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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份真心和……和挚爱……他自己也拿不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一直到那天，他以自由人的身份，正式走出监狱，被原小分队的那些伙伴们接到那个“摩托车修理站”院子里，见到那个四川小丫头时，他终于明白，无论是这位十八九岁的小丫头，还是将来哪位二十八九岁的大丫头，都不可能消除了自己对那位三十多岁的“胖姐”的思念。因为这毕竟是自己在最艰难时刻从“女人”那儿得到的一份情感。那天，聚会散了后，等马桂花和张建国也都走了，他走到小丫头住的房间里。小丫头见韩起科突然大步向她走来，不无有些突兀。但她倒也镇静，只是稍稍后退了一步，指着身前的一把椅子，对韩起科说道：“韩哥”，坐。“韩起科坐下，平静地打量了小丫头一眼，只见剪着齐耳短发的她，脱去聚会时穿的那件粉色薄呢外衣，里头穿的是一件藕荷色的涤棉长袖衬衣，下身依旧穿着那条在任何一个农村集市上都能买到的武警绿女裤，中跟的黑皮鞋今天特地擦得锃光瓦亮，衬着一双带花边的白袜。整体看来，倒也细巧宜人。”我出去打个电话。“他说道。”家里有电话……“小丫头提醒道。
赞赏这位“韩哥”的“涵养”
“我得打长途。”他解释道。那时哈拉努里也已经能给各小家小户安装电话了。只要交钱就行。但自家的座机还是没有长途的功能。打长途还得到长话局的营业厅去。“都这么晚了。明天再打，不行？”小丫头劝道。小丫头见韩起科匆匆走来并非是跟她来亲热的，虽说多少有点失望，倒也暗自赞赏这位“韩哥”的“涵养”。“这你就别管了。睡觉前别忘了锁院门。”韩起科说着就向外走去。小丫头也就没再过问。小丫头原先是赵光公司里一个“打工妹”，来哈拉努里还没俩月哩。前些日子，张经理（张建国）和马姐（马桂花）找到她，说是要给她介绍对象，但说明了对方曾坐过几年大牢。当时她一听还正经紧张过一阵，也好别扭了一阵。还是看这二位大哥大姐的身份不一般，尤其是那位“马姐”，正经是市委副书记的老婆。经二位力劝，并做了最后的担保，保证她在结婚后的三个月之内，就能正式落上哈拉努里的城市户口，她才勉强答应。今天见面，看到韩起科眉目间并没有半点“犯人”应有的“匪气”，举手投足也十分有分寸；特别看到马姐张经理和在场那么些有头有脸的人都对他挺尊重的，心里又高兴许多，得到了许多安慰。
其实，那天晚上，韩起科也很清楚，都那么晚了，长话局早就关门了。再说，这些年，在哈拉努里，他也没走过夜路。
他一个人也找不到什么“长话局”。但这一刻，他完全不能让自己静下心来在屋里静静地等待天明。他要到最接近“薛姐”的地方去。他要找一位最亲的人，告诉他（她）我刑满了。我不再是个“罪犯”了。在失去了那个曾经的“父亲”以后，还有谁能倾听他这样的倾诉呢？只有她了……另外，在刑满释放的第一个夜晚，他也需要四处去走一走。他要证实，自己确实是被“释放”了，人身不再受限制了。他要认真享受一下、体味一下那种可以自由走动的可能和幸福……那天晚上找到长话局时，长话局的确已经关门了。但他没回修理部小院，而是在长话局门前高高的水泥台阶上美美地坐了一夜，享受那没人管制的空旷。不时有流浪的狗走过。不时有重载的卡车驰过。而后是送牛奶的拉水的车哐啷哐啷地晃荡过。空空荡荡的十字街口，逐渐地又重复昨天前天的热闹。后来他便糊里糊涂地睡着了。是扫大街的用竹条把把他给捅醒的。等长话局好不容易为他接通“薛姐”的电话，已经是上午十点了。出乎他意料的是，“薛姐”的声音听起来很冷淡。“摩托车生意做得咋样了呢？我还得祝贺你啊，摘了劳改帽，又做新郎倌，双喜临门……”她怎么啥都知道了？难道他依然在被监视着？韩起科一紧张，便结巴起来：“薛姐你听我说……”“你还记得有这么个薛姐啊？”她冷笑。“我……我……”他慌忙解释，一时却又说不出啥话，憋了好大一会儿，只说道，“我明天就去看您。”
“带着新娘子啊？”“薛姐”问。“哪有啥新娘子么。你咋这么看我呢？那都是小时候那些伙伴的好意。可我哪能抓到篮里都是菜呢？我韩起科再没出息，再没见过女人，在这样的事情上也不能完全由着别人摆布。我是那样的人吗？我知道我在您眼里是挺幼稚挺粗鲁挺没文化的，可我也没幼稚粗鲁没文化到那个地步……”突然间口齿伶俐起来，便急急地说了许多许多。后来就只觉得电话那头没声音了。又过了一会儿，才听到“薛姐”说：“你干吗那么着急上火的？我又没别的意思。只要你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心上人，我当然还是为你高兴的……”这时，他拔高了声音叫了一声：“薛姐，您咋还那么说呢？！别人不了解我，您还不了解啊？我哪儿去找心上人嘛。她在哪儿嘛？！”当时，他真想大哭一场。事后自己仔细想想，唉，韩起科啊韩起科，你他妈的也真是没鸡巴出息！
当天，他带着自己全部的行李，上了去省城的长途班车。到省城后，他没马上去找“薛姐”。只是给她打了电话，说他到了。她说，那你还不来看我，磨磨蹭蹭地干吗呢？他说，我等安顿好了，再去看您。她问，安顿啥呢？安顿新娘子？他又急了，吼叫道，薛姐，你咋还那么说？就我一个人。听明白了吗？一个人。可就是我一个人也得安顿啊。我不能不吃不住啊！她说，你安顿啥嘛？我说了，吃住全管嘛。他说，您能管我一天，两天，管我十天八天。
您还能管我一年两年？她笑着反问，为啥不能？他忙说，就算能管我一年两年，还能管我十年八年吗？就算能管我十年八年，我作为一个男人，能让你一个女人管十年八年？这样的男人，您愿意管吗？“薛姐”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她很认真地问，听起来，你这回好像是不想走了？还十年八年的，问题好像挺“严重”咧。他断然答道，是。我不想走了。
不能进那些发廊洗浴中心
关于“不想走”这一点，在正式出狱前，他已默默地在心中盘算了好长一段时间。假释后那段的冲击，曾让他恍惚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他一直在责备自己，当时怎么会那么没出息，怎么就不敢再回冈古拉了呢？比较外头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怎么就那么胆怯？真是中焦上火，百会发蒙了？居然还缩回监狱里去了！操！小分队有些人的变化自己确实看不惯。社会上的许多变化自己也确实看不懂。但看不惯，看不懂，就该躲开吗？躲得了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当时中气上涌，就决定，有朝一日刑满后，要勇敢地走出去试一试。没敢想去北京上海，但想着就要在省城“试一试”……那天在电话里，他跟“薛姐”约定，在安顿自己的这段时间里，不管安顿得怎样，一定会每天跟她通一次电话。如实向她报告情况。即便遇到再大的挫折，也绝不隐瞒。“薛姐”要求他当天就去买一个BP机带上，以便她随时能联络到他；并提出要求，只要她呼叫，他必须立即回应。然后，她跟他介绍了一下省城几个著名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还给了他几个她朋友的电话。这是几个当了老板的朋友，都是跟她一起在军区和文联大院里长大的。假如实在没辙了，可以去找找他们。（“薛姐”的妈妈是文联的普通干部。所以，她从小在那两个大院里都待过。）最后，“薛姐”提出，能不能先跟她见上一面，再去安顿他自己。韩起科犹豫了一下，没答应。“薛姐”怏怏地悻悻地数落道：“我知道你压根儿就不愿见我。”韩起科答道：“不是不愿见。而是不愿像个讨吃讨喝的窝囊货那样去见您。”“薛姐”再没得可说的了，只得叹了口气道：“好吧，就算你有志气。”然后又不放心地补充了一句：“南城化工厂那一带你别去瞎逛。尤其不能进那些发廊洗浴中心的。有人拉你也别往里去。”韩起科听着觉得好生奇怪，便说：“这大的省城我就认识你薛姐。只要你不拉我去，谁还会来拉我呢？谁知道我韩起科是老几？！”“叫你别乱跟人跑，就别乱跟人跑。多问啥呀？”说着，“薛姐”挂断了电话。
在以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除了没去找“薛姐”的那几个“朋友”外，她提出的那些要求，他都照办了。腰里别上那个BP机后，有时一天里，“薛姐”自己一个人就能让它响五六回，七八回。在这段时间里，他替在小巷深处开澡堂的老板背过煤，（拉煤的车开不进小巷子。老板就雇些人把卸在巷子口的散装煤，铲进麻包里，一包一包地背进锅炉房。干这活的，都是这城市打工仔中最低档次的。是刚进城，还完全没找到正经活儿的那帮子“散伙”。这就是那会儿的韩起科。）在家具城门口替人蹬过平板儿三轮，在火车货站卸过散装水泥……最像样的一份工是受雇于一家空调售后服务部，上门去给客户安装空调。这是一个技术活儿，又能出入不同的家庭，感受到这个城市中各种各样人，尤其是中上层人的家庭生活气息，接触到他过去从来也没接触过的人。他干得挺努力。但半个月后，他被解雇了。服务部那个年轻的经理没跟他说什么特别的理由。后来才听说，在一次干活的时候，他跟客户随便聊了一会儿天，很天真地透露了一点自己的“历史”。那客户回过头来就给他们公司总部打了投诉电话，说你们怎么可以雇用一个劳改释放分子，随便出入千家万户。“万一出点儿事，你们负得了这责任吗？”后来的三天，他一直躲在自己租住的那间不到六平方米的小平房里，不管BP机怎么震跳怎么响铃，他都不作回应。他这时才真正懂得那句搁在人们嘴头子上，早就被说滥了的话：“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就是重新起步。”你仔细掂量掂量周围的每一个人，其实在他们的一生中，都“重新起步”过。只不过“重新起步”的内容、力度、环境、条件各有不同，有“大起步”“小起步”之分罢了。许多人还会经历多次“重新起步”。而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在一次次“重新起步”的折磨下，泄了气，服了软，得过且过了，变得“芸芸众生”了。“比起他们，我又算得上个什么玩意儿？居然还想着要从‘劳改释放分子’那样一个泥潭中翻身起步！”想到这儿，他一下从杂乱的床铺上坐直了身子，对着小平房低矮的顶棚和那个连灯罩都没安的电灯泡，呆呆地追问自己。
“我们错了……”这是谁说的？高场长。十年过去了，那股沮丧，那种无奈，那副衰老，至今依然历历在目哩！难道说，这也就是我的未来？大概吧……想到这里，BP机又响了。这大概是这三天里的第八十回了吧？！他一咬牙，拿起BP机，就向最近一处的公用电话走去。总不能永远不理人家吧？刚拨通“薛姐”的电话，就听到“薛姐”一通吼叫：“你这个死劳改犯，你想干啥？你说你想干啥？三天不搭理我。别跟我说BP机没电了那种狗屁话。你到底想干啥嘛？”他张嘴刚叫了声：“薛姐……”心底里就涌出一阵阵哽咽。当年的第一场雨夹雪，穿过马路边那高高的路灯杆儿布下的土黄色光晕，淅淅沥沥地滴打在破损的人行道上。阴冷潮湿的风嗖嗖地推赶着混杂在雨线中的雪片，从这一幢老式的红砖住宅楼前，摇摇晃晃飘向下一幢红砖老楼。风雪和雨水灌进脖子，他忍不住打了个寒噤。他看到公用电话的主人（一个小店主）正在灯下，跟自己的家人围坐在一张小小的矮方桌跟前，热热和和地吃着晚饭。一大盘薄皮包子在灯下油滋滋地散发着诱人的羊肉香味儿。他再回头去看身后的世界，每一幢旧式的红砖老楼上的每一扇窗户子里的灯光都亮得那么平静，匀和。很有一些住家的窗玻璃上还不时闪烁着变幻着一种五颜六色的彩光，那是多年前在普通家庭里还根本不可能想象的那种彩色“TV”屏幕上发出的光。而近些年来新盖的那些“摩天大楼”，在雨雪中，必然显得那般的高傲和尊贵。几个二十一二岁的女孩穿着深色的中长风衣，裸露着修长的小腿，说说笑笑地从他身旁走过，带过一股幽雅的以色列香水气味。马路对过，一家新开张的画廊门前两侧人行道上，排满了庆贺的花篮。高大明亮的玻璃橱窗里展放的是鲁本斯那幅著名油画《三个十字架》的复制品。
一切都那么的过瘾
阴霾重重的天空中，游走着闪电的瞬间，三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以他们无与伦比的悲壮和惨烈，体现着人性中往往被多数人忽视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