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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是这种主张，但两个人除外，这二位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唐生智，他们的理由是南京是首都，为国际所注目，又是孙中山总理的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何以对总理的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
一句话，死守南京不是从政治军事上考虑，而只是为了面子。
那么，谁来守南京呢？没人愿意，最后，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部长官。
就任之后，唐生智向新闻记者表示：“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二件事有把握，第一、即本人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
守卫南京的部队有十余万人，其中有桂永清的教导总队、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叶肇的第六十六军、邓龙光的第八十三军和徐源泉的第二军团以及宪兵部队。
这些部队绝大多数是刚刚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残缺部队，老兵很少，新兵大都没有受过训练，许多连枪都没放过，部队消耗很大，疲惫不堪，战斗力可想而知。
但是，就是这些残军新军，面对的却是共约近五个师团及两个支队并配有大量的重武器和飞机、军舰的十数万日本军队。
不论是从兵力，还是从火力上讲，我军都处于极度劣势之中。
就在这种极度劣势之下，唐生智唐大将军展现了他大无畏的气魄，他学西楚霸王项羽，也照猫画狗，来了个破釜沉舟，命令把所有的渡轮和船只都调到长江上游地区，并禁止任何部队从下关渡江北撤，还安排胡宗南的第一军守备浦江，以武力制止任何部队由南京向北岸渡江。
而就是这一命令，后来直接导致了南京大屠杀。
唐大将军虽然下了破釜沉舟的大决心，但最后，又因为蒋委员长的一纸电令，他又改了主意，下达了撤退令。
原本是打算死守的，临时起意的撤退令一下，全军立刻崩溃。
十几万部队在夜晚中本能地一齐涌到了没有日军的挹江门和下关一带那个狭小的地带。
各个部队挤在一起，兵找不到官，官找不到兵，失去了任何建制。
这样的部队人再多也是无法继续战斗的。
一时间，在狭小的下关一带，伤兵的咒骂声，难民的哭嚎声、远处激烈的枪炮声混杂在一起溶化在冲天的火光之中……
下关一带，一片空前的混乱。
与此同时，许多不甘心待毙的官兵利用各种漂浮工具渡江北撤，有利用老百姓木床的，有利用澡盆的，有利用粪桶的，有利用芦苇的，有利用棺材的，还有个士兵挥着鞭子骑在一头老牛背上强行渡江，刚游不远，老牛一撅屁股，士兵掉在江中被江水卷走。
在唐生智下破釜沉舟令时，有的部队私藏了几百条小木船，就是这些私藏的小木船，救了这位刚刚信誓旦旦、发下豪言壮语的大将军的命。
没能渡过江的官兵们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一半做了日军的俘虏，另一半则化装为难民躲在了各个难民区中。
日寇是不留俘虏的，于是，几天之后，这批集体被俘的官兵就被日寇野蛮地屠杀了。
屠杀了俘虏之后，剩下的就是混杂在难民群中的官兵了，而在十余万难民中是无法分清谁是真正的难民，谁是化了装的难民的，于是，这帮畜生也就故意地乐于以这个借口而将所有的青壮难民统统拉出来进行“一次性处理”─屠杀。
结果，真正的官兵遭到了屠杀，真正的难民也遭到了屠杀，而就在这血腥的杀人如同杀个兔子的非理性的氛围中，大规模的抢劫、**和屠杀也就随之而发生了。
现在，要避免南京大屠杀，也为了不让某些人仅仅为了面子就置十余万将士生死于不顾，就必须釜底抽薪，让蒋介石做出弃守南京的决定。
――――
小庄机场。
韩立洪、宋哲元、吉鸿昌、方振武、燕子、梁爷等人都站在机场上，翘首仰望着蓝天。
不一会儿，在四架战斗机的护航下，一架运输机降落在了机场上。
机舱门开了，旋梯放下，总理和彭老总从运输机上走了下来。
韩立洪送给了延安两架运输机，用以在紧急情况下代步。
一般的时候，为了以防万一，只要有可能，总理乘运输机出行，这边都会派出战斗机护航。
这次也一样，接到通知之后，四架战斗机就派了出去。
每一滴汽油都是极其宝贵的，总理反对这么做，但在这件事上，韩立洪从来不听，总理也没办法。
小庄机场就是建有地下机库，一开始用以隐藏从承德抢来的那批飞机的机场，绝对隐蔽。
地下机库建有地道直通冉庄。
总理已经见识过了一些，所以并不如何惊奇，但彭老总是第一次，他难掩心中的惊奇。
众人分乘几辆吉普车，从地道直接去了冉庄。
彭老总是大军事家，见一叶而知秋，黑神军既然能修建这样一条地道，那就能修建更多类似的地道。
在彭老总眼里，这些地道别的作用他不感兴趣，他最震惊，同时也是最羡慕的是：有了这些地道，那用起兵了就真可做到用兵如神了。
这些地道最大的作用不是用于攻击，而是运兵。
想想看，大军随时可能出现在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地方，那对敌军而言，会是个什么状况？
总理和彭老总来了，韩立洪自然跟献宝似的，把好东西都拿了出来招待总理和彭老总。
虽然谁都不会在意这些，但对韩立洪而言，这是一种情感的投射，他在总理面前，就如想要孝顺父母的孩子。
吃过午饭之后，大家开始谈正事儿。
总理把太祖的判断说了出来，韩立洪听后，心里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服。
共产党里的大牛太多了，放眼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要是用“将星如雨”来形容，那这一时代必定独占鳌头。
这些大牛，很多可以说是生不逢时，因为太祖太夺目了，如果没有太祖这种超级大牛，那他们哪一个不是一方枭雄霸主之才？
但就是这些大牛，有谁不对太祖服服帖帖？之所以如此，就是太祖的见识是谁也比不了的。
最后，总理道：“立洪，主席让我来问问你们的意见。”
沉思片刻，韩立洪有了主意，他别的不行，但对整蒋委员长，那是太有心得了。
“先生，您看这样行不行……”
韩立洪说完，总理笑了。随后，总理又把朱老总建议的把日本人放进来打说了。
总理说完，韩立洪、吉鸿昌、方振武、宋哲元等人相视一笑，然后，吉鸿昌道：“周先生，我们也正研究这事呢。”顿了顿，他又道：“大当家的想了一个绝妙之极的主意……”
听吉鸿昌说完，总理和彭老总的眼珠子都瞪圆了，随后，彭老总腾地站起身来，兴奋地道：“好，太好了”
――――
彭老总、吉鸿昌、方振武和宋哲元等人研究具体的作战计划，而总理要去韩立洪的家看看。
走到外面，总理道：“立洪，谢谢你。”
总理说的谢谢自然是指韩立洪对共产党的无私帮助，韩立洪道：“先生，国民党组织力涣散，尤其是国民党的中坚是买办地主，所以我一直都认为将来领导中国的不该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
看着韩立洪，总理目光炯炯，平静地问道：“那你呢？”
沉默片刻，韩立洪道：“先生，我仔细研究过贵党的历史，我发现贵党充满激情和理想，这有利于贵党的发展壮大，但是，也容易导致意识形态的因素过于强烈从而影响到理性的决策。”
总理默然。
正文 二七六章 踏平英租界
二七六章 踏平英租界
周副主席来家，燕子是既高兴，同时又羞涩，虽然已经结婚了，但这股劲儿还是消不下去。
坐下后，韩立洪把一份文稿放到了总理面前，道：“先生，您看看这个。”
文稿的标题是《上海会战之检讨及未来战局之看法》，总理拿起文稿，翻开，一行一行，仔细看了起来。
开篇，韩立洪就提出了上海会战必要性的问题。
之所以有上海会战，起因当然是因为蒋介石及其国民党高层的疏忽，但韩立洪没有在这方面着墨，只是一笔带过，他着重讲的是上海会战本身的必要性的问题。
上一世，国民党为了开脱历史责任，抗战胜利后，借陈诚之口，在其所作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中指出了上海会战我方获得的几大好处。
第一，长江下游的工厂物资得以撤退。
第二，国际上对我之印象为之一新，也使我国在外交和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成效。
第三，打乱了日军的作战构想，强迫日军将主力转到湖沼山地间与我作战，使敌人处于不利的地形之中，从而使我军处于有利的地形之中。
第四，使华北的我军处于有利的形势之中，尤其是山西的我军有充分的准备抗击进犯的日军，使山西的日军始终不能西越黄河，而这一点，是我方战略上最大的成功。
在这部抗战总结中，陈诚说了上海会战的四大好处，但他一句没提“四大好处”是怎么取得的，他忘了上海会战中伤亡的四十万将士。
而且，就是这所谓的“四大好处”，即便是真实的，面对四十万将士的伤亡也是极其不值得的，何况，这“四大好处”没有一样经得起推敲。
第一条，长江下游的工厂物资得以撤走。
其实，为防止战争爆发后兵工厂被敌轰炸、破坏或沦于敌手，国民政府已在两年前就开始将东部沿海的兵工厂西迁或归并他厂。
至于其他的工矿企业，一来上海本就不多，二来当时黄浦江和浦东沿海一带布满了日本军舰，因此，上海的工业和物资基本撤不出来。
长江下游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京几个城市中，无非是一些纺织工业和轻工业，仅仅为了撤出这些少量的轻工业和某些军用物资而牺牲几十万人的生命，值不值得，傻子也能算得清。
第二条，国际上对我方的印象为之一新，并使我方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取得了成效。
这一点，倒是说对了，淞沪之战，使欧美各国对我国的抗日决心和部队的战斗力评价很高，但是，仅仅为了博得英美等国的称赞就不惜扔掉我几十万官兵的生命，值不值得，只有伟大的蒋委员长以及一些小小蒋委员长们认为值得。
至于我方在政治上取得了成效，也是说对了，淞沪战役之后，全国各党派、各势力、各阶层民众看到了蒋介石政府是真心要抗战的，因此，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可是，仅仅为了这一点，就必须付出我几十万官兵的生命吗？用别的方式，或用较小的代价就不能唤起全国人民和各党派势力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热情和决心吗？
第三条，打乱了日军的作战计划，迫使日军将主力转到华中湖沼山地之中使日军处于不利的地形之中，使我军处于有利的地形之中。
这种寡廉鲜耻的话也只有以蒋委员长为代表的精英们能说的出来。
第四条，使我军在山西有了充分的准备来抗击日军，使日军不能西越黄河一步，乃是我方战略上最大的成功。
这一条，其寡廉鲜耻的程度不逊于第三条。
综上所述，淞沪会战只给我国的抗战带来了一个好处和成效，这就是陈诚所说的“政治上之成效”。
但是，显而易见，要达成这种政治成效，是绝不需要四十万奋勇将士做出此种惨烈的牺牲。
韩立洪写这个开篇时是带着气写的，他气的不是蒋委员长，也不是陈诚，而是某些砖家叫兽。
其中之一，是杭州大学某历史系教授出版了一本《蒋介石传》，其论调完全是抄袭五六十年前小委员长陈诚的原创成果。
真是可悲又可耻。
在文稿中，韩立洪明确提出了我军应主动撤出上海战场，并弃守南京，同时，彻底毁掉沪宁铁路和津浦铁路，以及所有主要的公路，然后在武汉和徐州组织大会战。
在上海，日军补给方便，没有后勤压力，但战线一旦拉长，拉到徐州或者武汉，那日本就将面临极大的后勤补给压力。
如果日军进军武汉，补给线只能走长江航道，而国民政府是完全有能力截断长江航运的。
如果日军南下徐州，战场将无限广阔，那我军就可以运动战袭扰攻击日军的补给线，必将给日军以极大的牵制，分散日军相当一部分兵力。
在这一部分，韩立洪着重提出了弃守南京的问题，他指出，如果统帅部通过了守卫南京的决定，那一旦造成严重后果，谁做的决定谁就必须要负起责任，而做出这种愚蠢之极的决定的，不论是个人，还是党派，都将失去领导国家起码的资格。
接下来，韩立洪又具体分析了上海会战中存在的问题，他主要提出了…。
第一，是战术观念上的问题。
我军的战术观念陈旧、落后和官兵们不具备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