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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从中国经济产能过剩与投资过热这样的一个让人难以解释的矛盾现象说起，低迷的消费需求作用在一个经济体系的时候，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那个经济体系的产能过剩。这正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按照正常的逻辑。产能过剩必然要抑制投资，因为在目前的产能都已经无法消化的情况下。过多的投资必然会加重这个矛盾，还会带来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惊人浪费，就像一个人吃东西，吃得太多，没办法消化，已经被撑得难受了，这个时候就需要运动或者把难以消化的东西吐出来，而不是继续再吃了，但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却以这样的基本常识相悖，产能过剩和投资过热居然能同时存在，冰火同炉……”
“在中国的消费率近十多年中每年以0。5个百分点下降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一个反常的现象，中国的投资率，却在屡攀新高，到了去年，中国的投资率达到了创纪录的，同时让世界上所有国家目瞪口呆的45％，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还多，也远远超出其他跟中国发展阶段类似的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去年投资率的世界平均水平为19。9％，其中高收入国家为19。0％，中等收入国家为22。9％，低收入国家为19。7％。对这个奇高的投资率，有人用中国正处于特殊的重工业化和城市阶段加以解释，但客观的统计数据否证了这一点，况且，同中国低迷的消费率一样，中国的投资率已经不是一年两年处于极高水平，而是长时期处于极高水平。一般而言，高投资率意味着良好的投资机会或者有重大的技术改进机会，但数据显示，中国的投资效率无论是宏观投资效率还是微观投资效率，却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之列，与基本面情况相仿的印度比较，中国每百元投资所产生的GDP产值为16元，而印度则是26元，中国的投资效率只相当于印度的61。5％，如此巨大的差距，不由让我们想问，难道中国已经富裕得可以烧钱了吗？这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客观的数据告诉我们这个答案又是肯定的，中国，确实有人在烧钱，正是通过这种规模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一倍多，但效率只有别人一半多的烧钱行为，烧出一个红红火火不断膨胀的国家GDP……”
正文 第469章 巨龙的黄昏（二）
……
“……中国经济真正的致命危险是低效和资金浪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运用效益大体上是1：1，亦即1美元的投资最终产生1美元的产能，而中国的竟是7：1！仅仅是由于中国老百姓的储蓄率高达40％，才使中国能够承受得起这样巨大的资金浪费而仍然维持经济的增长……”
从《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中，我们可以真切的感受到在中国过热的投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东西——世界最高水平的投资率？世界最低水平的资金运用效率？低迷的消费需求？过热的投资扩张……在这些难以解释的出现在同一个体系中的矛盾和悖论之后，我们似乎看到了一双无形的手正在以其巨大的能量左右着中国经济，正在把中国十亿人民含辛茹苦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毫无怜惜的投入到一个烧得正旺的火炉之中，虽然这样的投资在客观推动了中国GDP的高速增长，但是，毫无疑问，这样的投资是在烧钱，问题是，谁在烧钱？烧的又是谁的钱？
中国的资金运用效率之低可以算的上世界之最，在过低投资效率背后，其所蕴藏的另一个潜台词是过高的投资决策失误率，根据世界银行的初步估计，中国的投资失误率在这些年平均一直在40％以上，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中国投资的每两个项目中，至少有一个项目可以让投资人血本无归。而这个比率，放在今天中国巨大地GDP及投资规模的基数之下，则是一个让人难以忍受的巨大浪费与消耗，对比中国仍旧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事实，这样的浪费与消耗则尤其刺目，也尤其引人深思。
按照正常的理解，过低的投资效率与过高地投资失误率。其所描述的，应该是一个投资环境已经相当恶化地市场。在这样一个市场之中，每一笔投资，在承担着巨大投资风险的同时却只能为投资者带来非常微薄的投资收益，风险与收益明显不成比例，任何一个理智的投资者，只要大脑不被烧坏，一定会对这样的市场敬而远之。但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许多地方，一个又一个热热闹闹轰轰烈烈的投资项目，动辄数亿或数十亿地投资资金却像喊着“刀枪不入”口号的敢死队员一样，一个个昂首挺胸，在夜色的掩护下，以非常从容而镇定的步伐。手里拿着一根木棒就赤膊走上了硝烟弥漫的火线……
这并不是一个能让我们产生任何愉悦感的幽默，但除了这个幽默，我们却又找不到其他更能如此贴切的描述中国经济投资需求过热这个环境的症结所在——（接上面）敢死队员们地“英勇无畏”与“视死如归”让站在后方隔岸观火的我们心生敬意，心里也满是疑惑，纷纷猜测他们是何方神圣，没有他们。也就没有中国GDP的今天，当夜色与硝烟一起褪去，带着疑问，我们小心翼翼的走上了曾经的战场，那些敢死队员们的“尸体”以非常惨烈地模样呈现在我们眼前，细细的辨识和审视着这些曾经的“英雄们”，我们终于有了发现，揭开了他们的身份——啊，这些人原来全部都是政府军……
在中国过热的投资规模背后，一直在烧钱。一直在市场上站主导地位的。就是我们的各级地方政府和相关的政府官员，正是各级地方政府和相关官员们的投资狂热。这些年来，在为GDP增长不断贡献着强劲动力的同时，也把中国经济逐步带到了一个危险地境地与错误地认知当中。
政府的投资在社会投资中究竟占据着什么样地主导地位呢，这个问题，恐怕只有用客观的数字才能回答，根据最低的一个算法，按去年统计的数据，国有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也超过了50％，而如果在这个比重上再加上由政府垄断的国有银行系统间接对民间投资的非理性支持，这个数字将达到一个恐怖的水平。前几年发生的铁本案就为国有银行系统对这种民间投资的非理性支持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
政府在社会投资中的主导角色已经毋庸置疑，从下面的一组公开的数据和统计当中，大家在就可以对这种以各级地方政府和官员为主导的市场投资的规模和效益有一个足够清晰的认识。
根据国家审计署，统计局还有发改委公布的资料显示，截止去年年底，在全国9个省的37个国债环保项目中，只有9个按计划完工并且达到了要求，仅占全部项目数量的24％；而某省七年前动用首批国债资金建立起来的11家垃圾处理厂后，结果发现竟然有8家无法正常运行；全国最近几年兴建的38个支线机场中，37个发生亏损；目前中国的600多个城市中，竟有180多个城市的发展目标是要建设成为国际化大都市，5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中心商务区；全国2万多个建制镇中，超过五分之一，也就是四千个城镇的城镇建设存在明显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任何对中国国情和体制有所了解的人，对上面数据的保守性应该都不会有所怀疑，而当我们具体解剖这种以各级地方政府和官员为主导的市场投资行为时，其中的匪夷所思之处，更是让人瞠目结舌，其中，中国中部某省的YG市，完全可以作为我们理解这种经济活动所带来的各种作用的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活标本。
几年前，YG市的主要领导提出了要把YG建成中国第一大市地目标。为此，则必须要把YG机场扩建成一个国际大机场，工程预算投资4。5个亿，工程开工时，该市的工人、教师、农民每人被摊派了数百元的机场建设费，而时至今日，该市的机场已经建成一年多，实际效果怎么样呢？不到1000人次的旅客总吞吐量。一两个星期才有一架的飞机起落，每条航线的每年度高达400多万元地财政补贴和成群的野鸟。成了YG这个“国际机场”地真实写照，YG机场刚建成，就被迫关闭。除了YG机场以外，该市政府还有过许多堪称经典的投资活动，“东南亚动物园”项目在耗资上亿，占用耕地近百亩，后无疾而终。这个动物园里现在唯一的动物就是两只整天饿得嗷嗷叫的小老虎；政府投资数亿的“YG电厂”项目耗时八年，现在还没发出一度电，电厂就要倒闭了，而电厂当初征地的时候，还曾与当地农民发生过激烈的冲突，许多只拿到一点廉价征地款地农民最后不得不举家走上了外迁打工之路……因为这些项目，YG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潜力起码被超前消耗了十年！
YG市的这些以政府和官员为主导的投资活动带有非常典型的意义，说它典型。是因为它揭示了这种政府主导型经济在地方上所具有的双向掠夺性质：一方面它掠夺浪费自然资源，大量圈地却抛荒无数，工厂竣工之时即是停工之日，土地价值和资源价值无法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透支了国家经济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则是对普通百姓的掠夺，通过野蛮征地、野蛮拆迁和强制摊派等行为。不仅进一步削弱了普通底层民众地消费能力，更进一步加大了地方的社会矛盾，埋下了不安定的隐患。YG市的这些以政府和官员为主导的投资活动是典型的，但绝不孤立，随便翻开报纸，这样地报道在各地都随处可见，对此，民间甚至都出了顺口溜来形容这样的投资和工程，老百姓们把这些投资和工程形容为——“只见奠基，不见竣工；只见剪彩。不见效益；只见投入。不见产出；只见投资，不见收效”。有些官员，则被民间称为“三拍干部”——“拍脑袋创意、拍胸脯决策、拍屁股走人！”。
不能不说唯GDP论的政绩观和官员提拔标准在是上面提到的由政府和官员所主导的投资活动和各项政绩工程最大的诱因，但尤其让我们担忧的是，这样的投资活动所带来的GDP增长，不仅进一步扭曲了人们对中国经济的客观认识，更为许多人提供了腐败地温床和权力寻租地机会，而后者，将从源头上瓦解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和发展信心。
各级地方政府这种以巨大地资金浪费和资源消耗为代价的低效的投资能力都不是无限制和可持久的，如前所述，在一个到处都被冰冷的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所支派制约的经济活体与经济体系当中，这种完全漠视了客观经济规律的经济活动所造成的恶果必然要有一个最后的买单者，谁是最后的买单者呢？你也许会回答是银行或是国家，银行或国家将为这些投资活动所造成的数以万亿计的坏账买单，真的是这样的吗？沉淀在中国金融系统水面下，足以把中国金融系统完全压垮的这座巨大的坏账冰山，真的可以像徐志摩的诗里面所说的一样——我轻轻的走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考虑到那些有着巨额不良贷款率的银行都是国有银行，政府必然成为最后的买单者，而政府买单的手段，只有两个，即用自己的财政信用或货币信用来填平那个数万亿的金融黑洞。政府的财政信用建立的基础是政府未来的财政收入，而政府的货币信用则是央行的货币发行权，面对如此巨大的金融黑洞，任何政府在决定用自己的财政信用来掩盖这些坏账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冒着让政府破产的风险，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国情，政府通过财政信用来填平这个黑洞的力度与帮助就非常有限，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回顾过去央行向国内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提供救助地手段，我们发现。更多的时候，政府是通过增发货币，即扩张政府货币信用的手段来注销那些金融机构数额巨大的坏账，这本质上其实是一个从老百姓手中抢钱的货币游戏，因为央行虽然开动印钞机就能造钱，但政府货币信用的扩张却是以稀释每个中国人手中或存在银行里的已有货币地货币信用为代价的，其潜在地结果。就是老百姓口中所说的“钱不值钱了”，反应到宏观经济面。带来的就是巨大的通胀压力，通过衡量金融风险的常用指标M2/GDP，我们就能感受到当今中国的通胀压力已经到了何种地步，在去年，中国的M2/GDP指标超过了200％，接近美国同一个指标地三倍，是中国经济创造出的又一个世界第一。如果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按每年15％的速度增长，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