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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而步趋于庭除之间，自无弗能矣。既已能步趋于庭除之间，则不必更使之扶墙傍壁而学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无弗能矣。然学起立移步，便是学步趋庭除之始，学步趋庭除，便是学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功夫之难易则相去悬绝矣。
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则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阶级，不可躐等而能也。细观文蔚之论，其意以恐尽心、知天者，废却存心、修身之功，而反为尽心、知天之病。是盖为圣人忧功夫之或间断，而不知为自己忧功夫之未真切也。吾侪用工，却须专心致志，在“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尽心、知天功夫始。正如学期起立移步，便是学奔走千里之始。吾方自虑其不能起立移步，而岂遽其不能奔走千里，又况为奔走千里者而虑其或遗忘于起立移步之习哉？
文蔚识见本自超绝迈往，而所论云然者，亦是未能脱去旧时解说文义之习，是为此三段书，分疏比合，以求融会贯通，而自添许多意见缠绕，反使用功不专一也。近时悬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见正有此病，最能耽误人，不可不涤除耳。
【译文】
关于“尽心”等三个方面（参见《徐爱录》有关内容），我曾用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来解说，已经明白无疑了。尽心、知性、知天的人，就没有必要再说存心、养性、事天了，也没有必要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而存心、养性与“修身以俟”的功夫已经包含在其中了。存心、养性、事天的人，虽然还没到尽心、知天的地步，但已经下了尽心、知天的工夫，因此也更没必要再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因为“夭寿不二，修身以俟”的功夫已在存心、养性、事天之中了。
比如说走路，尽心、知天的人，就好比年轻力壮的人，有能力千里驰驱；存心、事天的人，就好比儿童，仅能在院子中学习走路；“夭寿不二，修身以俟”的人，就好比是襁褓中的婴儿，只能做到扶墙站立，开始学习迈步。既然已经能千里驰驱，就不必再在庭院中学习走路了，因为在庭院中走路自然没问题；既然已经能在庭院中学习走路，就没必要学习扶墙站立，学习迈步，站立迈步这点事儿对他来说还算事儿吗？但也要知道，学站立迈步是在庭院里学习走路的开始；在庭院里学习走路，是千里驰驱的基础。这些都不是毫不搭界的两件事，只是功夫的难易程度相差悬殊罢了。
心、性、天，三者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等到这三种人都能知晓、成功行道了，那么结果是相同的。但是，这三种人的人品、才智是有等级差别的，不能超越等级而行动。我仔细思考你的观点，你的意思是担心尽心、知天的人，会因摒弃了存心、修身的功夫，相反会对尽心、知天有所损害。这是担心圣人的功夫会有间断，却不知担心自己的功夫尚不真切。我们这类人用功，一定要专心致志地在“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上用功，只有这样才是下尽心、知天的功夫的开始。正如学习站立迈步是驰驱潜力的开始和基础一样。我才考虑他能不能站立迈步，又怎么会担心不能千里驰骋呢？又何必去为千里驰驱的人担忧忘了站立迈步呢？
你的见识原本就超凡脱俗，而从你所说的话来看，也还是没有摆脱以前人们解说文章的习气，所以你才把知天、事天、夭寿不二分作三部分，进行分析、综合、比较，以求融会贯通，自添了许多讲说不通的缠绕，反倒使自己用功不专一了。近来，那些凭空去做勿忘勿助的人，他们的观点正是犯了这个毛病，这可是最耽误人的，不能不彻底涤除干净。
【解读】
良知作为本体，包含着无尽的意蕴。主体对良知的体认和理解则是以一定阶段所达到的认识能力和知识背景为前提。由此达到的体悟又构成了新的致知背景。王阳明将主体在致知过程中的境界区分为三重，这三重当然并非彼此悬隔，而是展开为一个前后相继由今日到明日的演进过程，但其间又有层次的不同，致知功夫只能循序而进，不能超越阶段。
第14章 至当归一
【原典】
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一节，至当归一，更无可疑。此便是文蔚曾著实用功，然后能为此言。此本不是险僻难见的道理，人或意见不同者，还是良知尚有纤翳潜伏。若除去此纤翳，即自无不洞然矣。
已作书后，移卧檐间，偶遇无事，遂复答此。文蔚之学，既已得其大者，此等处久当释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但承相爱之厚，千里差人远及，谆谆下问，而竟虚来意，又自不能已于言也。然直戆烦缕已什，恃在信爱，当不为罪。唯浚处及谦之、崇一处，各得转录一通寄视之，尤承一体之好也。
【译文】
你谈到“尊德性而道问学”这段，认为其间是恰当统一的，再无可疑之处。这是你踏实用功之后才能说出来的话。这本不是什么生僻难懂的道理，有的人之所以有不同意见，还是因为他们的良知中有纤尘潜伏。如果除去这些纤尘，那么自然没有不豁然开朗的。
写完回信后，我让人把我移到屋檐下，在这里躺着恰好没别的事，就又写了几句。你的学问已将关键问题抓住了，所提问题等到时间长了自然会弄明白的，本来我没有必要解释得如此之细。但承蒙你的厚爱，不远千里差人远来，殷殷下问，为了不辜负你的一片心意，我不得不说。然而我太愚直琐碎，倚仗你对我的厚爱，应该不会怪罪我吧。我这一封信请转录几份，分别寄给唯浚（陈九川）还有谦之（邹守益）、崇一（欧阳德）等人，尤承一体之好。
【解读】
这是王阳明写给聂豹的第二封信的结尾。在这里，阳明先生再次指出，“尊德性而道问学”至当归一；良知本是清澈的，然而纤尘潜伏使它变得昏暗，只要除去这些纤尘，就豁然开朗了。
第七卷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贵在引导
为了传播和推广其哲学思想，王阳明三十四岁起讲学，直到五十七岁逝世，从未脱离过教育活动。他提出的一些教学理论，对后人不无启发意义，在此文和《教约》等文中，王阳明对儿童教育就提出过一些积极的意见。
正德十三年（1518年），平定江西的动乱后，王阳明得胜班师。此文是临行前为晓谕赣南各县父老乡亲，兴立学社而颁布的文告。刘伯颂，生平不详。
【原典】
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唯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泳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麤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
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唯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
凡吾所以教，其意实在于此。恐时俗不察，视以为迂，且吾亦将去，故特叮咛以告。尔诸教读，其务体吾意，永以为训；毋辄因时俗之言，改废其绳墨，庶成“蒙以养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译文】
古时候的教育，教的是人伦道德。后世背诵词章的风气兴起后，三王时代的教化就消失了。现在教育儿童，只应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至于培养的具体方法，则应当用适宜的诗歌来激发他们的志向与兴趣；引导他们学习礼仪，使他们的仪表威严；教导他们读书，以开发他们的智力。可现在的人往往认为学习诗歌、礼仪不是当务之急，这都是庸俗鄙薄的见识，他们这些人怎么能明白古人推行教育的本意呢？
一般说来，儿童的情趣是喜爱玩耍而害怕拘束，就像草木刚开始发芽，让它舒畅地生长，就能迅速发育，以致枝繁叶茂；如果摧残压抑它，就会很快枯萎。现在教育孩子，一定要使他们欢欣鼓舞，内心愉悦，那么他们的进步就变成了不由自主、自然而然的了。就好比春风化雨，滋养花木，花木没有不萌芽发育的，它们自然能日新月异；而如果是冰盖雪披，花叶零落，自然生机不再，日渐枯萎了。所以凡是通过适宜的诗歌形式来引导孩子们的，不仅能诱发他们的志向和兴趣，而且也能把他们蹦跳、吵闹的倾向宣泄在唱歌、吟诗上，同时在音律中抒发他们心中的郁结和不快。引导他们学习礼仪，不仅能使他们的仪表威严，而且还可以使他们在揖让叩拜中活动血脉，强筋健骨。教导他们读书，不仅能开发他们的智力，而且也使他们在反复思索中存养他们的本心，在抑扬顿挫的朗诵中弘扬他们的志向。所有这些都是顺应他们的天性，引导他们的志向，调理他们的性情，通过潜移默化，消除他们的鄙吝和愚顽。这样使他们逐渐符合礼仪但不感到难受，性情在不知不觉中达到了中正平和。这才是先人设立教育的本意所在。
像现在训导启蒙儿童，每天只是一味地督促他们的句读功课，只是严格管束他们的行动却不知道用礼仪来引导，只知道要求他们聪明却不知道培养他们的善心，鞭打绳捆，就像对待囚犯。他们把学堂看做是监狱而不愿意进去，把老师看做是强盗和仇人而不愿意见到，于是，他们偷偷摸摸、躲躲藏藏地嬉戏玩闹，偷奸耍滑、使诡使诈地肆意顽劣，变得庸俗鄙陋，日益堕落。这是驱使他们作恶却又要求他们向善，两者只会抵触，岂能行得通？
我的教育理念，本意就在这里。我忧虑世人不理解，认为我很迂腐，况且我就要离开了，所以特别加以叮嘱。你们这些教师，务必要体察我的用意，永远遵守，不要因为世俗言论而更改废弃我的规矩，这一切也许能起到“蒙以养正”的功效。切记切记！
【解读】
王阳明十分重视儿童教育，这是阳明先生关于教育要顺乎孩子天性的精辟论述，几百年前教育大师的教育思想、教育论断，与当今我们极力推崇提倡的“人本主义”教育观、“儿童中心”观有着惊人的相似。可见阳明先生的非凡与卓越。
第八卷 教约——神而明之
这一节和上一节《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都是南大吉所录。南大吉字元善，号瑞泉，陕西渭南人，是把王学传入关中之第一人。南大吉对阳明的《传习录》推尊有加，在浙江绍兴刻《传习录》分上、下两册，他刻《传习录》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因当时朝廷贬抑王学，大吉为了“以身明道”，顶着极大压力，校订并续刻该书，颇有功于王学。这一点前面的《钱德洪序》中有交代。
【原典】
每日清晨，诸生参揖毕，教读以次。遍询诸生：在家所以爱亲敬长之心，得无懈忽，未能真切否？温清定省之仪，得无亏缺，未能实践否？往来街衢，步趋礼节，得无放荡，未能谨饬否？一应言行心术，得无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笃敬否？诸童子务要各以实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教读复随时就事，曲加诲谕开发，然后各退就席肄业。
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
凡习礼，需要澄心肃虑，审其仪节，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怍，毋径而野。从容而不失之迂缓，修谨而不失之拘局。久则礼貌习熟，德性坚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诗。每间一日，则轮一班习礼，其余皆就席，敛容肃观。习礼之日，免其课仿。每十日则总四班递习于本学，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