她约到了学校留学生俱乐部里喝咖啡。
王月玲坐在我的对面，穿着一身浅黄色的纯棉休闲夹克，里面是一件薄薄的白色羊绒衫，一头乌黑的头发沿右耳际向后甩开，显示出不对称的和谐，她的脸上没有丝毫风尘的气息，纯净的表情和书卷气使我无法开口向她问起那些龌龊的事情。她的经历有些传奇，乡下打工妹在失学三年后又考上了高等学府，曾引来许多记者苍蝇一样地扑进了这所高校，见多识广的王月玲面对我的时候显得很平静。见我没开口，她就说：“我早已经不是新闻人物了，去年刚进校时，有不少记者采访我，今年你还是第一个。其实我没有什么可采访的，家里穷，辍学打工，心不死，边打工，边复习，就考上了。多少有点运气吧！”
我相信没有记者会知道她在合安县打工的真实历史，我本来不想问，但为了挣那笔可耻的钱，我还是咬着牙说了一句：“你在合安县打工的时候认识一个叫郑天良的人吗？”
王月玲突然脸色刷白，一种不会掩饰的难堪不由自主地暴露了出来，我从她这个表情上很轻易地就判断出了她与我舅舅郑天良肯定是有特殊的关系。她咬着嘴唇，很困难地说：“我不知道你问这是什么意思。”
我故作镇静地说：“郑天良已经被枪毙了。”
王月玲说：“我知道。但我不想说我跟他是什么关系，因为这是我的隐私。”
我说：“这就是说，你承认你跟郑天良是有关系的。”
王月玲点点头，她眼睛注视着咖啡屋外面的树，树在这个季节赤身裸体。
我说：“真不好意思，我不是一个记者，我是一个关注打工群体的社会问题研究者，因此很希望你能说一说一个打工妹与副县长之间的真实关系。”
王月玲很怀疑地看着我：“你该不是为那些庸俗小报写别人隐私的写手吧？我看你很像，所以我不打算说什么，我只能说郑天良曾经救过我，他让我从地痞流氓的威胁下逃了出来，并让坏人绳之以法了。他跟赵总关系很好，我是赵总手下的一名部门副经理，帮助我也就是帮助赵总。其他我不想说什么，因为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关系。”
我说：“那么那套房子是怎么回事？房产证是你的名字。”
王月玲说：“我不知道，也没想过要那套房子，而且那套房子的合和集团的，我只能理解为是职工宿舍，或特殊照顾部门负责人的宿舍。我在岗位上是称职的，我在合安就像你现在在武汉一样，是一个过客，没有其他意义。”
这样的采访基本上是失败的，但给我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王月玲肯定是与郑天良有关系的，而且关系并不像她所讲的那样简单。因为在审判我舅舅郑天良的时候，法庭并没有认定这一事实，这应该算是一个意外收获。然而除了王月玲片言只语外，我只能靠判断和推理维持自己对窥探他人隐私的自信，这使我又倍感沮丧。
深圳是一个到处流淌着欲望和野心的城市，夜晚的霓虹灯以及歌馆酒楼里纸醉金迷的生活，即使是一个植物人也会在这片诱惑中苏醒过来并立即投入到享乐与挥霍的疯狂中。男人们的手在这样的夜晚除了数票子外就是数女人的头发，子夜时分，才是真正寻欢作乐的开始，郑天良的眼睛里到处晃动着女人的猩红的嘴唇和避孕套性药的形象，他发觉自己这么多年来活得没有一点人味。为一些蝇头小利被别人暗算也暗算别人，就像一群蚂蚁为了争夺一块骨头的领地而斗得头破血流，蚂蚁们在骨头上寻找尊严。
河远市深圳招商会在海天大厦会议大厅隆重举行，省市电视台跟踪采访报道，副省长邱云峰以及省计委主任、经委主任还有河远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都参加了招商会，叶正亭和黄以恒是这次招商会的主角，简洁的开幕式后就是与中外客商进行商务洽谈，中外客商来了六百多人，半年多的网上宣传和东南亚美加地区的广告宣传引起了广泛的响应，许多河远籍的海外华人为家乡举办的这次招商会而自豪，所以纷纷回国参会。一些合作项目的意向书与正式投资合作协议书先后举行签字仪式。
河远市的一些工业企业跟东南亚港台客商达成了合作意向，有两家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书，而各县的招商引资成效并不明显，主要是河远的地理位置不好，既不沿江，又不临海，典型的一个内陆地区，除了劳动力便宜外，几乎毫无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工业可以在这里投资，但交通又不方便，全市唯一的一条连接省会的高速公路还处于纸上谈兵阶段，因此，招商谈判相当困难。几个投资不大的来料加工企业是早就谈好的，这次拿到招商会上签协议，等于是撑门面的表演。
尽管如此，全市最大的企业河远钢铁厂在第三天终于还是跟美国的一家公司联营成功，美方投入资金一千万美元建设一条螺纹钢生产线，而且正式签署了合作文件。而合安县的招商项目几乎无人问津，郑天良急得再也无心关注深圳的万家灯火，他的头上不停地冒汗，连女儿的电话也懒得打一个。就在合安工业区招商即将两手空空的时候，在郑天良苦口婆心地说服推销下，第四天的时候合安工业区水泵厂、电子元件厂等四家企业跟广东和福建的有关企业达成了合资意向，三家企业由对方控股合资经营，电子原件厂则被东莞的一个民营的电子公司以两千三百万买断经营。可合安啤酒厂招商材料和文件一直没有人感兴趣，然而就在招商会结束前的那天下午，啤酒厂招商失败几乎已成定局的时候，一位拄着银色手杖鹤发童颜的台湾客商走到了合安的招商台前，他的身边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西装革履的年轻人。
台湾客商叫江本仁，是台湾最大的啤酒企业“中飞集团”的总裁，身边拎着公文箱的年轻人是一个真正的总裁助理，名叫孔令根。他们并没有接到邀请，也没打算参与招商，因为他们下榻在海天大厦的三十六楼，每天上楼下楼必然看到了陈列在一楼大厅里的河远招商的各种宣传材料，所以就顺手拿了一份。老先生并不知道河远是什么地方，但在中午午休前随手翻宣传材料的时候，在第六页里看到了合安这个地名，老先生从床上坐了起来，他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他睡不着了，他对助手说：“四九年我离开大陆前接到的那封信就是从合安县寄来的，也许他们知道，我们去找一找合安来的人！”
郑天良在房间里接待了江本仁先生，互递名片后，郑天良眼睛一亮，他看到了啤酒厂的未来在江老先生的名片上欣欣向荣。而老先生落座后并没有谈招商的事，他问郑天良：“县长先生，四八年冬到四九年初的时候，贵县可有人知道一个国军的女逃兵江可馨？我四九年初曾收到过一封她从合安寄给我的信，后来就再也没有音讯了。”
郑天良心里一紧，手指间的香烟不经意地抽搐了一下，烟灰落到了地毯上。江可馨正是当年在玄慧寺为他母亲接生的那个年轻而美丽的女人，郑天良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声啼哭正是面对着江可馨，他的生命是江可馨给予的，可江可馨已经被当作国民党特务被枪毙快半个世纪了。这段历史一直被郑天良埋藏在心灵深处，除了乡下的年逾古稀的老人们还记得这件事，谁也不知道，他也从没说过，因为对乡下人来说，江可馨只是一个年轻而美丽的接生婆，至于五0 年从玄慧寺抓走后被枪毙没有几个乡亲知道真正的性质是什么，他们当时与军管会的对峙完全是出于朴素的人道主义立场，知道当时那件事的人大都不在人世了。郑天良心里很乱，他不知道该怎样对老人讲述这件事，也不知道江可馨与老人是什么关系。于是，他就问了一句：“我知道一点，请问您为什么要打听这个女逃兵，你们是亲戚，还是……”
江本仁的脸上反射着窗外的阳光，枯萎的眼睑里闪动着急切而焦虑的神情，他颤颤微微的放下手中的茶水，部分茶水泼洒到了手缝里，老人干裂的喉咙里挤出了迫不及待的声音：“江可馨是我妹妹，四八年三月从上海静安护士学校被动员入伍的。她现在在哪里，还活着吗？”
郑天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老先生，事关政治性质他不好表态，但与他个人相关的部分，他还是鼓足勇气连根拔起，他站起来走过去紧紧握住老人的手：“江先生，我就是您妹妹救活的，江可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出生的时候难产，家里都为我母亲准备好了棺材，是江可馨在玄慧寺为我母亲接生后救下了我。她在我老家的玄慧寺里住了将近两年。五0 年后她就离开了我们村子，后来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但我可以为您打听打听。”
江本仁努力睁大眼睛，他死死攥住郑天良的手不放就像攥住自己妹妹的手一样，老人摩梭着妹妹救下的这双手，老泪纵横。他声音哽咽地说：“县长先生，我能到妹妹从前住的地方去看一看吗？”
郑天良说：“江先生，我代表我们县委县政府热烈欢迎你去合安访问，并保证做好一切接待安排工作，你妹妹的事将由县档案局和县志办负责调查，一定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江本仁说：“真的谢谢你了，县长先生。”
孔令根不停地做着记录，还用微型摄像机拍下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幕。
孔令根说老先生太激动了，要先回去休息。郑天良说晚上我让市委叶书记和市政府黄市长陪同请江先生和孔先生吃饭，同时商定一下江先生访问合安的日程安排。
孔令根说：“你们太客气了，我们没有对合安做出任何贡献，受之有愧。”
郑天良说：“哪里，哪里，我们这次来既招商引资又为推动两岸关系做了件实事，一举两得，意义非常重大。”
孔令根扶着老先生走后，郑天良在房间里地毯上走来走去，他激动得浑身发抖，这是他的一个最新体验，一般人们通常说吓得浑身发抖，没想到激动也是可以浑身发抖的。他为时隔五十年还偶遇救命恩人的哥哥而激动，更为遇到这个亚洲知名的啤酒集团的总裁而激动，他要用最完美的礼仪来善待这位老人，只要能让老人将合安作为他生命黄昏里的一个精神家园，一个割不断的历史情结。剩下来合资或买断合安啤酒厂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只是郑天良不知道该如何告诉老人江可馨被作为国民党特务枪毙的事。江可馨一开始是国民党军队的护士，后来共产党军队渡江的时候，她在玄慧寺里也帮助救治过共产党解放军的伤员，如果不是为了想回老家照顾害肺病的哥哥而跟那位解放军的首长一起走的话，她就会是另一种人生，更不会被枪毙。郑天良感到不好说，于是他去找叶正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