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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是个不能小看的人物，当年省委副书记魏廷旺点名要让他当副县长，连分工都给他定好了，现在又跟叶正亭关系非同一般，这让宣中阳一头雾水，在这个时刻，宣中阳无法怀疑郑天良说话的真实性，因为叶正亭跟宣中阳谈到调整分工时，没作任何解释，只说了一句：“你看是不是让郑天良分管工业？”一个字都不愿多说，宣中阳不敢问为什么，无条件照办，他要接任县委书记的权力攥在叶正亭手里，而不在田来有手里。
郑天良发现宣中阳情绪很混乱，就像一个迷惘中的青春期少年第一次观看女性蕾丝内衣表演一样无所适从。郑天良虽然也很谦恭，但少了许多诚恳的眼神，最重要的是他的腰坐直了，腰是一种象征，宣中阳对郑天良腰的变化相当敏感，但他显然不好跟他探讨关于腰的姿势问题，他们谈工作。
郑天良开始跷着腿，发现有些不妥，就放下了，因为宣中阳没有跷腿，在上级面前公开跷腿是不能容忍的，最起码是不礼貌的。郑天良放下腿后说：“宣县长，我对你一直是支持的，而且我跟黄市长都是从邦定书记手里培养出来的，所以从感情上说，我目前分管工业要抓的头等大事就是加强联合执法力度，要将外地啤酒统统赶出合安，明天我就去市场整顿联合执法队开会，加强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每条路全部堵死，城里销售的外地啤酒一律查封并重罚，田来有在这方面手太软了。还有一个我要向你汇报的是，根据正亭书记的指示，全县没有改制的企业一律要进行资产评估，同时进行经营审计，然后根据量化的数字来决定改革的方案。所以审计局和财政局以及经委、计委都要抽人，我将人员组织好了后，你去做一个动员报告怎么样？将县委、县政府的态度明确一下，我不借助你的支持，工作是开展不下去的。正亭书记抓工作要求很严，我觉得工作压力很大。”
郑天良看似谦虚的汇报只能是更突显出他韬光养晦之后指点江山的强烈意志，宣中阳感到这根本不是向他汇报工作，而是郑天良宣布自己代表县委和县政府所做的决定，这种征求意见完全是一种礼貌，如同一个寡妇的再婚仪式一样没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宣中阳感到脊梁上一阵凉风自上而下尖锐地穿过。
郑天良重新分管工业后，县里舆论界一片哗然，有人说田来有出事了，也有人说田来有能力不行，还有资深人士说郑天良跟黄以恒一直是离心离德的，重用郑天良是叶正亭对宣中阳的钳制，是对黄以恒权力体系进行削弱的步骤之一。当郑天良在赵全福红磨坊听到赵全福将这些信息告诉他的时候，他只是含而不露地笑了笑，然后把玩着手中的白瓷茶杯，言不由衷地反驳说：“外界希望我们领导班子内部出现矛盾越多越好，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共产党的干部一切都是根据工作需要来安排的，本职工作都做不完，哪有那么多时间搞什么矛盾，这纯属别有用心。”
赵全福于文红将沈汇丽请来一起陪郑天良吃饭，赵全福说：“我早就说过，老板肯定会时来运转的，小沈呀，如果我们要是买股票的话，郑老板的股我们是买对了。”
沈汇丽紧挨着郑天良，鲜艳的嘴唇在郑天良的视线里如同刀子一样锋利，他感到沈汇丽在桌子底下用腿跟他交流，郑天良装着没反应，一次次地让开。他刚刚被重用，一时还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所以也拿不出恰当的表情来应付这个场面。他总觉得目前这种形势下，他应该有所收敛，酒桌上他居然不合时宜地要了一听椰子汁。
沈汇丽一针见血地对郑天良说：“老板，你总不能一阔就变脸，刚被上司看中，该不会立即就对我们这些穷朋友摆什么谱吧？”
郑天良看着沈汇丽雪白的牙齿，端起一杯椰子汁向沈汇丽敬酒：“小沈，你说这话就太不够意思了，我又没提拔，拿我开什么涮？”
沈汇丽不依不饶：“不行，你要是有诚意，就喝白酒，男子汉喝奶算什么？”
郑天良发觉自己就像一滴油早就渍渗透进了毛料衣服里，越想洗掉却凝结得越牢固，赵全福沈汇丽这些朋友们就是一件吸附力很强的毛料衣服。于是郑天良义无反顾地重操酒杯，将一杯白酒干脆利索地倒进了喉咙里：“今后，还要仰仗你们两位资本家为合安的经济建设多做一些贡献，你们的贡献就是我的贡献，所以还望多多支持。尤其是小沈，你的罗马假日花园要抓紧开工，征地的事我在一个星期内给你办好，我够不够意思？”
26
沈汇丽又用柔软的腿在桌子下面贴紧了郑天良的腿，这一次郑天良没有拒绝，两条腿在桌面上酒肉的掩盖下相互勾结一拍即合，腿与腿之间甚至还有了一些相依为命的感觉。沈汇丽用眼睛勾了一眼郑天良：“太谢谢你了，吃完晚饭我请你唱歌，你的嗓音迷倒了半个中国的少妇们。”
郑天良不知该如何回答，他象征性地泯了一口酒后，说：“我现在忙得气都喘不过来，这么多年歇惯了，一下子紧张起来，真是焦头烂额。”他含蓄地回避着沈汇丽的邀请，他想，不能放纵自己，更不能因为女人而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在一本小说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男人绝不会因为喜欢女人的裸体而放弃自己的事业。于是，他的腿从沈汇丽的腿上挪开了。
赵全福和于文红轮番向郑天良敬酒，赵全福问：“老板，合和厂回迁的事，你看多长时间能搞定？你现在是抓经济的副县长，一个抵三个用，我看中的那块地你是不是这几天就能给我定下来？”
郑天良说：“合和厂回迁县城比较麻烦一些，因为牵涉到你投资后减少了利税上缴，还关系到县里对民营企业的基本方针问题，我需要跟许多同志进行沟通，首先是宣县长那里就有不少难度。不过我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一定要回迁，而且要迁到工业区去，这一点我已经跟正亭书记交换过看法。”
赵全福张着嘴，一块鸭骨头僵在嘴里左右为难，他显然对郑天良的表态感到紧张，在吐出了骨头后，赵全福说：“老板，我可不想到工业区去凑什么热闹，那里都是国营大厂，我这个体户去那里名不正言不顺。”
郑天良并不看赵全福，他说，“你看中的城边上的那块地，县里要统一开发，工业区当初征地太多，现在还有大量闲置的土地。另外，我要纠正你老赵的一个错误观点，不要再说什么个体户不个体户了，现在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时代，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将来工业区可能都是民营企业。我的意见是让你的合和厂建在啤酒厂旁边的空地上，两万多平方，足够你用的了。现在根本不是你建在哪儿的问题，而是让不让你建的问题，不要想得太简单了。”
于文红站起来又向郑天良敬了一杯：“还请你大老板多多帮忙，赵总是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的。”
赵全福说：“这事就全权拜托你大老板了。我老赵这个人你是了解的，我不会说什么漂亮话，但我心里是有数的，你就放心地为我疏通，所有的费用都由我来出，尤其是新来的叶书记那里，你要帮我将工作做到位。”
郑天良在自己的位置被他们完全确立后，就很放心地笑了，他说：“工作我可以帮着做，但你们一定要能为合安的经济建设做出贡献来，也让我脸上有光。”
吃完饭，沈汇丽上了事先定好了的二楼的套房，这是她跟郑天良的专用房间，房间里的地毯和马桶上的温度都是熟悉而亲切的，但沈汇丽万万没想到的是，郑天良在房间坐了几分钟就走了，他说：“晚上还要回办公室看材料，叶书记说九点四十分打电话找我谈事情，所以我得回办公室，你们在这里玩一玩唱唱歌。”郑天良说得很诚恳，沈汇丽失望地看着郑天良，脸上无比地凄楚，看着郑天良的背影从楼道里消失的时候，沈汇丽发现郑天良的皮鞋在经过走道里地毯时，一点声音都没有，无声无息。
赵全福开车将郑天良送到县政府办公楼，临走前，他将一个塑料袋塞给郑天良：“老板，合和回迁的事全靠你了，我请你帮我在市领导那里疏通疏通，要是不够的话，我再给你补上。”
郑天良一捏，知道是钱，就说：“你这是干什么，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赵全福站在黑暗中压低声音说：“这几文小钱不是给你的，而是你代我请有关方面领导喝喝茶的一点茶水费。不要推来推去的，让我太不好意思了。”
郑天良将钱往赵全福手里塞，这时，县政府看大门的刘大爷提着水瓶过来了，他说：“郑县长，你晚上加班呀？我这就给你送水去。”郑天良缩回了拉拉扯扯的手，嘴里很含糊地应付着。赵全福趁着这片刻的功夫一头钻进了车里，他对郑天良说：“就这样吧，改天我再向你汇报迁厂的事，厂房我已经请上海的专家设计了。”一副公事公办的口气。郑天良手里攥着一包钱，就像攥着一包炸药和一包罪证，他眼睁睁地看着赵全福消失在黑暗中。
县政府大院里寂静无声，秋虫在草坪里唧唧地叫着，它们和刘大爷一样都不知道郑天良手里攥着的究竟是什么。郑天良抬头看了一眼天空，漆黑一片，偶尔见几颗小星星在黑暗的天幕上鬼火一样地忽隐忽现可有可无。郑天良冷静地将一包东西揣进公文包里，公文包平安无事，像一个饿急了的人吃得太多而鼓起了肚子。
走进三楼的办公室，郑天良反锁上门，灯光照亮了这个已经不再朴素的空间，他倒了一杯茶，躺在沙发上点上烟，然后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脸上并没有发烧，心里也很平静，他没有立即看钱，而是一个人坐在那里研究自己的心境，为什么一点奇异的感觉都没有呢？既没有多年前面对意外之财的愤怒，也没有一夜暴发的激动。也许他早就在等待着这一天了，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一切却是那么平静而安宁，也许是他以前所捍卫的东西在多少年之后被证明毫无价值，所以他就像一个小学生做错了作业一样，发现一题就改了一题。
日光灯管里发出呜呜的声音，那是整流器对灯管老化做出的反应，自己也许就是一只老化了的灯管，虽然也在发光，但光的纯度和色彩已经非常模糊。他想起了在灯光之外的千千万万的妓女们，当一个守身如玉的良家女子对卖淫极度恐惧并且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那只能说明她对卖淫的无知，而一旦脱光衣服第一次迎接一个嫖客后，原来发现卖淫远没有想象中的艰难和罪恶，第二天走在大街上，她仍然享受着平等的阳光和均匀的空气，她与所有的人没有任何区别，所以第二次第三次卖淫的时候就根本没有了丝毫的心理压力。人们通常都说，迈出第一步很难，此后就容易了，郑天良发现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难与不难一说，你想做就不难，不想做就难，难不过是一种借口，是一种缺少勇气的胆怯和懦弱。
郑天良在这个秋天的晚上心里极其平静，他觉得自己奋斗了这么多年目的是什么越来越不明确，如果说在马坝乡创办合和酱菜厂是为老百姓脱贫致富的话，那么去王桥集经济实验区更像是为了给自己争一口气，而今天对工业区进行改革又是为了什么呢？啤酒厂是扎在他心头近十年的一把刀子，他的尊严和政治前途在这把刀子的下面支离破碎。这使他这么多年来一直不愿正视碧源啤酒的瓶子更不愿看到瓶子在酒桌上被碰倒后的玻璃碎片，碎片割裂了他的前半生。他不愿沿着这种残酷的逻辑继续往下想，此刻他想到更多的是，其实人活着最大的意义就是让自己活得更好，无论你是当官还是做生意，都是想改变现状让生活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和境界。当皇帝是这样，修鞋卖菜也是这样，你只有自己活得更好了，才能对社会有贡献，才能为别人服务，比如说赵全福吃喝嫖赌随心所欲，但他为国家上交的利税很多，是为人民为社会做出贡献了的，而一个乞丐是无税可交的，他生活得很差，所以也对社会没有贡献，也不可能为人民服务。当官有权才能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人民也要为你服务，这就是他和赵全福与沈汇丽的关系。符合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公平原则。
郑天良这样想着，觉得逻辑上还是有些不通，但他又不可能想得太清楚，所以也就不想了，他觉得任何事情只要内心里没有压力和恐惧，还是顺其自然为好，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合理的却不一定就存在。
于是，郑天良打开公文包，掏出了鼓鼓的塑料袋，塑料袋是“为民商场”专用袋，上面还印有红色的“为人民服务”的字样，模仿毛泽东的字体，只是印刷不是很讲究，部分笔划被歪曲，如同冬天一棵老树上光秃且没有生命力的枝叉。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