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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田壮一生下来，就没见过父亲。
张香兰怀上田壮三个月时，田壮的父亲便去了朝鲜。那时的朝鲜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父亲是第二批开赴朝鲜前线的志愿军。父亲那时是名排长。
田壮出生以后，母亲曾写信告诉过父亲。父亲只来得及回了一封信，信中给田壮起了一个名字。这是父亲的最后一封信，也是留给田壮的惟一一份礼物。父亲在一次争夺三八线的拉锯战中被俘了，同时被俘的还有高聋子，后来高聋子在交换战俘时回国了，父亲却神秘地失踪了。
父亲的部队到了朝鲜一年以后，战争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激烈了，已经打到了第五次战役，双方已围绕停战事宜打打停停。
那是一个秋天的晚上，父亲接到了命令，连夜插到三八线以南敌人的后面去。几天前在拉锯战中，父亲那个营在东线把主峰阵地丢了，他们这次要把阵地夺回来，正面进攻无疑会有许多困难，他们只能先钻到敌人的眼皮底下，天亮的时候，配合正面部队，打敌人个措手不及。父亲那个排便连夜出发了。那夜无风，也没有星星，整个世界静极了。他们怕暴露目标，几乎是在爬行，大约到半夜的时候，他们终于接近了敌人的主峰阵地。
主峰阵地上敌人燃起了许多堆篝火，三三两两的敌人站在篝火旁警戒着。主峰阵地以南是座小山头，山头不大也不高，以前这座小山头也被双方反复争夺过，到处是弹坑，被烧焦的土地裸露着，有两棵被烧糊的老榆树的枝干仍矗在阵地上。
父亲的部队便摸到了这座山头上，这座小山头离敌人的主峰阵地近在咫尺，他们已经清晰地看见了主峰阵地上敌人的一举一动，如果打一个冲锋，不会超过五分钟便能冲上敌人的主锋阵地。
部队出发前就和主力部队相互约好，在天亮前夺回主峰高地，以一颗绿色信号弹为攻击信号。
父亲的部队摸到了敌人的鼻子底下，他们甚至都能听见敌人沉睡中的鼾声，还有敌人起夜时的撒尿声。哨兵鬼影似的围着火堆转来转去。父亲的部队趴在阵地上，等待着那颗绿色信号弹的升起。
在等待的时间里，时间过得很快，也过得很慢，在等待中天就麻麻亮了。
在这期问，正面主攻部队也做好了攻击准备，数十门大炮瞄准了主峰阵地，几个连的兵力分布在主峰阵地的两翼，他们都在等待着那颗绿色信号弹的升起。
可就在部队准备攻击的那一刻，团指挥所突然接到上级指示：取消这次进攻。后来人们才知道，双方正在准备新的一轮和谈，和谈前双方签订了暂时停火的协议。
在这种时候，部队再通知父亲的部队撤出阵地已经不可能了，别说派人去通知，就是从敌人眼皮底下跑过一只兔子也会被敌人发现。
父亲的部队不知道这些，他和全排的战士们正焦急地等待着进攻。这时天就亮了，阵地上仍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息。父亲觉得有些不妙，他叫过身旁一名战士，让他无论如何摸到大部队那边去，问一问发生了什么，战士领命走了，这个人就是后来当了厂长的老莫。老莫刚走，天就彻底亮了，敌人很容易就发现了他们身后阵地上埋伏着的部队。
敌人在这之前，也接到了双方停火的命令，但协议上签的是指正面部队不再相互进攻，而此时父亲的部队已经绕到了敌人的后面，这就给敌人留了个借口。自己这是在制止一场内部骚乱，与志愿军没有关系。
父亲和他的部队清晰地看见敌人的枪口一起冲向了自己，他们从山头冲下来足有两个排的兵力，分两翼向父亲的阵地包围而来。父亲此时已清醒地认识到，只能做最后一拼了。他喊了一声：打！
部队就开火了。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战斗很快就分出了优劣，只一个回合，部队便死伤过半。高聋子就是在那场战斗中被震聋，最后又被炮弹炸去了一条腿。
高聋子那时是二班长，一个回合下来，他的周围只剩下了几个人。高聋子意识到，此时的情况一定是发生了变化，只能突围了。他喊叫着冲到父亲面前，他攥住了父亲正在射击的手，他说：排长，突围吧，冲出一个算一个。
父亲也知道这样硬打是不行的，可冲出去又谈何容易。父亲正犹豫间，敌人已缩小了包围圈。高聋子一把推开父亲道：排长你带着战士们冲，我掩护。
说完，他抓起一挺轻机枪，把身体掩在那棵焦糊的老榆树后，疯狂地向敌人射击。父亲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细想了，他冲还剩下的十几名战士喊了一声：冲出去。
战士们便奋不顾身地向敌人冲去，很快两伙人便扭打在一起。
高聋子的机枪仍拼命地叫着，这时有一颗炮弹落在高聋子身旁，那棵老榆树被炸断半截，高聋子便什么也听不见了，满耳里都是轰鸣一片，他仍在射击着，又一颗炮弹落下来，在一股气浪中，高聋子失去了知觉。
当高聋子清醒过来之后，他发现自己和排长，还有几名战士已经成了敌人的俘虏，被关在敌人后方的战俘营里。
高聋子还看见自己的右腿没有了，腿草草地被敌人包扎了一下。
高聋子就痛彻地喊了一声：排长，我们完了：
父亲发现高聋子醒了，他一把抱住高聋子说：二班长，我们没有完，我们还会回去的。
高聋子什么也没有听见，他的耳畔轰鸣一片。
十天以后，双方谈判再一次破裂。敌人的主峰阵地在激战了一天一夜后，终于被我军占领。
这一切高聋子不知道，父亲也不知道。高聋子被当做战俘交换回国后，他听老莫告诉他的。
老莫那一天摸回大部队阵地，奇迹般地竟没有被敌人发现。因为老莫刚离开阵地，敌人就发现了他们，敌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他们身上。老莫找到了主力部队。老莫是惟一一名完好无损地冲出去的人。
有关父亲的这一切，都是高聋子讲给田壮的。
田壮到现在仍然说不清父亲是死是活，是英雄还是狗熊。父亲是个谜。
5
白晔对这位伟人的去世，心里竟出奇地平静，她自己都为这种平静而深深地惊骇了。她和陈平从郊外回来，他们刚走进城里便听见了那哀乐，哀乐响遍了整个城市。
陈平愣住了，她也惊愣片刻。
她说：谁又死了？
陈平军帽被抢，心里的气不顺，陈平说：谁爱死谁死，我不会放过那些王八蛋。
接下来他们就听见了那讣告。
是毛主席。陈平的脸就白了。
是他，是毛主席。她极为平静地说，那神情似乎早就知道这消息似的。
陈平就说：坏了，坏了。
白晔说：你去找军帽吧，叫上田壮他们一起帮你去找，也许能找到。
毛主席死了，还找啥军帽。陈平的脸依旧白着。
北京离咱们远着呢，人不早晚要死么，死了又怕啥。白晔这么说，仍平静地望着陈平。
白晔的情绪无疑影响了陈平，陈平就想了一会儿说：那我就去找军帽了。
你去吧。她说。
陈平就走了，她独自回到了家里。
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家和陈平是邻居。这么多年了，是陈平的父母养着她。以前，陈平的父母和自己的父母都是同事，后来自己的父母相继去了，父亲临去时，把她托付给了同事陈老师夫妇。
那是几年前的事了。父母前后扔下她而去，是因为她姥姥。她姥姥是个俄国人，那是解放前的事，白晔的外公是个商人，在北方的边境上做皮毛生意。那时出入边境还很容易，外公有一支马队，他经常带着马队出入于苏联和牡丹江之间。那时，外公有许多苏联朋友，后来外公就娶了个苏联女人。这女人就是白晔的姥姥。姥姥是一个商人的女儿。
外公娶了姥姥没多久，便生下了白晔的母亲。外公把姥姥和刚出生的女儿安顿在黑龙江畔的一个小村里，自己仍在边境做生意。那时中国很不太平，先是日本人，后来是国民党，战争连着战争，聪明的外公把大部分资产都投放到了苏联，以他自己的名义，在莫斯科开了好几家经营皮毛的商店。
后来就解放了，解放以后，外公便不再做生意了。他带着苏联女人和女儿搬到了城里，那时，他仍隔三差五地跑到苏联去照看他的生意。那时，两国人民和政府空前绝后地友好，苏联专家们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专家们遍布在中国各条重要战线上，帮助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
那时外公很吃香，他沾了姥姥的光，因为姥姥是苏联人，且有众多有钱有势的亲戚仍在苏联，外公那时差不多已经成了中苏友好使者，三天两头地往返于中国和苏联之间。
人们对苏联老大哥既亲近又崇敬，有歌谣为证：
苏联老大哥，
挣钱挣得多。
买个收音机，
还剩二百多……
在这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中，白晔母亲大学毕业，并且恋爱了。白晔母亲这位中苏合作的女儿，几乎集中了所有中、苏两个民族的优点，金色的卷发，黑亮的眼睛，苗条的身材，她每到一处，几乎成了所有男人目光的众矢之的。
很快走近她并征服她的是中文系的才子——白诗人。白诗人不仅英俊，而且会写诗，那时被人们公认为中国的小普希金。白诗人最擅长的就是写情诗。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白诗人为白晔母亲写了许多既浪漫而又温情的诗。这位中、苏合作的女儿被深深地打动了，她很快坚定不移地爱上了白诗人，并且很快在初春校园内的白桦林里把自己献给了白诗人。当爱情之火燃亮他们整个生命的时候，一件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苏联人撤走了大批专家，各条战线火热的生产一下子冷清了下来。
白晔的外公，这位聪明的商人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政治风云，他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不可久留了，要发展只能去往苏联。他虽然祖祖辈辈生活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但他还是下定决心告别这块土地，到他国谋求生路。他的这种想法和白晔的姥姥、地道的苏联女人一拍即合。白晔的姥姥虽身在中国，心却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苏联，那里不仅有她的亲人，还有她的文化，以及她的一切，在中国生活这么多年，她并没有把中国当成真正的家，而是一个客栈。
接下来，俩人便向中、苏合作的女儿摊牌了。他们万万没有料到女儿坚决不同意，这里不仅是生她养她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这里还有她炽热忘我的爱情。女儿的意愿坚定如山，白晔的外公，姥姥只能用泪眼向女儿告别了。在他们动身前往苏联前，二位老人仓促而隆重地为女儿举办了婚礼。他们看着女儿已经有了一个美好的归宿，心事重重地搭上了开往苏联的最后一次班机。中、苏合作的女儿，从此成了他们日后数年撕心裂肺的牵挂。
那时白诗人和白晔的母亲已经成为新中国的人民教师了。他们被同时分到一所学校里，白诗人教语文，白晔母亲教音乐。
刚开始的时候，校园里普希金的抒情诗伴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充满了整个校园。很快这一切便销声匿迹了。接下来，白晔出生了，白晔的哭声给父母带来了新的惊喜和歌声。他们日渐淡下去的生活，又有了新的内容和美好憧憬。
那些日子，白晔母亲经常被校方召去开会，让她一次又一次交待其母亲和父亲的情况。每次被召去开会，白晔母亲的心情都很不好，那时白晔母亲三十出头，中、苏合作的少妇楚楚动人，她经常大胆地穿着布拉基在校园里出入，修长而又丰腴的腿在裙裾下若隐若现。上大学时，她学的是舞蹈和音乐，天生优美的形体，和内在的气质，使她卓尔不群。每次她被召去开会，教导主任那双露骨的眼睛总是死死地盯住她的要害部位，恨不能用目光把她的衣服剥光，她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目光。她更害怕和教导主任单独呆在一个屋子里，那时的教导主任总以和她谈话为名，坐在离她很近的地方，去握她的手，甚至摸她的脸。她嗅到了教导主任满嘴的烟臭和大蒜气味，令她作呕。每次回到家里，她总是把被教导主任碰过的地方洗了又洗。
白晔一天天地大了，白晔唱着歌儿上学了，外面许多的不如意，都被女儿的歌声和欢笑冲淡了。他们一家早已和远在苏联的亲人断了音讯，白晔的父母想，把这一切都交待清楚就会平静的。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更为严峻的政治风暴在等待着他们。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教导主任身先士卒率先贴了一张校长和书记的大字报，一夜之间校长和书记便成了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也是一夜之间，教导主任成了校长兼书记。那些日子校园内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当然有很多是有关白晔母亲的，这位中、苏合作的漂亮女人理所当然地成了隐藏的特务。
校长兼书记刚开始并没有想把事情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