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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工作班子也从一个小组发展成现在三百多号人的“国家安全问题研究所”。
工作范围从应急扩展到预测，包括事先估计可能发生的危机和储备相应方案。
研究所对外只按门牌号称做“十六号机关”。
他以这个神秘身份参加过多次处理危机的指挥，有时权力可以相当于副总理。
然而对外几乎从无他的声名。
每次危机过后，他就回到研究所。
在中国式的等级序列里，只定为不带“长”
的“副部级”。
黄河流域大面积暴雨天气近日已转为晴好。
洪水减退。
救灾组织都已投入全力运转。
加上几十万军队的力量，黄河大堤决口处已全部堵死，灾情停止蔓延。
大水虽然还淹没着广大地区，随着疏导﹑下渗和蒸发，正在不断消退。
政府的当务之急已从抗洪转到安置灾民和重建灾区之上。
今天的会议由三个国家级智囊机构拿出各自的方案，互相评价，供最高领导选择。
除了十六号机关，还有中央政策研究中心和农村发展委员会。
这两个机构的级别﹑资历和规模远超出十六号机关，到会人数也多，但发言最多的是石戈。
对损失程度的估计，三个机构基本认同。
遭这次黄泛破坏的城市﹑企业﹑油田﹑水库﹑铁路，居民生活等，以当前的通货膨胀率计算，至少损失十二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8％。
对水灾将产生的连锁影响，彼此看法却有很大区别。
那两个机构着重经济后果，石戈首先强调的则是流民对社会的冲击。
“……初步估计，这次黄河水灾造成的灾民有一千九百多万。
他们的住所﹑土地﹑财产全部被毁，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必然向未受灾地区流动。
但任何地方也不可能供养这样一支乞讨大军，在饥饿逼迫下，灾民很可能采取的行动就是哄抢。
现在正值收获季节，哄抢现像已有发生。
而被哄抢的对像一旦颗粒无收，无以为生，就只有也加入流民行列，再去哄抢别人。
这种涟漪将会很快地传递……”
“为什么你就断定灾民只会抢，而不是生产自救 我们过去遭受过多次自然灾害，也都解决得很好嘛！ ”说话的是中央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这种评价方案的会议允许当场质疑。
能看出副主任对石戈有种不太掩饰的不以为然。
“过去国家有粮食，而现在没有，这就是关键的区别。
这些年生态恶化，粮食大幅度减产，农民抗交公粮。
我们现有的储备保障城市居民当年供应还有欠缺，不可能再养二千万灾民。
而只要没有粮食吃，生产自救无从谈起。
曾国藩总结： ‘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天下无了日矣’。
大规模哄抢不仅破坏当年收成和分配，更严重的威胁是对于下年生产。
社会一旦失去秩序，劳动成果失去保障，就成为对生产力的致命打击。
下年就将更难，饥民更多，哄抢也就会更严重。
如此循环，陷入共振，有可能导致社会产生大动乱……”
“我们不是腐朽的清帝国，现在的灾民也不是太平天国﹑白莲教或者捻军。
我们有组织，不会放任自流。”农村发展委员会主任插了一句。
总书记一直没说话，有时起身来回走，有时扶着椅背站一会，偶尔用粗大的红铅笔写几个字。
他脸色阴沉。
每个数字都像一颗煞星，三个机构一块往外甩，这么一会就把一个愁云惨惨的天空笼罩在他头顶。
相比之下，陆浩然倒显得无所谓，坐在宽大沙发里，两手交叉置于丹田，眼睛向上，像是在调息。
“……引起清朝大动乱的原因除了社会制度不公平和政府腐败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催化剂，就是大量人口过剩。”石戈接着说。
“所谓驱人归农无田可耕，驱人归业无技教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由此使乞丐，僧道等次生社会集团勃兴，帮会组织兴盛，流氓﹑匪盗﹑娼妓等芸芸众生弥漫全社会，形成动乱产生的土壤。
这在本质上是人口与资源的失衡，而这种失衡最敏感的表现就是粮食短缺。
在这一点上，今天的严重性已超过太平天国时期。
至于我们的农村组织，从土地承包﹑公社解体后就等于名存实亡。
别说无法阻止饥民流动，更可能的是在两千万黄河灾民的冲击下，引发全国农村的两亿四千万隐性失业人口大流动。
最近几个月，仅仅是传闻中的黑龙江中日经济合作区就吸引了一千六百万人向黑龙江流动。
正式公布协议后，估计又有三﹑四千万人开始上路，举家迁移。
随着黄河水退，被困的灾民可能将有相当一部分加入这个行列。
另一个迁移方向是东南沿海各省，尤其是广东﹑福建﹑浙江，几年累计已有四千万人涌入。
最近可能马上掀起一个新高潮。
以往的流动还带有秩序性，遵守法律，而灾民的流动首先冲击的就是秩序和法律。
这种流动就像洪水一样，破坏性非常大，所过之处，法律秩序无存，连锁反应难以预料，搞不好也许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会像你渲染的那样脆弱，被一个小小黄河打倒在地吗 ”有人不屑的反问。
照理在场的都是专家，不该有这种语言和口气，也许这只是为了总书记的脸色而发。
“……不错，我们国家是很大，可是一个巨人走钢丝，一个小拇指就能使他跌下去，钢丝就是我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我国国土资源承载极限的临界，而黄河就有可能是那个小拇指。
极限之内和极限之外也许只差一个小小的‘1’，却会造成完全相反的结果。
这样的逻辑不是没有可能存在的： 黄河水灾造成粮食短缺，流民哄抢造成农业萎缩，农村拒绝交粮造成城市饥荒，最后导致国民经济崩溃，政治动乱接踵而来，社会冲突……”
总书记挥了一下手，打断石戈。
“还是谈解决方案吧。”
虽然总书记的声调没露出什么，却连娃娃脸的女服务员也能看出他的不快。
石戈把半截话咽了回去，端起茶一饮而进。
这回女服务员可没有马上给他添水。
关键是钱和粮，这一点看法一致。
即便对石戈的渲染不以为然，但对控制两千万灾民，防止他们变成流民甚至流匪，也是其它两个机构的共识。
做到这点唯一的武器就是粮食。
具体办法是对留在家乡的每个灾民，国家每天免费发放三百克到四百克成品粮。
这点粮食虽然不多，却能使人活下去，并且逐步重建家园，胜似朝不保夕的流浪。
这样保证明年春天恢复生产，秋天就可以收获新粮。
也就是说，国家至少要免费供应一年粮食，才能最终稳定住这两千万人。
大致算起来，共需六十亿斤粮食。
同时，消除水灾损失需十二万亿人民币。
如果根治黄河，还需三万五千亿元。
那么解决方案归结到一点，其实只是粮食和钱怎么来的问题。
粮食只能靠进口。
这些年世界人口爆炸，生态恶化，粮食日益恐慌，能出口大宗粮食的国家只剩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粮价飞涨，六十亿斤粮食至少需要三十五亿美元。
这笔外汇国家无论如何拿不出。
重建所需的十二万亿人民币同样毫无来源，除非开动印钞机，那会使通货膨胀率从现在的三位数变成四位数。
根治黄河根本别想。
可大堤这次被冲得千疮百孔，明年再决一次又怎么收拾 后年呢……农业发展委员会主张在日本人身上打主意，很快被否定。
“包”出去一个黑龙江，现钱一分拿不到。
经营税要等日本接管一年以后才交。
转到日本名下的一千四百七十亿美元外债有近一千一百亿是欠日本的。
石戈很怀疑这笔债务跟承包黑龙江省之间有一种长久安排的隐秘联系。
眼看中国还不上钱却一直慷慨解囊不符合日本式的算计，除非算计的就是让你还不上，最终用日本想要的东西抵押，东西一到手就不会让你再占便宜，这几天日本舆论转向叫嚷吃亏就是得了便宜卖乖，明告诉中国别再伸手了。
冷场片刻，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个年轻研究员开口，首先一再强调谈的是“个人意见”。
这种方式一目了然。
政策研究中心的正副主任默不作声。
做为一个机构不好说的话让“个人”说，头头不好说的话让下边说，年长的不好说的话让年轻的说，搞这行的人都清楚。
研究员口才相当好，逻辑清晰，论据充分。
他从当年的“六四”事件谈起，用大量事实和数据说明，“六四”造成的影响及后果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损失。
国际投资失去信心，不信任中国前途的局面一直未从根本上扭转，进入中国的外资多数只实行短期战略，随时准备撤脚。
自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成了孤独的堡垒，独自承受西方阵营的压力。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用种种方式对中国进行刁难﹑限制，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
海外华人对大陆政权失去信任，巨额华人财富难以调动，常常只能眼看着流入他人之田。
香港收回后人才和资金的外流如决堤洪水。
最近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取代国民党上台已成难挡之势。
台湾资金纷纷转向东南亚。
而国内民心因“六四”背离，并未象当初期望的那样“淡忘”，所有敌对势力都把“六四”当成永不过时的挑拨煽动口实。
怠工成为侵袭社会肌体每个细胞的癌症。
抗上闹事层出不穷。
拋弃祖国迁居异邦一直许多青年的最高理想，连出口劳务的工人都把外汇存在外国银行。
研究员做了个大致估算，且不说对政治﹑外交﹑社会﹑民族等方面的影响，仅仅经济损失一项，至少就达数千亿美元。
“……假如没这笔损失，我们在政治经济上的困难就远不会到今天的地步。
也许还会相反，完全是另一番景像。”研究员把眼前的资料和表格推开。
“但是历史不容我们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假设，它只给我们眼前的机会。
中央领导告诉我们这些当参谋的没有禁区，什么主意都可以出。
现在，什么主意都没有了，就逼出了这最后一个主意。
再声明一次，完全是我的个人想法： 我们能不能在因六四而导致的巨大损失里挽回一些，用来对付黄河造成的灾害呢！ 怎么挽回 我是搞经济的，不太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
但我至少知道，如果我们给六四事件公开平反，不光可以换得国际关系的新格局与国内民众拥护，而且能立即兑现成大量金钱援助和物资捐赠。
西方国家已经多次表示过这个态度。
现在正临我们遭受灾害，更会促使他们全力以赴援助我们。
我认为，只剩这一条路能解决我们面临的燃眉之急。
至少在钱的方面，再没有别的途径。
我的话完了。”
戴上那么大的帽子，实质的话就几句。
其实只要一句就够了： 为“六四”平反。
这么多年从未有人在正式场合公开提过，然而会场上没人惊讶。
在场的人都清楚，这不是爆炸性的，也不具有突破意义，只不过是选择这个时机以“个人意见”的面目拋出一个酝酿已久的最高决策罢了。
政策研究中心一直在按总书记旨意秘密筹划实施这个行动。
现在只是正式挑出旗来。
如果一切顺利，这个“个人意见”就将按部就班地演变成中央决议，也就成为历史现实。
奇怪的倒是陆浩然的超脱，他无动于衷地照旧“调息”。
“我也只从经济角度谈。”石戈打破面临重大时刻的全场静默。
“六四平反可以兑现成金钱和物资，问题是有多少 态度和签署支票之间还相距无数环节。
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态度上。
西方国家给当年的东欧以及后来的独联体许诺也很多，兑现了多少 说西方会全力以赴援助我们未免天真。
就算认可这种天真，中国不是罗马尼亚或保加利亚，也不是乌克兰甚至俄罗斯，全世界加到一块也未见帮得起。
尤其我们要的不是计算游戏中那些无形的幻想数字，而是扎扎实实立刻就能摸得着的三十五亿美元粮食，相当于一百六十亿美元的重建物资和四十七亿美元的治黄费用，马上就要，一天也不能耽搁！ 我们能把立脚点放在一种等人施舍的一厢情愿上吗 把自身命运交到别人手中，与其说是解决危机的办法，不如说办法本身就是危机！ ”
年轻研究员轻蔑地瞥一眼石戈。
“我以为现在不是谈自力更生原则的时候。
问题是除了国际社会，我们从哪能得到这笔钱
就算国际社会给不了多，国内却一分也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