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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担任过台大地质系第一任的系主任，我只知道，有一次他从田野调查回来，发现他主任室的东西已经被人家搬出来放在外面走廊上，他的系主任就是这么样没有再干了。又过了没几年，他成了第一届退休的公教人员，当时可以说只有退休没有退休制度，父亲再婚才两三年，又有了孩子，猝然之间陷入极度贫困，而我的能力也有限。晚年的父亲常常怕台大会把他从宿舍赶走，一点风吹草动，就要人打电话给我，要我去弄明白，好让他放心。
父亲是在台大医院去世的，叨蒋经国先生之光，后来住到了头等病房。他与许多政府高官都是旧识，他们也都来探望，但那个时候我看父亲已经难好了。他当大官的老朋友的确不少，父亲没事不会找他们，有困难就更不打扰了。他死于胃癌，但我总觉得他是穷死的，一个穷死的学者。
第二章 生死情怨
引子
母亲是辛亥年生人。这是母亲一百岁时摄于崇文门东大街前的公园。
来去如风的婚姻
据同母异父在北京的弟弟章立凡跟我说，妈妈是后来又去大后方重庆找父亲的。为什么在天津没有成婚？为什么分开？为什么又合到一块儿了？在北京的母亲已经九十九岁了，耳不聪目不明，我不好再问这样的问题。父亲过世了三十年，想问也没得问。这么说，他们的姻缘恩怨，我是永远不会知道的了。三○到四○年代出生的人，对他们的父母前半生不明白的很多，也许是太痛苦，也许是太纷乱，军阀割据、对日抗战，加上国共的对立，处处也都可能有难言的禁忌。说出来，于事无补，却可能增加麻烦。父亲一生不提母亲的名字，心中一直暗暗地痛，也许是要彻底忘掉，他忘了没？就是有一天真的在另一世界会合，我也同样不忍问。
母亲是单身去重庆找父亲，当时对日战火连天，她从沦陷区到大后方，应该很不容易，她不会不爱这位有名的学者，这一点我猜得出。她的第二任先生章乃器，也是书读得非常好的人，而我在大学任教，她也视为有出息的表现，弟弟曾经经营企业，也做得不错，她却不以为然，总觉得不必要赚那么多的钱，继续用功读书才对。她私下跟我说，谁要他去赚那么多钱啊！我也不好跟她说，吃教书饭跟读不读书无关，教书跟有没有出息也无关，有钱也没什么不好。何况弟弟也是一位出色的评论家，同样的满室图书。
到了重庆沙坪坝的中大找到了父亲，看来两人的确都同意要结为连理，可是成家的条件很差，那个时候国民政府一穷二白，常常接连几个月发不出教授的薪资。要结婚，父亲连筹备婚礼的钱都没有。
但是父亲的人缘很好，许多朋友就说，钱的事情你不要管，我们替你想法子就是了。几月几日，你就来结婚，人到就行。
没想到这么省事就能当的新郎，却也出了岔子。
眼看没几天就要行婚礼了，父亲居然不见了。这可不得了，喜帖已经发出去，而且新郎官已经四十多岁，吃喜酒的多是同辈，早就想给他们好好地热闹一番，准新郎节骨眼儿上失踪，非同小可。大家议论纷纷，但是多半宁愿往好处想，那……莫非是想逃婚不成？这一点我也无从查考。总之，后来是把父亲让人从一个什么地方给拽了出来。想来这几天，马上要当新娘子的母亲，心中一定窝囊得要命。
据父亲说，他是做研究太入神，忘了这件事。
真的吗？
他做研究太入神，早就广为人知。有一则故事是他亲口跟我讲的：
他在当研究生的时候，一进研究室便不眠不休，到底在里面拼了几天了，他也不知道。
“那吃饭的事情怎么解决？”
他的办法是让那位他带到日本的厨子帮他做好几十个馒头，装在面粉袋里。在里面只喝水吃馒头度日，其余的时间都在做研究。做到精疲力尽，出了研究室的门，只一两步，倒在地上也能睡着，根本用不着回去睡。事后偶尔人家问，你做了几天研究？
“六十个馒头！”他回答。
有过这种经历，结婚这种事也能忘，我少年的时候听长辈说起，就信以为真了，但是自己成年后再想，相信他也可能不想结这个婚，至于为何不想结婚，却依然不得要领。
父亲一生大而化之，这倒是公认的，然而到我长大，自己也当了家之后，渐渐发现父亲一点都不糊涂，他事事明白，心细如发。在病床上，句句话都能逗得护士小姐大笑。达官贵人来看他，他的应对从容大方。可举一例：
有一回，“老总统”请了许多教授吃春酒，不免会问到大家有什么宝贵的建议没有？大家多是客客气气，只是谢谢便罢。他却趁机表达了他的一个想法，他表示小学教科书的插图最好是彩色的，因为科学跟艺术都只有彩色才能表达得清楚。
以后小学课本的插图果然改成了彩色，是不是父亲的功劳，也是不得而知。这在当时政府预算中不大不小，就他的立场来想，一定事先思索过，掂掂分量，说出就要能见效，又不可让“总统”为难。我知道他对国民党是不以为然的，但是，他也能在适当的时机说适当的话、做到适当的事。
他之所以糊涂，常常真的是无路可走，只好装糊涂到底，他是真正的难得糊涂。比如说，我与姐姐还有姑妈姑丈的四个孩子要交学费了，他这个穷教授，又能怎么办？有的教授的孩子读书，只好轮流上学，孩子们在三年中该读完的书分作六年读完，我听说反胡适的大将徐子明教授就是。我父亲对此只有不闻不问，到时自然有人为他想法子，要不然他也甩手不管。看来类似的招数，早在结婚前夕就使过了。
姐姐出生的时候接近大年三十，父亲照例不在家，母亲在医院里把小娃娃生下来，连娃娃的尿布衣裳都没有，还是同样在中大教书的杨家骆先生府上赶着为她预备的。
姐姐周岁没有多久，母亲就怀了我。
也许在发现怀孕的时候，父母已经很不合适了，两人都不见得有长久的打算。但是，父亲远在几千里外的福建探勘地质。战火中的中国，要通信很难，父亲只是一走了之。据杨家骆教授说，母亲只好天天吃南瓜，有了点钱就买南瓜，家里放了一地，吃都吃怕了。父母亲的家就在北温泉公园的半山腰上，上上下下也很辛苦。父亲难得远道而回，才一两天，两个人又吵又打，惊动四邻。母亲打架自然打不过父亲，但是她会立刻下山去找医院验伤，准备控告，这对我父亲这样的人是非常难堪的报复。
父亲在北温泉公园缙云寺前。这是我见到的父亲最早的照片，大概在结婚前后。
我在二○○七年才回到我出生的地方，大陆方面的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泽椿教授，是杨家骆教授的内弟之子，气象学专家，因为邀了杨家弟妹一起回重庆，他特地从北京来做地陪。原先他也不知道我的来历，到了北温泉公园的缙云寺，他指着山上说，当年他小时候，有一位地质学家住在山上，常常不在家，地质学家的太太有的时候也是一出门不回来，但是两个人都在家的时候，常常打来打去。有一回打得凶，连小娃娃都滚下山坡了，他们住在底下的朋友吓得要命，立刻上去看看，一看就说还好还好，是看家的一位女佣跟他刚回家的老公在打，滚下来的是他们自己的孩子。
地质学家的孩子没事，大家都松了口气。
到李院士发现我就是那位地质学家的儿子时，也惊讶不已。真奇怪，是那个地方的风水让人暴躁吗？
总之，发现怀了我的母亲很不开心，不想再为父亲生孩子了，而父亲又远走他乡去工作，就写了信并且附了一张文件给父亲，说明此事，在一般人都应该是欢天喜地的讯息，却是他们夫妻之间的难题。
难题说难也不难，打掉就是。然而怀孕堕胎是要得到合法的同意书的，否则没有医生敢处理。
那张文件就是一纸同意书。母亲就要父亲把同意书填好寄回来。我那科学家父亲倒也爽快，马上办理。
母亲得到了回函，就准备到时候把我从肚子里赶出去，让我回到来处。
父母的居所是在北温泉公园缙云寺上方，而杨家骆教授一家住在大雄宝殿的右边厢房，两家来往十分方便。杨教授夫妇常常与父母来往。母亲的口风不紧，当然也没有把此事当做什么不得了的机密。杨教授夫妻听说了马太太怀孕并且要堕胎，原本也没有什么干预的想法，这到底是人家的家务事嘛。
杨教授是自小由太夫人亲自教育成一代史学大家，弱冠之年，就已点读完毕七万余卷的四库全书；并且应王云五之请，担任了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当时这是全国最大的出版公司，名重四方，总编辑的地位不下于国家图书馆馆长了。
他对太夫人极尽孝道。这一件预谋打胎事件，便因此有了转机。
太夫人听说此事，以她生长的那个时代，自然认为极不妥当，相信与杀婴无异，更何况她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便交代杨教授，务必救下这一条小命。
杨教授深知我母亲的个性，决定的事，就很难要她改变心意，说出来，万一她不同意，要阻止更难。但是母命难违，只有出奇兵了。
父母的住处不大，小小两三间房而已。父母亲都曾是留学生，都有喝咖啡的习惯，在那个年代要喝一杯咖啡却没有今天这么方便，得自己烹煮。器皿比今天更是落后。
杨教授到了母亲那儿，说了会话，就要求喝一杯咖啡。母亲答应后，就进厨房去煮咖啡了。
这个时候，堂堂教授就马上趁机东翻西拣，一边也是胆战心惊，就怕我母亲从厨房里出来撞个正着。还好，反正家里东西不多，也没有别人，母亲不会有什么防备，那张父亲签过字的堕胎同意书，很快地，就让杨教授从一摞文件里找到了。
二话不说，拿了就往回跑。
气喘吁吁地冲回去，太夫人正好在家，杨教授把这一张文件呈给太夫人检视，太夫人一读，确实无误，二话不说，划了一根火柴，瞬息之间，此纸化为灰烬。
母亲马上就发现了杨教授偷了她的堕胎文件，一时也很无奈，见面时只说，没有关系，我叫马先生再填一张就是了，这样的事情简单，他一定同意的。杨教授提醒她说，现在战争期间交通不便，信件往返要两三个月，这个时候肚子里的胎儿已经长大了，打不掉了，何况也不合法。言下之意，可能会控告她跟为她做手术的医生。
除了谢谢杨老太太、杨教授，我还要谢谢战争中的烂邮政跟那根火柴，因为一生中，无数次地感觉到，生命真好，能把我生下来真好。
我不会抱怨我的母亲当年不想生下我，一个不愉快的婚姻，一对同床异梦的夫妻，是不该生孩子的。我的朋友中就有结婚喜帖早已发出，婚礼前夕喊卡的，这样也好，比勉强生活在一起强多了。
我隔着母亲的肚皮，相认不相知。母亲不是个没有头脑的人，堕胎也不是小事，胎儿必死，母体也会受到损伤，她也有她的风险，何况是在那个年头。姐姐只比我大一岁多，当时环境差，父亲又长时间在外，就是回到大后方，也未必常陪她，父亲即使有爱，也不会有爱的行动言语，女人想要的都别想从他那儿得到，他天生只能让女人照顾，不会照顾女人。父亲与人说话，如果不是与学问相关的，他几乎一句都没有，也不想听。她跟父亲一辈子，会得到什么样的生活？真的可想而知。听齐邦媛姐姐说，在重庆，他亲眼看到我父亲一手把我抱在大腿上，一手写论文，那时我应该还不满周岁，而当时父母的婚姻状况，也可想而知了。
父母亲曾经相爱的证据，也非常稀薄。一九八八年与母亲重逢后，看到了一张姐姐幼儿时的照片，胖胖的，细白细白，非常可爱，妈妈把这一张照片寄给了父亲，后面写道：“小胖女儿非常可爱，生活增加了许多乐趣。”好像在鼓励父亲也可以常回家，同享天伦之乐。另一回，应该是抗战胜利之后，父母同游中山陵，陵前有许多开阔的石阶，姐姐跟我跳上跳下，记得父母亲跟在后面，的确是手牵着手的。以外，再也没有见到他们和谐的画面了。要是依当年总想把我打胎打掉的事实推想，他们已是冰炭不容，那样短暂的和谐，只是再度的一个偶然吧？
隔世相逢
与母亲重逢，非常意外，算一算六岁跟母亲分开，到又见面，在一九八八年，是在分手的四十多年之后，我已年逾不惑。四十多年中的世界变化很大，谁也不会想到还会有见面的一天。也许做母亲的感受不一样，当儿女的，从稚龄开始便无母亲的照应，其实，主观的感觉上，不见得有何伤感，夏虫不可语冰，没有母爱的孩子，自己不会觉得有太大的遗憾，至少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