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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作声了。
我想就在这一瞬间，我终于明白了早就应该明白的一切。马桂花不可能成为我真正的完全彻底的“爱人”。她生命的基点，永远留在了冈古拉，而且永远附着在了韩起科身上。我应该早就明白这一点的。其实，对这一点，我也不是说一点都没有预感。我只是久久地不愿意承认它是个既成事实而已。这些年里，尤其是离开冈古拉的头几年里，我的确经常跟马桂花探讨在冈古拉发生的那些事情的含意。我觉得我自己无法说得清楚高福海和韩起科的那些作为。我跟马桂花探讨这些，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只要谈起冈古拉，她就会变得无比生动、活泼、自信，就跟久旱的河沟地里突然遭遇一股凶猛的洪水，那蔫耷了脑袋的水杞柳、那无处可去的野鸭群、那干巴巴地晾晒在卵石滩上的枯树根一下全都欢腾鲜活起来。这时候的她，浑身上下都往外透着一股直逼你心灵的让你疼爱不尽的气息。它让你只想去抱她，抚爱她，却又不敢真正去触碰她……另一方面，我的确也想听听她对那些事情的看法。她毕竟是从小在冈古拉长大的。她是他们中的一分子，是那黑杨林中的一棵，黑雀群中的一只。凡是我说不清道不明的，也许她能从内部的另一个层面上，自觉不自觉地为我提供一条通往谜宫出口的“路径”。但是，每一回这样的探讨，几乎都要闹个“不欢而散”。因为我是同意朱副场长李副场长等人的观点的。我怎么考虑，得出的结论都是，从正常人的角度来看问题，高福海和韩起科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可理喻的。是冈古拉那个特殊环境，让他们的内心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必须承认，他们的某些行为是一种变态。而且是精神上的“变态”。
“你说高场长和起科变态，他们就变态了？我看你自己才是真正的变态！你们这些说人变态的人自己才是真正的变态！！”话每每说到这儿，她总会变得非常偏激，总是无法平静。她甚至会冷笑。会哼哼。眼角里还会渗出一丝丝“邪恶”的光泽。你难以想象，她居然会像一个“恶婆”似的，一手叉在腰上，另一只手则不停地在我眼面前挥动着，大声反驳：“要说环境起了作用，那环境就不对朱副场长李副场长赵大疤这些人起作用？他们就不变异，不变态了？你咋样？你虽然不是在冈古拉长大的。但你那个哈拉努里跟冈古拉又有多大的区别？
你们在哈拉努里长大的人就那么正常？“
“我没说别的地方的人就不会发生变异。”
“那按你这种说法，这种思维方式和推理逻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所有的人都变态了，都不正常了？”
“不是所有。但肯定有一部分。”
从“委屈”到“刻薄”的转换
“哈哈。一部分。好一个‘一部分’！”她嘴角上突然挂起一绺“刻薄而险恶”的微笑。
“好好好……好好好……”我只得苦笑笑，没法再跟她往下争辩了。
“好啥好？你们就是瞧不起我们冈古拉人。你们就知道欺负冈古拉那儿的人！”霎时间，她眼眶里突然又涌起委屈的泪花。“谁欺负你们了？朱副场长李副场长，还有赵股长，也都是冈古拉人啊。他们看问题就要比你冷静和客观得多。你得好好跟他们学一学。”我说道。
“他们？哼！”说着，她嘴角上再度浮起那种“刻薄而险恶”的微笑。从“委屈”到“刻薄”的转换，这中间几乎没有一点过渡，都是在瞬间完成的。完全是本色的，本能的。
“吵”上这样一架，我们会平静两三个月。双方都害怕再触及这样的话题。不愿意再伤及对方的感情。她依然会恪尽职守地为我尽她作一个妻子所应尽的一切义务。我自然也尽力地寻找和恢复在沙黑里克见她第一面时所升腾起的那种奇异的激情。她的义务倒是一天比一天尽得老练和周到，但我的激情，却在她这日复一日的“老练”和“周到”中，渐渐消失了那种本应潜在着的冲击力和爆发力。慢慢地，我终于发现，她炒的菜，其实除了咸味，辣味，就再说不上什么特色了。她所谓的收拾房间，也就是把干净衣物和不干净的衣物分别堆放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而已。而她的任劳任怨，也就是表现在单位里。在那儿，不管遭遇什么样的不公或冤屈，她都会忍受下来。但回家后，她总会找一个借口，把这些积攒的怨气和牢骚，冲着我狠狠地发泄一通。她也学会了逛商场，偶尔也买一点彩票试试自己的手气。这些年来，她的心情虽然并不是那么舒畅，但她还是一年比一年长得壮实了；守在电视机跟前，收看那些婆婆妈妈的烂电视剧的时间，也一年比一年多了……还有一点，让我亦喜亦忧。忧喜参半。这一两年，她已经不再跟我“吵”了。是不屑于跟我吵了？还是从根本上觉得没必要再吵了，吵也不管用，吵也吵不出个所以然来，还是不吵也罢……或者说，她内心已然麻木，觉得这世界上已然没什么值得自己为它去争、去吵的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她不再跟我吵了，我说不清楚……也许各方面的原因都有一点吧……当然，每月一次，或两次的“那种事儿”，只要我找她，她还是愿意“配合”的。
如此而已。
那天她告诉我，高福海确实报病危了。我还怪她：“怎么连这样的消息都瞒着不跟我说？”
她还是那句话：“我以为你对我们的事不会再感兴趣了。”我忿忿然地回击道：“你以为！以后你能不能少跟我来一点这样的‘你以为’？！”然后她跟我说：“高场长非常希望在走以前，能最后见一见当年小分队的人。特别想见一见韩起科。你帮着做做他的工作吧。路费不成问题的。”我问她：“那你也要去北京了？”（高福海病退离休后，回北京南城定居了。）她很干脆地答道：“是的。我当然要去。小分队的大部分人已经到北京了。我没走，就是因为还没找到韩起科。小分队的人都希望我能找到韩起科，并且把他也带到北京。大家能最后再聚一聚。”我说：“我能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参加这次聚会，一起见见高福海？”她说：“不行。”我问：“为什么？”她说：“请你别把它看作是一次聚会。”我再问：“不是聚会，能是啥？你自己刚才还说是‘再最后聚一聚’。”她愣怔了一下，沉沉地答道：“我这么说了吗？这不是聚会。是临终告别。”我说：“临终告别我也可以参加啊。说起来，我还是你们的校长哩。”她再次愣愣地打量了我一下，说道：“你跟我们不一样……”我说：“只要你们不把圈子划得太小，有啥不一样？”她突然激动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走动了几下，重新回到我面前，大声说道：“当然不一样。人跟人能一样吗？我们跟韩起科就不一样。韩起科跟高场长也不一样。你掺和进来，会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特别别扭的。高场长要死了。你知道吗？他要死了。他想单独跟我们告别。单独告别！”她眼眶里又一次涌满了泪水。
当天晚上，马桂花按韩起科给我的两个电话号码，拨通了其中的一个电话。这还是个长途电话。从区号看，它应该是省城里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子。听声音，大约有三十岁左右，自称是韩起科的“老婆”。“你是他什么人呢？”对方问。听声音，好像一边在说话，一边还在嗑着瓜子。“我……我是他老同学。”马桂花答道。“老同学？好家伙！这个小文盲还有老同学咧？哈哈……哈哈……”“老婆”尖刻地笑道，声音浑厚，中气很足，似乎应该是个个头不小，体形也壮硕，胸腔和胸部都特别宽大和绵软的那种胖女子。“我能跟他说个事吗？”马桂花小心翼翼地问道。“他早就不跟我一块儿过了，这个小文盲，咋还把我的电话号码四处乱给人呢？他自己是咋跟你说的嘛，啊，老同学？你是啥时间跟他同的学？北大时期，还是清华时期？哈哈哈哈……老同学……”挖苦对方的同时，那“老婆”还在不断吐着瓜子壳儿和嚼着瓜子仁儿。马桂花实在听不下去了，说了句：“那就对不起了……打扰您了……”
那种委曲求全的姿态
就要挂电话。对方却赶紧制止：“别别别。你还没把话说透亮哩，挂什么电话嘛。到底有啥话要我带给他？他昨天还给我打了个电话来，说是有人要打电话到我这儿来找他，除了原先小分队的那些老同学，别的一概都替他回了……你是哪儿的？”马桂花见她絮叨个没完了，忙说了声：“没事没事。”刚想挂电话。对方忙说：“老同学，咋的啦？有话就说呗。他刚才还打来电话问，今天有没有人留话给他。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你到底有事没事？”马桂花还是说了声：“没事没事。”坚决地把电话给挂了。放下电话后，她显得特别的心烦意乱。我问她好几遍发生什么事了，她都没答理我。后来，她突然问我：“你见着韩起科时，他说没说，他结婚成家的事？”我说：“没有啊。一个字也没提到他结婚成家的事。怎么了？”她迟疑了一下，说道：“刚才……刚才那个接电话的人，是个女的……”我说：“女的又怎么了？”她说：“她自称是韩起科的老婆。”我说：“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以他的年龄，也该有老婆了。”她怔怔地说：“但是……但是……”我说：“但什么是嘛。你干吗不把要说的话跟她说了呢？韩起科既然留了她的号码，就说明他跟她关系不一般。她肯定能把话给你带到韩起科那儿。你还管她自称是什么呢！”但马桂花却再也没给这个“老婆”打电话，一直熬到第二天天快亮时，才拨通韩起科留的另一个电话号码。这回接电话的人是个男的声音哑哑的，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听起来像个老人。他说他是“哈拉努里市第一监狱管教科。”马桂花一愣，心想，这电话怎么打到“监狱”里去了？忙问：“您……您哪儿？市第一监狱？对……对不起，电话串线了。”忙放下电话，按纸条上写的号码认认真真又拨了一遍，接电话的却还是那个沙哑嗓门。这一回沙哑嗓门却笑了，说道：“喂，咋的啦？你是西大街发廊里那个做足底的小妞吧？谁让你往这儿打电话来着？啊？我不是跟你说过……”马桂花被他说得哭笑不得，咬着牙骂道：“说啥呢？！谁是做足底的小妞？你这个老不正经的东西！”对方挨了骂，一激灵，才从惺忪的睡意中完全清醒过来，连声说：“喂喂喂，你到底是哪一位姑奶奶啊，大黑早地吵了我的觉，还那么厉害？”“我问你，你这电话号码是不是……”马桂花把韩起科留的那号码给对方重新报了一遍。对方说：“没错啊。是这个号。咋的啦？”马桂花说：“韩起科让我给你打这个电话。”一听马桂花报出“韩起科”，对方的口气马上变得热情，亲近，并满口答应尽快找到韩起科，把高福海病危的情况和北京高家的确切地址转告给这个“小王八蛋”（他就是这么称呼韩起科的）。
过了两个来小时，大约八点钟光景，我和马桂花刚吃过早饭，正要收拾收拾去上班，沙哑嗓门打回电话来说，他已经找到韩起科这“小王八蛋”了，并且把高福海的情况如实告诉给了他。但是，“这小王八蛋要走哩”。马桂花忙问，他去哪儿。沙哑嗓门说，去北京。马桂花忙问，他什么时间走啊？对方答道，不清楚。马桂花又问，他准备坐火车走，还是准备坐飞机走？对方答道，也不清楚。马桂花跺跺脚，怨恨地啐嗔道，你咋啥也不清楚啊？对方却说，你就是马桂花吧？书记夫人哦。嘿嘿。起科正经跟我说起过你哩。你还有啥事要我跟韩起科这小王八蛋说的？马桂花说了声，多谢了。我自己找他吧。就把电话挂了。
马桂花放下市第一监狱的电话，又赶紧给北京南城高福海家挂了个长途，先询问了高福海的病情，接着又把韩起科已经起程赴京的消息传递了过去。“你们一定得想办法让高场长挺过这一阵。一定得让他跟起科认真见上一面。付多大的代价也得让他父子俩最后见上一面……”桂花一边说一边抽泣，放下电话，简简单单地往一个旧旅行包里塞了几件换洗衣裤，拿上她自己的那个银行折子，也赶往北京去了。
据我后来了解，假如高福海那会儿没报病危，说一句实话，韩起科还是不会去看望他的。这里不存在服软不服软的问题，也不存在报恩不报恩的问题。不管你把他看成什么样的人，是“小文盲”，还是“小王八蛋”，十年前，他肚子里确确实实憋着一股子气。他难受。他想不通。他无处发泄。那个时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