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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抱怨归抱怨，如果强制实行也未必行不通，要知道马六甲海峡不但是东亚国家的经贸交通孔道，每天有超过两百艘船只通过；它更是东北亚国家的石油生命线，如日本韩国每年有超过80％以上的进口原油，均得经其而过。而绕道印尼的龙目海峡，便要多走一千多公里的海路，成本核算下来，未必合适。关键还是马六甲海峡的治安和航道情况，南洋联邦为此是准备下大力气治理的。因为马六甲海峡的畅通，对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那里的港口和船坞也是穿越马六甲海峡船只最好的停息地。
正因为牵涉太多，要求对马六甲海峡使用者分担费用或课征通行费的问题便显得复杂，也一直是黄历着重要解决的，只是奥运会开幕在即，一切问题都在可行性研究之中，具体的政策还要在奥运会之后决定。
对于黄历的婉拒，约翰逊也并不意外，包括南洋联邦在内的东南亚国家一直极力保持该地区的战略平衡，希望与各大国保持平衡外交，避免让任何一个大国占有压倒性优势。而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战略意义，东南亚国家不会不知道，让美国进来，必然会引起周边其他大国的紧张，该地区的战略平衡必然会被打破，这些国家自然不会这样做。
当然，约翰逊此次出访的主要目的也不在此，中国的激进使美国人很担心东南亚地区的安全，他主要是来给相关国家打气壮胆的。而且南洋联邦和越南王国对他的接待是高规格的，这让他感到很满意。
同时，他也看到了南洋联邦确实有实力充当本地区的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基石，越南王国也已经在南洋联邦的帮助和美国的援助下，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军队建设也很见成效。而南洋联邦显然正在全力进行筹办奥运会的工作，特别是总统黄历，亲自陪同他参观了竣工的奥运场馆，并再三询问美国为奥运会发射通信卫星的具体事宜。
对于通信卫星的巨大用途，约翰逊显然没有黄历了解得多，更没那么心急。但对于黄历的催问，他也只好表示会过问此事，加快发射卫星的进程，争取在奥运会之前发射成功。
这个家伙就要上位了，他的手上也沾着肯尼迪的血。黄历对约翰逊态度亲近，但内心里却是另外一种想法。肯尼迪是肯定要死的，他不准备插手，可能插手也不管用，只不过会让肯尼迪多活一段时间而已。而事情一旦曝光，南洋联邦和他自然会成为那些欲置肯尼迪于死地，或者能在肯尼迪死后获益的集团的嫉恨。光是一个共济会，黄历就觉得很头痛，那可是一个能量极其巨大的组织。
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美联储是完全被与共济会关系密切的私人银行所控制，政府在美联储占有的股份是零，美国政府根本没有货币发行权（不象英国的私人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政府还始终保持20％的股份）。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有一个被猜测的原因便是他极力主张白银的货币本位，使政府拥有或主导货币发行权。而千方百计妖魔化黄金白银，最终彻底废除金银的货币地位，这正是国际银行家们所梦寐以求的。肯尼迪的这一举措，无疑触犯了国际银行家们也就是共济会主要成员的核心利益，除掉肯尼迪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
现在除了黄历以外，可能还没有人认识到军事战争和金融战争同样是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搏杀，如果说军事战争是常规战，那么金融战争就是可怕的核战争。这一点已被无数事实证明：从十九世纪做空英镑，到美国的几次经济大萧条，再到前苏联的解体，从日本接受《广场协议》重创其国内经济，时至今日尚难以恢复元气，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无一不是国际金融寡头们一手策划的杰作。
国际银行巨头罗斯柴尔德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我只要掌握货币发行权，而不在乎谁制订法律”。对于这些国际银行“卡特尔”的影响和威胁，黄历从来也不敢掉以轻心，所以，南洋联邦在资本上的开放程度远较其他行业低，黄历的经济顾问们也时常要为他所提出的设想进行分析研究，以便向他提供研究的成果。而黄金如果与美元脱钩后将造成何种影响，以及南洋联邦的应对，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未雨绸缪，黄历的担心不无道理，对共济会的警惕和反感也是必要的。在经济援助中已经逐渐确立了南元在亚共体国家中的地位，秘密地购进黄金，作好与美元脱钩的经济准备，在金融市场上谨慎小心，无疑将使南洋联邦抗击金融风险的能力不断得到提升。
约翰逊带着得到尊重的畅快心情走了，黄历则看着他的背影，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冷笑。美国的肯尼迪也好，苏联的赫鲁晓夫也罢，死便死了，下台便下台，地球还不是照样转。对于他们，黄历已经决定冷眼旁观，有他们在，对南洋联邦说不上有什么好处，他们的失败，对南洋联邦也没有什么损失。既然如此，也何必要去管呢？国家利益，这才是一个衡量国家领导人行为的标准，黄历对此遵循得无可挑剔。
第289章 强国之阶
这是一个科学技术和创新突破崭露头角的时代，柯达公司开始出售快速自动摄影机；拉罗依德公司研制出了彩色胶卷；聚乙烯已经出现；南洋联邦生产出的新汽车的特色是漂亮的斜顶后窗——所谓的“斜背式”，鲸鱼型汽车上的斜顶后面特别惹人注目；许多此后将会普及的科技产品也陆续研制出来，例如贝尔实验室的视频电话和计算机调制解调器，以及IBM展示了以最大投资、冒最大风险开发的“系统360”计算机。这是五种强大计算机的组合系列，在同一操作系统下运行，并使用兼容的存储器、打印机等四十四个外围设备，让每秒百万次运算成为可能。
“系统360”是为阿波罗登月计划专门做计算用的，但黄历知道它将成为现代电脑发展的重要源头和根脉。他一方面寻求向IBM公司投资入股，冀求与其共同研制开发计算机系统；一方面斥资引进“系统360”，并拨款给科研机构，大力开展计算机的研究。同时，南洋联邦的朝阳化工厂在政府的贷款支持下，购买了加拿大杜邦公司的溶液法专利，开始进行高、低密度聚乙烯的工业化生产。
外界对南洋联邦的发展赞誉有加，但对很多南洋联邦的大手笔投入也感到困惑不解。而对于南洋联邦的民众来说，生活中发生的变化却是得到亲身感受的。从五五年开始，家用“三大神器”的名单已经由手表、自行车、收音机变成了黑白电视机、摩托车、洗衣机。而进入到六二年，“三大神器”已经不够用了，拥有电视机、洗衣机、冰箱、固定电话成为了富裕家庭的标准，而政府内定的目标则是在七零年使彩电、空调、汽车成为新的“三大神器”。
与爱立信合作的南洋联邦电信公司在六二年就推出了每个用户的初装费为三百南元，每个用户每年缴纳三十南元作运作费用的优惠政策，以惊人的速度开始扩展业务。这些费用加在一起相当于当时人均月工资的三分之二，是大多数居民能够承受的经济限度。到六三年年底，安装固定电话的家庭已经达到了总家庭数的百分之十点五，并且这个数字还在迅速增长中。
而南洋联邦的农业在一九六三年生产的食物比一九四五年翻了两番，当然，这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新增加的领土。但全国农业劳动所需要的工作时间从两千万小时减至一千二百万小时，住在城市和城市近郊区的人口数量到一九六四年时首次超过了农业人口。
当时间进入一九六四年，当美国人还在为肯尼迪遇刺的幕后故事进行各种各样的猜想时，当南洋联邦正式进入了奥运倒计时，当黑白电视几乎成为所有大中型宾馆旅店的标准设备时（彩色电视当时还是一种新奇玩艺儿），标志着南洋联邦已经迈进了电气时代。而南洋联邦总统府的电话号码从“8—1818”改为459—1818，则标志着数码取得的又一次胜利。
时间的推进是发生这些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谁还能记得父辈口中四十年代的艰难生活？谁还把祖先在海外打拼的痛苦经历记在心上？海路畅通无比，可人们却开始为了舒适和快捷而选择乘坐飞机；随着高等级公路的不断延伸，短途交通的百分之三十都开始依靠汽车，而不是铁路。
衡量繁荣的长远影响的最好场所是教室。著名学者爱德华·丹尼森在其对南洋联邦经济发展的全面研究中，把教育看作有助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从四五年婆罗洲获得解放到黄历的总统末期，南洋联邦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增加了十倍。这一情况在社会学方面的含义是无法估量的。
一九四八年时，适龄的南洋联邦青年只有百分之三能进入高等院校肄业。一九五七年时，这个数字为百分之十二；在黄历卸任总统时，已经达到了为百分之二十六。
而据爱德华·丹尼森计算，照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到七十年代末期，南洋联邦约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将进入中产阶级。事实上，爱德华·丹尼森的计算还是估低了。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在世界局势缓和的大前提下，在长期的投入资金和技术积累推动下，南洋联邦的经济实现了腾飞，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便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
一九六四年，黄历在坤甸大学作的演讲中说道：“在今天的世界上最大的新闻是变革，在流动性日益加剧的南洋联邦社会，这种现象会越来越明显……”是的，战后出生的一代人已经成长为青年，他们接受过教育，感受到了日益多样化的信息，思想更为活跃，行动更为积极，而且不象他们的父辈那样保守恋家。这从坤甸大学生毕业后的选择上便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因为他们普遍相信在婆罗洲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所以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向婆罗洲的用人单位投递简历。
一个驻南洋联邦的欧洲国家的外交官曾对南洋联邦的“经济奇迹”感到吃惊，有些数字足以说明这一点，现在南洋联邦的百万富翁有将近一万人——而五十年代初期只有三千人，而且这个数字现在正以每年五百人的速度在增长。在一九六四年，南洋联邦的国民生产总值略逊于同样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者为一千亿元，后者为一千二百二十亿元。但考虑到人口数量的差异，南洋联邦的成就依然放射出炫目的光彩。
但黄历并不敢骄傲自满，相对于庞然大物——美国来说，南洋联邦在经济上还是弱小的。仅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年销售额就达一百七十亿元。几乎等于南洋联邦国民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仅仅美国在六十年代最初四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部分就大于南洋联邦一九六四年一年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美国的百万富翁有九万多人，而且每年以五千人的规模在增长……
是的，美国经济已变得如此庞大，使人几乎无法想像。黄历对此只能继续努力，并把超越美国的梦想留给下一任总统。再有八到十年，享受生育鼓励的一代人才能进入社会，才能为南洋联邦提供充足的、持续的发展动力。
而值得一提的是，黄历在一九六三年终于批准了试爆原子弹的文件。作为在奥运会前展示综合国力的一项举措，原子弹的试爆于一九六三年十月在几内亚岛北方一千余公里的一座无人小岛上进行的。
作为南洋联邦的“原子弹之父”，杨承邦教授描述了当时核爆试验的场景，“总统先生立在甲板上，与特别国务卿钟可萍女士在谈笑着，但一些微小的举动能够让人看出他的紧张，而钟可萍女士倒显得很从容。是的，外界经过很多事情普遍有过这样的判断，那就是钟可萍女士在黄总统在场的时候，都显得相当的自信，或许是黄总统的睿智和英明是她信心的来源……”
“凌晨三时四十分，天气有些阴沉，但没有暴风雨的迹象。总统先生戴上了护目镜，军舰上升起了旗号，标志着导弹进入了发射程序。接下来便是紧张而漫长的等待……凌晨四时零五秒，天边出现了一次‘日出’，那是一轮巨大的绿色超级太阳，在不到一秒钟内，就升到八千多英尺的高度，愈升愈高，直抵云层，光亮刺目，把大地与周围照得通明。一个直径大约一英里的巨大火球住上升去，颜色不断变化，在一眨眼之间那绿色变得非常奇特，象人们只有在日全食时才能看到的日冕一样。位佛地球张了口，苍天裂开来……”
“千日齐观，照耀中天；大我之光，辉煌若此。夺一切之死神乃我。”黄历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南洋联邦迈入了核俱乐部，为亚共体国家撑起了一把核保护伞，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太阳也不能望其项背啊！”钟可萍感叹着�