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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皇帝不但跟人民，就是跟最尊贵的大臣，也都被这种儒家最得意的杰作“朝仪”，隔开一段距离。战国时代那种君臣间面面坐立，膝盖碰着膝盖长谈的时代，不再在中国出现，帝王政体遂走进一条永不能回头的死巷。西方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君主的不同，在此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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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与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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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派用两分法把人类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君子系统，一是小人系统。这种分法本是经济的，后来发展为伦理的，后来更发展为政治的和道德的，遂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项重要武器。这武器可用下列的不同文字表达：
君子 正人耿直忠良木讷光明磊落胸襟坦荡
小人 奸邪倾险卑鄙污浊偏激挟诈任数险贼害物罔上欺下
对好喧哗取闹的宋王朝士大夫而言，人类一分为二，使他们在吵闹内斗中，可以节省不少精力。一旦掀起争论，只要立刻把自己纳入君子系统，把对方纳入小人系统，就自以为可以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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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荒唐事之濮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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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朝第四任皇帝赵受益没有儿子，于是收养他堂兄——封爵濮王的赵允让的儿子赵宗实为子。
六十年代一○六三年，赵受益逝世，赵宗实即位。于是发生我们现代人死也想不通，但当时士大夫却认为异常严重的称呼问题，即赵宗实应该称呼他亲生老爹（赵允让）什么？宰相韩琦、副宰相欧阳修主张当然称为父亲，这主张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另一派以司马光为首的大臣，根据儒家学说，主张应该称他亲生老爹（赵允让）为伯父。因为儒家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在宗法制度下，赵宗实是“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对大宗“法定父亲”（赵受益）的堂兄（赵允让），当然称为伯父。两派都拥有广大的党羽，而以司马光的党羽最多，技巧也最高；他的党羽之一的总监察官（御史中丞）贾黯，临死时特地留下遗书，请求赵宗实一定要称老爹为伯父；谘议部长（同知谏院）蔡伉，进见赵宗实时，跪下来痛哭流涕，陈述国家兴亡，就在此一称呼，赵宗实也深为蔡伉那副急来的眼泪所感动。另三位党羽：监察部主任秘书（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和监察部委员（侍御史）范纯仁、吕大防，更怒不可遏，把欧阳修、韩琦一下子就纳入小人系统，小人当然没有活的理由，于是请求把二人处斩，以谢天下。当赵宗实不接受他们的意见，而终于坚持称自己的老爹为老爹时，司马光党羽汹汹然表示，君子系统绝不跟小人系统和平共存，要求辞职。
这就是有名的“濮议”，我们可藉此对宋王朝士大夫作一综合认识：
一、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开始僵化。欧阳修、韩琦都是最顽强的保守派，只不过在父子至情上偶尔流露一点灵性，就立刻受到凶暴的待遇。
二、士大夫攻击一旦开始，人类两分法立刻登场，而所运用的表达文字，翻来覆去，都是那一套。说明他们字汇的缺乏和智慧的枯竭。
三、“濮议”是一件小事，却被认为是一件天塌了似的大事。比当时被西夏帝国连连击败，死人千万，丧师失地，还要重要。显示出士大夫已没有辨别轻重是非的能力，却勇于内斗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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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之制不可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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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帝国不成文法，皇家教师（侍讲、说书）给皇帝上课（经筵）时，一向是皇帝坐着听，而教师站着讲的。变法的前一年（一○六八年），王安石建议：儒家学派一直提倡尊师重道，应该让教师坐着讲解才是。这个建议马上遭到反击，大臣刘邠认为教师站着讲书，是祖宗所定的制度，已实行五十余年，绝不可更改。另一位大臣吕诲更有趣，他在弹劾的奏章上说：“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讲书，牺牲皇帝的尊严，以显示教师的尊严，既不知道上下之礼，也不知道君臣之份。”他要求严惩王安石这个奸邪。世界上确确实实有一种奴性非常坚定的人，使我们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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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七项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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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帝国曾提议重新划定太行山以西（山后）代州（山西代县）一带边界。皇帝赵顼命大臣们提出意见，退休宰相韩琦（即好水川战役“军中有一韩”的一韩）建议说：“我们有下列七事，触怒敌人：一、高丽王国早已脱离中国，成为辽帝国的藩属。我们却利用商人，跟它恢复旧有关系，辽帝国当然认为对它不利。二、我们用武力夺取吐蕃王国的河湟地区，辽帝国当然认为下个目标一定是它。三、我们在代州沿边大量种植榆树柳树，目的显然在阻挡辽帝国骑兵奔驰。四、我们又在国内实行保甲制度，寓兵于农，教人民战斗技能。五、黄河以北各州县，积极修筑城廓，掘深护城河渠。六、我们又设立兵工厂，制造新式武器，更新武装部队的装备。七、我们又在黄河以北重要的各州，安置三十七个将领，加强驻屯的国防军训练。以上七项，都是刺激辽帝国的措施，使他们反感。我们只有一个方法才可以使辽帝国相信我们的和平诚意，跟我们继续友好相处。那就是，立即把这些措施全部废除（跟高丽王国断绝通商，把河湟地区交还吐蕃王国，铲除沿边限制敌人骑兵深入的榆树柳树。解散保甲，停止人民军事训练。黄河以北州县城廓，随它颓塌，护城河渠也随它淤塞，停止修筑。撤销兵工厂，停止制造武器，停止更新装备，停止军队现代化。撤销黄河以北三十七将领，停止军队训练）。等到上述的七项措施全部废除之后，陛下再养民爱力，选贤与能（他跟司马光），疏远奸邪（王安石），进用忠良（他跟司马光），辽帝国自然心悦口服。”
这就是有名的“韩琦七项奏折”，于一○七四年呈给赵顼。韩琦因“濮议”一案，已被纳入小人系统，现在因反对改革的立场跟司马光他们一致，又被送回君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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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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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是当时知名度极高的士大夫，除了“濮议”使他出名外，他所主编的《资治通鉴》──从纪元前四○三年到纪元后九五九年，一部很详细的中国政治编年史，一直到二十世纪，这部大约四百万字的巨著，仍是最有价值的史籍之一。在这部巨著中，司马光要求国家领导人必须有伟大的胸襟，以采纳不悦耳的意见。他给人的印象是，如果他是国家领导人，他必如此，因为这是正确而荣誉的道路。可是，当他一旦接触到实际大权，他做不到他所要求别人的。权力像试金石，立刻使他暴露出刚愎自用的性格。当他决心撤销纵是旧党也不得不承认是最好的改革“免役法”时，苏轼再三力争不可，司马光大怒，苏轼说：“从前常听你称赞某人犯颜直谏，某人据理力争。今天你刚当宰相，就不准别人开口。”另一位大臣范纯仁（他后来也当宰相），也认为“免役法”已获得一致拥护，只不过少数权势人家不便，万不可改。司马光立刻翻脸，范纯仁说：“你如此声色俱厉，不过堵人的嘴，使人不敢开口罢了。凡事应虚心地听听大家意见，不必一定谋从己出。”但这一切不足以动摇司马光走回头路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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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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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妇女的贞操问题，尺度一向很宽。像当过短期宰相的范仲淹的母亲，在范仲淹父亲死了后，即行再嫁，没有人对她轻视。到了程颐，才开始对妇女加强迫害，订立片面的苛刻标准，即男人可以随便再娶，妇女则绝对不可以再嫁。曾有人问他：“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程颐断然说：“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理学的另一特质，那就是对于牺牲别人生命或幸福的事，无不十分慷慨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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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贤和禽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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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家认为，人类只有两种：“不是圣贤，便是禽兽。”这跟“君子”、“小人”的二分法同样严厉。圣人是一种凝固剂，主要功能在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维持既定的名份和既定的尊卑，使不作任何改变，以免名份和尊卑紊乱。这种道德法则的精神和形态，被称为“礼教”（以后又称为“名教”）。怎么样使礼教达到至善，朱熹认为关键在于“天理人欲”。天理是善，人欲是恶，所以必须尽量发扬善而摒斥恶。礼教的正常运行，是天理、是善；企图予以变革的，是人欲、是恶。一个人必须努力减少自己的欲望，减少越多，越接近圣人的境界。减少欲望最有效的方法是：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圣人们所定义的道德，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忠君爱国，除此一念外，别无他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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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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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担任浙东地区（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长（提举浙东刑狱）时，跟台州（浙江临海）州长（知台州）唐仲友争夺一位漂亮的妓女严蕊，朱熹失败（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她对满面道学的圣人，恐怕难以激起澎湃的爱情），朱熹遂攻击唐仲友奸邪，向皇帝上奏章弹劾，跟程颐对付苏轼的手段如出一辙。他们在感情激动时，都不能实践他们对人的要求，其他人当然更为困难。于是产生下列两种现象：
一，道学家在礼教甲之中，因不能忍受那种压力，往往人格分裂，成为言行不符，甚至言行恰恰相反的两面人。道学家所要求的道德，几乎全部都是外销品。
二，因为自己做不到，所以道学家往往一味要求别人在礼教甲中受苦。这种心理背景，产生一种愿望，就是对别人的责备永无止境。动不动就要求别人死，甚至即令死也不能逃脱责备。这种偏差的行为，当然引起反感。道学与反道学双方都向皇帝争取支持，反道学的一派在宰相韩领导下，获得胜利。九十年代一一九六年（已是本世纪尾声），第十五任皇帝赵扩下令，禁止道学传播，担任国立图书馆官员（秘阁修撰）的朱熹也被免职。但只禁止了六年，到下世纪○○年代一二○二年，即行解禁。但道学家却掌握着两大武器：一是教育，朱熹在私立大学白鹿洞书院当校长，学生遂成为道学的主要传播者；另一是考试，国家考试大权始终握在道学家之手，它只录取赞扬道学的人，知识分子遂大批被引到他们指定的道路上。
在这个庞然而坚固的道学思想指导原则下，寡妇被迫活活饿死，也不许再嫁。音乐、戏剧、绘画，一律成为坏人心术的毒品，逐渐被轻视。作诗也属于堕落行为，因为不专心便作不好，专心则就没有时间思念道德和忠君爱国的大事了。其他文学作品，如小说、散文之类，看一眼都是罪过。只有低贱的人才去从事体力劳动，圣人系统和准圣人系统──道学家，则必须全神贯注于道德，和道德基础上的“治国”、“平天下”。人们连走路都要有一定姿态，奔跑和急促的步子，都是轻浮下贱。服从传统权威、崇拜古人古事、崇拜祖先，都是最高贵的善。任何改变和抗拒的念头，都是邪恶，必须在念头一起时就予以无情克制。任何发明创造，更都是专门取悦小人和女人的奇技淫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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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礼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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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代一五二一年，朱厚照结束他烂污的一生，没有儿子，由他的堂弟朱厚熜继位。因为朱厚熜是以亲王的身份入承大统，于是发生著名的“大礼议”事件。
大礼议事件是十一世纪宋王朝濮议事件的翻版，不过濮议时代，儒家中的理学学派还没有兴起，而本世纪（十六）理学正在兴隆，所以也特别热闹和特别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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