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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人。但到末了，我还是相信，还是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一回，一定会有什么比他个人的“吃饭问题”“生存问题”更重大一些的原因，促使他来找我……这狗屁孩子的突然出现，骤然间使我又走近了那个对于我来说已然远去了的“冈古拉”，让我的内心又渐渐变得不平静起来……几天后，市公安局的领导告诉我，他们找到韩起科了。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居然是在臭名昭著的“灰鸭嘴村”里找到他的。
“灰鸭嘴村”位于哈拉努里西南方，离市区约四十来公里。上个世纪初，一个由英法两国探险家组成的探险队很偶然地在那里发现了一个蕴藏量巨大、而且埋藏很浅、极便于开采的优质无烟煤矿，名噪一时。当时在那儿云集过数千矿工和矿主。“灰鸭嘴”也因此成了当时东亚少见的大型煤碳生产基地。但由于当年开矿技术落后，矿主素质很差，管理极其混乱，地下煤层突发自燃，酿成一时无法控制的地下大火，矿井纷纷报废。这场大火在地下一直燃烧了近百年，烧到今天。方圆十数平方公里内，地面都是烫的。几乎所有的地缝里都在往外嘶嘶地喷射着一绺绺黄白色的烟气。大地被熏成了焦黄褐红色。空气中始终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硫磺味儿。区域内所有有生命的东西不是枯萎了，便是逃离了，只剩下寂静不动的天空和远山，死死地守护着它。因此，无论是离远了看，还是走近了看，它都给你一种极恐怖的感觉，跟个魔鬼峡谷似的。前些年，有人发现可以用电解的方法，从这些被熏黄蒸红了的土壤中（他们称之为“铝矾土”），提炼出高品质的铝来。一度又招来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矿主和从业者。但不久又发现，在无法解决能源的情况下，耗电量巨大的电解法，绝对只是纸上谈兵墙上画饼的事。于是这些大大小小的矿主和业者又一窝蜂似的撤走了，只留下一片片简陋低矮的棚棚子和土屋。其中最大的一个聚居区，就是现在被人称为“灰鸭嘴村”的群落。
现在，惟有这个“群落”里还居住着来历不明、身份不一的一二百户“人家”。（据说这一两年间，已发展到五六百户好几千人的规模了。）这些人，你可以认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盲流，新乞丐，新的犯罪团伙和新的“超生游击队”……但你却什么把柄也拿不住他们。这些人以灰鸭嘴村为依托，以收购废旧物品为名义，辐射周围各个城镇、矿山、油田，农场，做着他们或谋财不害命，或谋财也害命的勾当，成为威胁这地区社会治安的最大一块“毒瘤”。据说近来有人还谋划着在“村子”里开设时尚的“美容院”和“桑拿休闲中心”，正在招收各种各样的按摩技师和陪伺女郎，还想在那儿正经火火地经营一把……韩起科怎么会在那儿落脚？他在那儿干啥？市局的同志提议，如果我一定要去灰鸭嘴村，出于安全的考虑，能否由他们派人先去把这个“韩起科”的背景搞搞清楚，或者干脆把他弄到市里来见我。我断然拒绝了。我早就想去那鬼地方瞧瞧。兴师动众的，总不是好办法。我只是让他们把韩起科在那“村子”里的确切住址搞准了，第二天上午，顺延了原定所有的日程，自己一个人开着一辆丰田“巡洋舰”，独自去了“灰鸭嘴村”。
周围主动设下了“警戒哨
那是夏日里一个晴朗的上午。我驾驶着老坦克似的丰田“巡洋舰”缓缓驰进“灰鸭嘴村”。除了一地爽朗的阳光，阳光下汩汩流淌的污水，堆积如山的废旧钢铁，（一多半是偷盗来的，）同样堆积如山的废旧酒瓶，十几条栓在桩子上的恶狗，几十只闲散的白色来杭鸡，空气中消散不去的一丝淡淡的硫磺味，我几乎没看到一个活人，也没有看到一棵活着的树。后来便看到了女人。好几个。这也让我大为意外。我想，在这儿我应该先看到三五成群，贼眉鼠眼的狗男人。但我却先看到了一些平平常常的女人。神情很平和的女人，很平和地出入各自的门洞。也有个别的，中年以上了，却打扮得十分俗艳，眼神却十分阴沉。然后我在一些篱笆墙的拐角处，看到了几辆或新或旧的跃进牌卡车和桑塔纳轿车。在一个空场上还看到了一大堆报废的旧车。在那儿，我才看到了孩子。一群很脏，或不太脏的孩子，把我领到了韩起科住的那间土屋前。
（后来我才知道，当前这个“村”离真正的火区，还有三四公里路。）这间用土块垒成的屋子进深足有六七米吧。从光线耀眼、又特别晒人、没有一点绿色的室外一下走进屋里，既觉得异常地凉爽，又觉得相当的阴暗。我必须呆站一会儿，让瞳孔慢慢放大了，才能适应这屋里的亮度，然后才看清，屋里并没有人。我忙转过身，迟疑着正要责问那几个领路的小娃娃，却看到两三个大汉型的男人急匆匆走了进来。
“是顾书记吗？”发问的，是其中一位。这家伙相比其他几位来说，个头较为矮小。留个平头。白衬衣很旧。蓝长裤很皱。黑布鞋却挺干净。如果他就是韩起科，那这十年间他起码长高了有二十多厘米。过去稍带些稚气的圆形脸庞，则完全长成了成年男子那种棱角极分明的国字形。皮肤虽然粗糙，黝黑，但目光的闪烁间还是显露出一点应有的精明和精到。
“韩起科？”我看定了他，迟迟疑疑地问。
“不。我不是。”那汉子忙歉疚地说道，“起科原先在这屋里住来着。这些日子他一直病着。烧得还怪狠底咧哩。我把他挪我屋里去了。刚才看到‘巡洋舰’哩，都猜是你来了咧。他赶紧让我们来接你。”做一番简短的解释，他们几人匆匆领我去看韩起科。而韩起科现在待着的那屋，正是我进“村”后，最早看到有女人进出的那个屋。那女人来给我沏茶时，我问韩起科：“你妻子？”韩起科忙笑道：“又错了。那是我嫂子。”他指着那个穿白衬衣蓝裤子的汉子笑道：“她跟他才是两口子。书记乱点鸳鸯谱，不怕闹出人命案哩？”在场的那几个大汉都怯怯地跟着笑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哥”，是韩起科服刑时的“难友”。他们在同一间号子里住了三四年。韩起科实际上只服了五年刑，就被假释。（这件事上，很可能高福海再一次起了作用。当然，韩起科自己在狱中优异的表现，也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
）宣布他假释，让他回冈古拉。他却怎么也不肯走，非要留在监狱里。“这世界上还真没见过你这一号‘蠢猪’！”监狱管理局的领导和直接管辖韩起科的那位分监区长着实恼火了一把，“你小子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人牵着不走，鬼拽着飞跑咧！”但骂归骂，上自监狱长分监区长，下到区队长、管教，以致那些狱警，都挺喜欢这个韩起科。同一号子里的犯人也都挺服他。再说，也都知道他是个没家可去的孤儿。当时狱中正掀起学习文化的新高潮，正缺文化教员哩，就把他留下了。一直到第八年年尾，扣去减去的刑期，他才带着刑满释放证明，正式离开了监狱……“你出来已经快两年了？”我不无惊讶地问。
“是的。”
“那你怎么才来找我们？”
“……”他默默地苦笑了一下，没回答。
“成家了没有？”我又问。
“咋说呢？有过女人，又散伙了。”
“是吗？你小子还挺赶潮流，短短两年里，啥滋味都尝了，一点没耽误，都赶上当今最前卫的那伙年轻人了。”
“……”他又苦笑了一下，不说话了。这时候，屋里只剩下我跟他两人了。看到我俩要说话，那几个大汉都挺自觉，悄悄地撤了，连那个“嫂子”，都不在屋里待着了。而且那几个大汉一出去，便在屋子周围主动设下了“警戒哨”，不让村子里闻讯赶来看热闹的人，靠近这屋来打扰我俩谈话。看起来，这狗屁孩子坐牢出来后，在这“村”里还挺有点“人望”。
“没想到你在这儿还挺有威信。这两年一直在这儿住着？”我笑着问道。
“哪里啊。也就是偶尔过来玩两天……”
“那你这两年都在哪儿待着了？”
“哪儿都去了……满世界挣命呗……”他轻轻地叹了口气。
“怎么？这两年过得不顺？”
“……”他沉默了。过了好大一会儿，突然反问，“这两年，您遇到有过得很顺的人吗？”
一种无效猜疑和戒备的被动境地
他问得很尖刻，但语气中却不带一点怨恨，仿佛只是在求证一个公理。这倒让我感到十分的诧异，甚至多少有些为之感动。以他这些年的经历，居然能不怨恨，还能保持一种清醒和冷静，保持一种必要的尖刻，实在难得。忽然间，我觉得他此刻的神情特别像一个人。像谁呢？马桂花的父亲马立安，像那位“圣徒”？知青返城后的几年间，像朱副场长、李副场长、赵大疤那样的，过去被责罚到遥远的冈古拉来的干部，都回到了他们原先生活的大城市。马立安也回去了。但不久，就病故了。得知他病故的消息，我简直不敢相信。在那么艰难困苦的冈古拉，两眼仍能灼灼放光的他，回到老家，过上了条件优越许多倍的生活，怎么就突然病故了呢？父亲病故，对马桂花的打击特别大。当时她已经跟我结婚了。我明显感到她精神状态的变化，变得沉闷许多。她告诉我，有两个人，一直是她这一生精神上的支撑。这头一位的，就是她这位父亲了。“另一位是谁？”我问。“是……是……”她吞吞吐吐地犹豫了一会儿，才说是“高场长”，说着，脸还微微地红了起来。我知道，她说的不是真话。她是想说“韩起科”的。她觉得当着我的面，不能这么说。她不能那么刻薄，也不愿意那么“刻薄”。
……默坐了一会儿，韩起科才说道：“您的时间宝贵，咱们不说那些无聊的事了。那天我上市委大楼找您，其实也没什么多么了不得的事，就是……就是想跟您打听一下高场长的情况。听说他报病危了……”
“高场长病危了？”我吃了一惊。我还真不知道这消息。
“您不知道？”他似乎有些不相信我这个“不知道”。
“不知道。真不知道。”
“马……马桂花她没跟您说？她应该知道这事。她跟高场长、范东、赵光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哩。”
“她没跟我说。”
他的眉尖突然抖动了一下，并抬起眼睑，闪电般地瞟瞥了我一眼，似乎在打量我是否在说真话。我发现，这个下意识的质疑的神情，在这次时间不长的见面过程中，多次在他脸上闪现。可以看出，在下意识中，他总在警惕谈话的对手，戒备着谈话对手，警惕戒备对手是否在跟他说假话，是否在欺骗他。我想这应该是这八九年监狱生活在他心灵上烙下的痕迹之一吧？这在从前那个“韩起科”身上，是从来也不可能发生的。那时的“韩起科”，怎么可能会让自己长期处于这样一种无效猜疑和戒备的被动境地呢？那个时候，他那么自信，总是认为跟他打交道的人都会跟他说真话。他也确信，他们谁也不敢欺骗他，也不敢对他说假话。
“我就是想打听一下高场长的情况。如果可以的话，您让马桂花给我打个电话。我暂时还没有固定的住地。不过您让她打这两个电话，他们都会及时通知我的。”说着，他从身后撕下一片糊墙的旧报纸，写上两个电话号码，递给我。我掏出我那本棕色小牛皮封面的《DiaryPlanner》，让他把那两个电话号码重新写在本子上，他忙说：“不用。不用。我那电话号码，不值得往您那样的本子上写。不用。不用。”然后，他又说道：“回头，可以的话，请代我问声马桂花好。你们……你们的孩子挺大的了吧？”
“我们还没要孩子。”我说道。
“哦……”他似乎有些意外。
“这么些年，你一直没跟高场长直接联系过？”我问。
“……”他愧疚地看看我，不答。
“都这么些年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趟不过去的沟？还要回避什么嘛？全都成了历史了，既然已经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嘛。再说，在你这件事上，高场长后来还是出了很大的力，帮了不少的忙。这一点，你知道吧？”我诚恳地规劝道。在我劝说的过程中，他不反驳，一直很认真地看着我，认真地在听着，似乎也自感愧疚。但从他固定不变的眼神来看，他并没有真正听进心里去，甚至都不是十分同意我的看法。只是在这场合，这一时刻，他不想跟我争论这个已然有点陈旧，有点空泛，同时也令人有点尴尬的话题，更不想当场据理反驳，让我为难，所以才保持了这样一种礼节性的沉默而已。其实很多年来，很多人跟我一样，一直也没搞清，这个“狗屁孩子”，当时和高福海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最后会激成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