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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妮看到一幅白底子，上面画着两道蓝色直线的画，一个学生参观小组站在那里，她正要绕过去，突然听到带队的老师说，这是美国抽象派作品的杰作。范妮于是停下脚来，回过身去，在展厅中间的沙发凳子上坐了下来。她眺望着那两条象用尺画出来的蓝色直线，那是美国画家1968年画的，1970年的时候，贝贝的脸瘦得发青，细长的手指上老是有洗不干净的颜色，听说他画画从来不用调色板，怕浪费颜料。但他还是画了那么多花瓶和方方的像盒子一样的玫瑰花。后来，被维尼叔叔都剪碎了，扔掉了。他还是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画两条直线，蓝色的，才是抽象派。
一个孩子在那张画前面起哄，范妮听不清楚他说的英文，可是听懂了他的意思，他是说，这样的画他也可以画出来。老师随口就给了他一个great，但范妮却讨厌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讨厌老师这样鼓励他，她想自己是妒忌了。
范妮一直不停地走着看着，实在走不动了，就找一张展厅中间的沙发凳子坐下，面对画坐着，这样可以歇歇脚，而不歇眼睛。这是她第一次看到西洋油画的原画，走得很近的话，还可以看到画家在颜料上留下的笔锋，还有刮刀的痕迹。这些痕迹表示着它们的真实性。范妮想起了维尼叔叔房间里永远散不去的松香水气味，那是维尼叔叔画布上散发出来的。范妮又想，自己也是在为维尼叔叔看这个博物馆的。参观的人们像水一样地在她面前流过，那队来参观的孩子又来了，有点肠肥脑满的。她想，自己大概可以算得上是整个博物馆里面最应该受到欢迎的那个人，她是经过了千山万水那样无尽的痛苦，才到达这里的。
到了下午的时候，她累得实在想吐，于是就找了个厕所进去，关上门，在里面吐掉一直不停从胃里翻上来的早餐，一片吐司面包，一片烟火腿肉，悉数从胃里吐出来，好象它已经停止工作了，吃进去的东西动都不动，只是多了一股酸味。范妮吐了以后，人也清醒了些，她走出去，洗了洗脸，接着看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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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时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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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其实是累极了，不光是身体累，而且是脑子累，她象一个快要饿死的人，突然有一桌酒席可以偷吃那样，只管一个一个展厅看过去，一层层楼看过去，停不下来。
直到她离开美国19世纪油画大厅，来到外面的走廊上，她才基本上把大都会的展厅走了一圈，她的脑子里塞满了看到的东西，但是它们已经全都混在一起了。站在走廊上透气，她这才发现天已经暗下来了，窗外中央公园那黑色的树林，象花边一样围着深蓝色的天空。大厅里有咖啡的香味，还有加了奶油的面粉被烘烤的香味，还有音乐，巴洛克风格的音乐，范妮望下去，发现博物馆的大厅里放着一些桌子，烛光摇曳，坐在那里的人都穿着黑色的礼服，女人们露着整条后背，即使是隔着这么远，她也能看到她们脖子上那闪光的，一定是钻石项链。范妮想起来，婶婆的书上写到过，大都会博物馆会定期举行优雅的音乐正餐，那是纽约最令人赏心悦目的文化活动之一；everyoneisdressedup，书上这样描写。大都会博物馆的晚上，那么香甜，那么优雅，范妮靠着栏杆，象望画一样望着楼下正在享受的人们。
范妮这时渐渐体会到，自己的心里除了又满又累，还有奇怪而固执的失落。这种失落象大水一样，静静的，但不可阻挡地从不显眼的地方湮来，角角落落全都不放过，范妮连鸵鸟都当不成，更不用说退路，真教她不知所措。
“Wow；super！”两个金发的游客从范妮身边探头望下去，赞叹说。
范妮生气自己为什么不能象他们那样高兴和简单。
范妮缩回头，走了。
那一晚正好是大都会博物馆延长关门时间，许多人别着在博物馆买票时发给的小圆章，离开博物馆，到外面吃点东西，凭那枚小圆章还可以回到博物馆才接着参观。博物馆外面的台阶上站满了出来透气的人，小贩们在那里卖热狗和烤栗子。范妮也买了一个热狗，一杯热咖啡，站在台阶上吃，她一点也不习惯吃热狗里面的芥末酱，靠咖啡将它们冲下喉咙去。她还是舍不得离开，她怕自己是因为一下子看到那么多好东西，被吓住了，才有这种恶劣的感伤心情，她不愿意自己糟蹋了看masterpieces的机会，她知道这机会来得太不容易，所以，范妮的肩膀都累得塌下来的，还是不能拿着手里的热狗就走。
范妮四周的人都兴高采烈的，有一对男女紧靠在一起，在路灯下研究大都会博物馆的导揽图，他们手里还有书，两个人对照着书，那个女孩长着一张像拉菲尔画出来的古典的脸，她总是激动地叫：“Itishere；itisjustgorgeous。”她看到她梦想看到的东西，怎么就可以高兴得这样正常呢。见到范妮看他们，他们朝范妮笑笑，解释说，看到这么多masterpieces，真的象梦一样。范妮说：“我也是。”
范妮想，大概她也真的应该再回去看，仔细地看一看。
范妮又回到二楼的展厅里，那里有一进一进又一进的展厅，挂着她在萧先生的画册上认识的那些masterpieces。范妮看着波提切利的天使，拉菲尔的圣母，莫耐的苹果，她望着它们，心里想，在金色大镜框里安置得妥妥帖帖的它们，实在是太完美了，完美得让她喘不上气来。在展厅里范妮又遇到了那对男女，他们手挽着手，一起欢天喜地看着那些画，让范妮为自己难过。
那天晚上，也许是太累了，范妮半夜里没有醒，当她睁开眼睛，看到天已经放亮的时候，为自己终于开始过了时差而轻松了一点。可是，第二天晚上，她又在后半夜的时候醒来了。室内的暖气那么热，那么干，她的心里那么着急，那么吃惊，范妮觉得自己象是根木头一样，就要被烘焦了。她越来越体会到，不可思议的是，自己其实不高兴。
范妮的学校要到一月二日开学，所以，范妮还是整天在曼哈顿游荡。好几次，她沿着第五大道一直走，走到大都会博物馆的门前，她看到那卖热狗的小摊贩，看到在领口上别着写着一个“M”的小圆徽章的人们，站在石头柱子前透气，看到门厅里金色的灯光，但她再也没有进去过。范妮总是一拐，再走几步，到87街的中央公园门口，进公园去。在诺大的中央公园里，她每次都会发现上一次没有到过的地方，每次都再也找不到上次见到过的地方。有一次，她看到一块地上为纪念列农，用彩色的马赛克嵌出来的圆圆的图案。图案的中央嵌着《Imagine》，范妮不记得它的曲调，但是依稀能想起列农清朗的声音，维尼叔叔，甚至爷爷都不那么喜欢列农的歌，认为它的taste还不够合他们的理想。还有一次，她见到一些绿色的小湖，它们隐藏在灌木丛中，就象《珍妮的肖像》那个电影里所拍摄的那样，湖面上结了冰，象绿玻璃似的。在电影里，那个穷画家黄昏时路过公园，在树林里遇到了一个小姑娘，她是个鬼魂，带着过去的事情，在冬天无人的公园里显形。他们在公园里散步，在小湖上滑冰，在心里渐渐长出了爱情。范妮在中央公园里走来走去时，总是回想起电影里的情形，黑白的老电影，沙沙地响着，闪烁着，中央公园里的树林成了黑色的。在路上走着，也常能听到孩子的喧闹声，远远的，从动物园，或者放着安徒生铜像的讲故事区传来，安徒生铜像前面，是个绿色的水池，书上说，春夏的时候，纽约的男孩常在那里举行船模比赛。范妮有时希望自己也能遇到一个过去的鬼魂，象《珍妮的肖像》里写的一样。也许，那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年轻男人，象格里高利。派克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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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时差（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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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公园里也可以遇到一些小咖啡馆，范妮每次都想走进去喝点东西，有时因为觉得在湖边，情调好，有时因为在外面的时间太长，感觉太冷，头发碰到脸上，象冰一样凉。有时就是为了想到自己到了美国，还从来没有走到咖啡馆里去坐一坐，范妮喜欢咖啡馆里的样子，从外面的窗子望进去，总觉得那是个安适的地方，就象自己理想中的美国。可范妮还是心虚，她鼓足了勇气闯进去过，屋子里充满了新鲜的咖啡香，阳光照了满地，她站在门厅里，先看到衣架上挂着些外套，有一件衣服，露出里子，内袋上封着一个巴掌大的商标，是范妮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外国牌子，一小块绣满了外国字的暗绿的缎子，被烫得服服帖帖的。店堂里面坐着的，没有一个黑头发的东方人，吧台里面忙着的，也不是东方人。范妮突然觉得不自在，好象闯进了别人家一样，店堂里的人都多看她一眼，也好象奇怪她怎么会进来。范妮硬撑着没有转身跑掉，她对迎上来的酒保说，自己在等朋友，约在这里，可那人好象没来。说着范妮还再次向店堂里的人望了望，他们在桌前轻松地坐着，象另一个世界的人，的确有桌子空着，桌上的细蜡也没有被点燃，但范妮觉得那是别人的地方，然后范妮退了出去，装成急匆匆地，要去找人。
这可真是失败的感觉。而且是每天每时，小小的，无所不在失败的感觉。
到了下午，范妮终于找到了一个热闹的地方，小孩子在树林里的岩石上爬上爬下，不少人在长椅上晒太阳，看书，范妮也找了张长椅坐下来，拿出婶婆的书，有什么东西握在手里，看上去好象不那么无聊了。倦意又上来了。这也是失败感觉中的一种，对范妮来说，她简直要哭了。
“你是日本人吗？”突然身边有人问她。范妮转身看，她身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小个子的中年男人，长着一个大鼻子。是他在跟她说话，特地说得又慢又清晰，象《美国之音》里的SpecialEnglish。
“不是。”范妮说。
“那你是香港人吗？”那人接着问。
“是的。”范妮说，“我的家里人在香港。”
“当然了，你在纽约。”那人笑着说，“来纽约旅游的？东方人喜欢冬天的时候来纽约买东西。日本人，香港人，台湾人。”
“是的。”范妮说，“但是我也不光是来旅游，我也在考虑在纽约上学，我爷爷是NYU毕业的，他的哥哥是MIT毕业的，我奶奶是WC毕业的，我们家有到美国上学的传统，现在轮到我了。”
那人挑起眉毛，做出惊叹的样子：“那你家一定很有钱，那些都是最贵的学校。许多美国人都不敢上那么贵的学校。但是那些的确都是好学校，会有大好前程。”
范妮笑笑。
“你的英文不错，是在香港学的？”那人说。
“是的，但我在学校的成绩不怎么好，你知道，听英文歌有意思，看电影也有意思，可是背生词真的困难。”范妮说。
“有钱人家的学生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有太多新鲜事可以做，对不对。但你不象那些香港人一样有口音，说明你的学校还真的不错。”那人说。范妮看看他，他就一点也没怀疑这里面有那么多的谎话。
“你会在哪里上学？”他问。
“NYU。所以我住在格林威治村，那里离学校近。”范妮说。
“那也是个可爱的地方，更多自由自在的空气，更年轻。我也喜欢去那地方的咖啡馆和酒馆。”
“我最喜欢那里的首饰店，那里的戒指真好看，比香港的好看，我们那里老是用金子做，趣味不够好。”范妮说。
“当然，当然，格林威治村卖的戒指都是艺术品，都是艺术家用手工做的，当然漂亮。”
范妮微笑着与邻座的人搭讪，心里觉得自己象是坐在过山车上一样，不晓得下一分钟要发生什么。这是她第一次在纽约，在公园里，和人用英文说话。她一边看着过往的人，有人骑着自行车过去了，有人牵着一条大白狗过去了，有人夹着一堆报纸过去了，有人端着一架照相机过去了，他是个从东方来的旅游者，有一张寂寞的脸。他多看了范妮一眼，范妮想，也许他会把自己也当成个地道纽约人吧，正安然地坐在中央公园的太阳里聊天。刚刚越来越浓的倦意，现在被这心里十分紧张的聊天击退了。
1990年新年除夕的晚上，范妮按照中央公园里陌生人的指点，在电视里看到了时代广场新年仪式的转播。时代广场上人山人海，大家都等着那只被灯光照得光怪陆离的大苹果碎下来。范妮象那里所有的人一样，在最后一分钟时，对那大苹果许了一个新年愿望：“我要当一个真正的纽约人。”
等范妮再醒来的时候，意外地看到窗外的蓝天，然后，她意识到自己夜里没有在中国时间醒来，这标志着，时差终于结束了，她的身体，终于像一个纽约人一样的正常了。对范妮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